宋代元旦朝会时，乐队奏《乾安乐》，百官向皇帝祝寿，行舞蹈之礼，并要多次跪拜。朝贺毕，皇帝赐宴，并赐群臣幡胜等物，元代元旦朝贺时要唱汉族传统的《椒花颂》，共饮柏叶酒，以祝长寿。贺毕赐御宴，并赐百官带花以示欢庆。宴毕，百官“与人相贺”，“赠与手帕”[128]。在民间，元旦“士庶自早互相庆贺”[129]，“往来拜节”[130]。宋代士人也有不亲临拜贺，而投刺相贺者。周焊《清波杂志》载曰：“至正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人令人持马衔，每一至门撼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131]此俗元代相沿。
宋代，朝廷下令元旦免收公、私房租，准许京城百姓“关扑”三天，掷钱以赌财物。是曰，“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132]。至于元旦迎新鸣放炮仗、饮屠苏酒、进椒柏酒、挂桃符等传统庆祝方式，宋元仍继续传承。
正月初七为人日，北宋京城家家剪彩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或戴之头鬓[133]。仕女出游并有登高习俗。北方辽朝人日有占卜之俗，以其日天晴为吉祥，阴天为灾难。并于此曰在庭院中食煎饼，称“熏天”。[134]
上元节张灯始于汉、成于唐而盛于宋，唐以前，上元张灯“节不常设”，而宋“上元游玩之盛，冠于前代矣”[135]。唐代灯节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等三日，“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宇又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五夜之俗因此也”[136]。宋朝流行一种名叫鳌山的灯景。即以彩灯搭成神话中鳌山之形，供人观赏。元宵节日娱乐，又有猜灯谜，“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画人物藏头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137]，此俗始于两宋。元宵也是民间歌舞节目的大会演，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元宵舞队演出的舞蹈节目有狮子舞、舞大头娃娃等70多个。（图94）节日期间，宋时并有烟火之戏，俗称放烟火。元代灯节仍盛，观灯时间，一般从十三日悬灯起，至十六日为止，前后四天。
先秦就有的立春“出土牛”之俗，至宋时流行更为广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立春前一天，“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在四川成都，立春前几日，县吏就将“土牛”、“策牛人”放置府门外，供人聚观[138]；立春日则打牛鞭春。除鞭春外，官府、民间还制作许多小春牛赠送、出售，以预示“丰稔之兆”；以蔬菜、水果、饼饵等装成“春盘”，亲友间互相馈送。皇帝也把预先备发的小春牛装饰上彩幡、雪柳，分送王公贵戚[139]。
宋代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朝廷和各州县都举行祭祀社稷的仪式。官衙放假一天。民间做社糕、社酒互相赠送，并做社饭，祭祀社神。妇女暂停穿针引线，外出郊游，玩斗草之戏。
二月初一中和节，始于唐代，宋时南方有所流行。民间用青囊盛上百谷、瓜果种子，互相馈赠，称为“献生子”。百官进献农书，以示重农务本[140]。二月十五日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141]。寺庙在这天作佛事，建佛涅盘胜会。
寒食节与清明节，历朝日期不同。宋代以冬至后第一百零三天为寒食节，“京师人庖厨灭火者三日”。故得提前准备麦糕、枣糕、馓子、乳饼等食品，曰“炊熟”。并在寒食节举行成年礼，《梦粱录》卷二《清明节》曰：“凡官民不论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寒食过后即为清明，方可取火做饭。寒食与清明节扫墓的习俗，始于唐而盛于宋，城市居民则乘扫墓之际踏青春游。南宋临安“清明前后十日，城中仕女艳妆饰，金翠琛璃，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元代清明上坟已与踏青游春有机结合。这一天，江南还有龙舟竞渡[142]。家家户户到郊外折柳插于门上，俗称“明眼”。
宋时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帝生日，善男信女前一天在大路上通宵礼拜，会集到东岳行祠（行宫），称“朝岳”，祈求农业丰稔[143]。
四月八日相传为释迦牟尼的生日，寺院举行浴佛会，将铜佛置于水盆中沐浴，并抬着巡行于街。杭州西湖上举行放生会，人们竞相买龟、鱼、蚌等放人湖中，买飞禽放归山林[144]。北方辽朝各佛寺举办“菩萨会”[145]，共庆佛生日。
唐时每月五日，都可以称端午。到了宋代，则固定以五月五日为端午节，祭祀屈原、曹娥、张天师等。人们“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146]以驱邪。市面有张天师像出售。各家门上插菖蒲、艾草，身佩符袋、香袋，或臂缠“百索”，用以驱邪避鬼。端午饮食有角粽、筒粽、茭粽，并喝菖蒲雄黄酒[147]。南方端午以赛龙舟为乐事。南宋杭州西湖竞渡自二月八日为始，端午尤盛，已与纪念屈原挂钩。北方，端午则以射柳击球为娱乐，无名氏《射柳捶丸》第四折曰：“今日是五月端午……都要打球射柳。”
六月六日为崔府君生日。崔府君，一说是东汉人崔瑗（字子玉），一说是唐滏阳令。磁州（治今河北磁县）有崔府君庙，北宋时高宗出使磁境时，曾显灵护驾，南宋时乃各地兴建显应观，以褒其功。是日、民众纷集该庙烧香[148]。
宋代七月七日“乞巧”之俗最盛，民间崇尚磨喝乐。《岁时广记》曰：“磨喝乐，南人目为巧儿，今行在中瓦子后市街众安桥，卖磨喝乐为旺盛。”[149]七夕傍晚，妇女和儿童穿新衣，庭院立“花竿”[150]，设香桌，摆巧儿、瓜、果、针线等，姑娘焚香列拜，“对月穿针”，曰“乞巧”；或把小蜘蛛放盒内，次日视其结网圆正，谓之“得巧”。元代七夕活动又有张挂鹊桥图的习俗，富足人家“买纸冥衣烧化于坟，谓云送寒衣”[151]。
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到宋时，已演变成糅合了道、佛及民间信仰多种因素的，以祭祀祖先、追荐亡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节日。节日中，人们皆以素食供奉祖先。寺庙宫观要普作法事，设道坛祭亡灵。寺庙放灯，以照亮阴间，度出幽冥深处的鬼魂。
八月立秋，“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152]，或用楸叶煎汤沐浴，并“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止赤白痢疾”[153]。元代立秋要“簪秋叶于帽，张乐大燕，名压凶序”[154]，有的则簪紫菊、金莲于帽。
八月十五日，正好“三秋恰半”，故名中秋节，家家户户都有赏月的习俗。除赏月之外，还盛行拜月。罗烨《醉翁谈录》曰：“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南宋临安中秋节还有赏桂、放水灯等习俗。岭南潮州百姓中秋玩月时，要剥芋食之，谓之剥鬼皮。南宋时，都城杭州有八月十八日钱塘观潮之俗。《梦粱录》曰：临安风俗，“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155]。
九月九日重阳节，宋元时期仍流行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以驱祸等习俗。此外，官民人等均要于此日市菊、赏菊、簪菊，还点菊灯、吃菊花饼；酒店则用菊花装饰门窗，成菊花门、菊花窗等。宋朝的京都专门栽培菊花的园圃，此日开放供人们赏玩。宫中则以八日代九日，举行赏菊和赏灯宴，皇帝赐糕、酒、菊花或书画于宠臣；民间以粉面蒸糕称“重阳糕”相互馈赠。
十一月冬至，宋人称“亚岁”。朝廷要于冬至日祭天，并举行冬至大朝会，其礼仪与元日同，各官衙放假五天，并特准百姓“关扑”，减免公私房租三天。是日更换新衣，食馄饨，并用馄饨祭祀祖先。店铺停市三天，“垂帘饮博”，称为“做节”。
宋时，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祭祀百神。而又以十二月初八为“腊八节”，俗谓佛祖释伽牟尼成道日，寺院要作佛会，并以胡桃、松子、柿、栗等都成“七宝五味粥”送与门徒，称“腊八粥”。佛教这一惯例，也流入民间，“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156]，以庆贺丰收、驱邪逐疫。十二月二十四为祀灶日，“不以穷富，皆备蔬菜饧豆祀灶”[157]。并有迎傩习俗，周密《乾淳岁时记》曰：“二十四日谓之交年。市井迎傩。”
十二月三十日为“除日”，自五代起，更换桃符之俗已为贴春联所取代。周必大《玉堂杂记》曰：“除夕，更春帖、柱联、门额于堂轩楣枋，贴福禄寿、一财二喜等字。”夜间，则备香、花、供品以祈年。届时大街小巷响彻爆竹、鼓吹之声，称为“聒厅”。农家还点起火炬，称“照田”[158]；并“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159]；合家围炉而坐，饮酒唱歌，奏乐击鼓，坐以达旦，称为“守岁”[160]。此日，宫中举行大驱傩活动：军士等戴面具、穿绣画杂色衣，手执金枪、龙旗，装扮成六丁、六甲、判官、钟馗、灶君、门神、土地等，共千余人，从宫内鼓吹驱祟到城外，称“埋祟”。（图95）与此同时，点燃爆仗，声震如雷。此时的“爆竹”，在城镇则随着火药的发明和利用，“亦或以硫磺作爆药，声尤震惊，谓之爆仗”；乡村则仍“截篱五尺煨以薪，当阶爆击雷霆吼”[161]。
2．俗神众多的信仰风俗
五代宋元时期，国家宗法宗教的神只祭祀，基本因袭唐代旧制，被列入国家宗法宗教祀典的有天神、后土、社稷、五岳、四渎，及文宣王、武成王等。此时，汉族社会佛教信仰已成风俗。宋真宗时统计，“天下二万五千寺”[162]。朱熹曰：“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163]足见佛教信仰之盛。（图96）每逢有重大佛事时，善男信女“炼臂、灼顶、到肉、燃指、截指、断腕，号曰教化，甚者致有投崖赴谷，谓之舍身”[164]。土生土长的道教经历五代战乱，已出现了衰微景象。宋初，“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165]。自宋真宗后，“天下始遍有道像矣”[166]。上层社会一时信仰道教成风。佛道信仰对五代宋元社会的风俗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民间社会请僧道念经作醮消灾，常有所见，在开封城中，“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167]；每遇丧葬，往往“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168]。民间宗教则有摩尼教和白莲教。
而此时汉族民间社会广泛信仰的保护神，则要算土地神和城隍神等。民间信仰的土地神大多是“当方土地”，明显不同于国家所祀的社神。南宋刘应时曰：“今俗又祠土地，室宅之神也。”[169]州、县、村、镇乃至一家一户各设土地神。有称“本店土地”、“吾家土地”[170]。朝廷也对一些土地庙加封号，如“莆田县迎仙驿土地神祠”，南唐时，“封平康侯”，宋朝封为“佑民显济孚泽侯，妻封协惠夫人”。随着城市的发展，作为都邑保护之神的城隍日益受到市民的礼奉，遍布州县大小城镇。宋代各地的城隍，多以与当地有关的有德政的人物充当。如江西隆兴府、赣州、建昌军等八个府州军供奉汉代灌婴[171]；杭州则祀周兴[172]。宋孝宗时，李异任舒州知州，“有德于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传为城隍神”。南宋末，“赵汝澜知澧州”，死后，当地士民为之“建祠立碑”，奉之为城隍[173]。到元代，城隍进而成为国家的守护大神，各级城隍的封爵也高了起来。
宋代作为一家一户的保护神还有门神和灶神。宋代门神形象，从衰裂《枫窗小记》中看，靖康以前，开封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元代则流行以秦琼和尉迟敬德为门神，但也有以汉钟离、吕洞宾为门神者。宋代民间认为灶神“司人家一家良贱之命，记人善恶，用晦之日，悉奏天曹”[174]，故“切不可对灶吟咏及哭，秽语恶言，烧不净柴，禁厌秽物”[175]，并祀奉甚谨，每逢腊月二十四日夜，“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176]。
宋元之际，由于航海交通的迅速发展，海神天妃的崇拜应运而生。天妃，亦称“妈祖”、“天后圣母”，俗姓林名默，传为宋初福建莆田都巡检林源之女，原系一女巫，死后被尊为神，能降雨救旱。后逐渐演化为能保境安民、护国救灾的海上保护神，并屡屡受到朝廷的加封，尊之曰“护国天妃”。此外，蜀地民间信仰灌口二郎神，视之为司水之神；杭州民间信仰伍子胥，视之为钱塘江的潮神。民间的行业神信仰则有田神，《事物纪原》曰：农家“以岁十月农功毕，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177]；有蚕神、马头娘、蚕丛、禹氏公主等，《蚕书》曰：“割鸡设醴，以祷妇人寓氏公主。”[178]有茶神陆羽，周必大《送陆务观赴七闽提举平茶事诗》曰：“今有云孙持使节，好国贡焙祀茶神。”有狱神皋陶，“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179]。
宋代社会还流行为忠臣义士、先贤名哲立祠，四时顶礼膜拜，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的各种祠庙所祀奉的忠臣义士、先贤名哲有程婴、韩厥、李泌、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胡则等。在地方上则有李冰、甘宁、种师道、苏缄等。
宋元社会广泛流行巫术迷信，如巴州化城县，“尚鬼而废医，惟巫言是用”；安仁“俗好巫，疫疠流行，病者宁死不服药”；洪州“俗尚鬼，多巫觋惑民”。各地还有许多专业巫觋，据王安石《小说》记载，仅在开封一地，就卜者“以万计”[180]。由于巫师的煽惑，不少地区流行着可怕的杀人祭鬼之风。如江南东路一带“所在乡村，多有杀人祭鬼之家”[181]；“巴峡之俗，杀人为牺牲以祀鬼”[182]；“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杀人祭之”[183]。此外，“浙东又有杀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杀人而祭盐井者”[184]。对这种恶俗，统治者曾多次下诏，严令禁止，但难以根绝。
宋元时期各种各样占卜迷信很多，常见的有算命、拆字术、相面术、摸骨术、风水术、六壬课、卦影和接紫姑、掷攻、卜卦、占梦、求签、鸡卜、鸟卜等。鸡卜和鸟卜盛行于岭南，周去非《岭外代答》曰：“南人以鸡卜。”[185]吴处厚《青箱杂记》曰：岭南“又有鸟卜”[186]。
3．趋向收敛的社会风俗
假如说隋唐时期的社会风俗具有相当开放性的特点的话，那么，五代宋元时期的社会风俗，则具有相对的收敛性。此时的一般家庭是“父母妻子、五口之家”，但由于朝廷提倡同居，反对分家，故数代同堂，十数、数十口的大家庭已有相当的存在，如宋仁宗时，“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有田三十五亩或五七十亩，而赡一家十数口”[187]，即属于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有同居、共财、合爨的风俗，号称“义门”。两宋时期，累世同居的“义门”甚多。据《宋史》所载就达50户。在大家庭中，实行家长专制，“凡诸卑幼，事无大小，必咨禀于家长”[188]。家庭的各项生产经营，庆吊往来、宗教祭祀等均由家长统一安排。大家庭为了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往往订有家规家法。如司马光《家仪》规定：“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等等。在家庭其他事务方面，“男不言内，女不言外”[189]，女子受“三从四德”的限制，在家庭中地位很低。
在宋代，政府提倡同居，反对分家。父祖在，分家为不孝；在元代，政府虽然规定“父母在堂之家，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190]；但又规定：“祖父母、父母许令支析别籍者听。”[191]故子女成家立业后即要求析居者，仍比较普遍。此时，若夫妇无子，可以立同宗中辈分相当者为继子，以继承香火。如元朝政府规定：“诸人无子，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子，如无，听养同姓。”[192]但是立嗣须经官府同意，并“发给公据”，填之户籍。此时的百姓家庭大多是一夫一妻，但朝廷规定：“如委亡妻及无子嗣，欲娶妻妾者许。”[193]故一夫多妻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