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后，以市民阶层为主体，以越礼逾制、趋新慕异为特征的这种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的变化，包含着人们正当消费的合理要求，对明代前期停滞、凝固的社会风气的冲击和丰富人们的生活、活跃人们的思想，均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趋新慕异之风也助长了人们的物质享受欲和财富占有欲，如不加以正确的疏导和限制，势必加剧封建统治者的腐化和社会弊病的滋长，导致社会政治的腐败，并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和浪费，阻滞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明后期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纪纲败坏，致使社会风尚的消极因素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金钱愈神，则贪夫愈昌；贪夫愈昌，则民生愈蹙；民生愈蹙，则天心必变”，明代社会风俗逐渐由中叶的“趋新慕异”而滑向末期的“浮靡奢侈”，最后随着整个社会“天崩地坼”而出现“别开生面”的新局面。
3．晚明的“浮靡奢侈”
自隆庆初年至崇祯末年（1567～1644）为明代汉族风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南方沿海地区为中心，以城镇新兴市民阶层为主导，在汉族社会的日常生活，人生礼仪及岁时节日等风俗文化领域中形成竞奇斗异、浮靡奢侈的社会风气，使之呈现出“天崩地坼、别开生面”的文化景观。
在明代后期，明初僵滞死板的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汉族社会风俗，“万历以后迄至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1]。因此，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慨叹：“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2]
在晚明汉族社会风俗的演变中，“导奢导淫”[3]，扮演先导人物的是缙绅士大夫。这些城市居民中的特权阶层住必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银作溺器。流风所及，一般市民莫不以奢为荣，“以俭为鄙”[4]。
在万历以前，官戴忠靖冠，士服方巾，犹为朴谨。迨到万历前期，“殊形诡制，日异月新”。士所服之冠巾，在晚明其款式已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逍遥巾等几十种，甚至有用马尾织成巾的，十分丰富。妇女的服饰更是绚丽多彩：“首饰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5]布袍，本为明代庶人之常服，万历以后，被“鄙为寒酸”[6]，即使“家无担石之储”者，也“耻穿”之[7]。即使自认为“最贫、最尚朴俭”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8]，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
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城市风俗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9]；而杭州则被民谣称为“花簇簇”[10]。即使像浙江桐乡的青镇这样一个小镇，也为奢靡之风之浸染，“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11]。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12]；山东滕县，“其人竞相尚以靡侈”[13]；江苏扬州，“俗尚侈糜”[14]；山西大同，“虽涉边缴，商旅辐辏，以浮靡相炫耀”[15]。与城市高消费的生活水平相适应，娱乐业相继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航箫鼓”[16]；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栋，绮窗丝幛，十里珠帘……薄幕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在都市中，秦楼烟花也颇为繁盛，谢肇淛《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
在这样的情况下，晚明社会礼拜金钱之风愈演愈烈。婚姻大事自古被奉为“人道之始”，最重视“门楣求其称，婿妇唯其贤”[17]。但晚明时，已“良贱不及计，配偶不及择”，“女家许聘，辄索财礼”，惟以“富贵相高”[18]。封建伦常秩序最重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但在晚明时的江南，竟有儿孙掘祖坟、焚祖尸，“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而“吴中之人”对此竟“不以为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9]。整个社会在金钱的驱动下，“薄者厚，亲者疏，原来只是敬青蚨”[20]。就这样，利欲的冰水使温情脉脉的伦理关系受到侵蚀。伦理道德本是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统治的精神支柱，如今遭到这样的破坏，可见封建制度之衰败，已到了何等的地步！明代封建统治的“天崩地坼”已为时不远了。明代汉族风俗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也将随崇祯皇帝的吊死煤山，而走向它的终端。
三、明代汉族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
1．违制
明朝社会封建集权制度极端发展，礼制形态较往时周密、严峻，社会风俗讲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21]。官民士庶，从生到死，衣食住行、燕赏玩乐，一举一动皆受身份品级之限定，不敢轻易僭越。明朝开国之初，就“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22]，颁布种种律令，规定“服舍之制”，并约之严刑酷法，并在《明律》中专设“服舍违式”条，规定：凡越级僭用服饰、车舆、房舍、器用者，庶民笞五十，官员杖一百[23]。受此约束，明初社会生活风俗大体循礼、俭约、拘禁。冠服方面，“士女服饰皆有定制……人遵画一之法”[24]；“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25]；“庶民不御绮觳之服”[26]。冠服如此，饮食、房舍、器用、车舆等，无一例外。
但是，这种恪守礼制、单调呆板的生活程式，总是因为社会经济之发展，而被逐渐打破。明中叶后，社会风俗已不甘受礼制之约束，新富起来的工商阶层凭借金钱恣意享受：住必绣户雕栋，衣必锦罗缎绒，宴必水陆珍馐，行必花舟彩舆。至于器用，则不惜以金银作溺器；每遇出游，则“妖童执丝簧，少妇控弓弩，服饰诡丽，照耀数里”[27]。一时之间，“尽改旧意”[28]。迨至明代后期，社会风俗的违礼逾制现象更为严重。“豪门贵室，导奢导淫”[29]；“卑贱”的教坊司乐工，衣绘禽鸟，穿戴“与朝臣无异”[30]；普通匠头之居所，“壮丽敞豁，侔于勋戚”[31]；从不许乘舆之优伶、家奴，也敢公然乘坐八拍大轿。南都南京，“服舍违式，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32]。向被尊为人君象征的龙纹，嘉靖末年已成吴地百姓之常服纹饰[33]。明初规定，在京文官三品以上准许乘轿，其余各级官吏不许违制乘轿。北京、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员，奉特旨及文武例应乘轿者，只能乘坐四人扛抬大轿，不能随便增加轿夫。但万历以后，车舆违制已形成社会风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曰：“万历以后，四品皆乘围轿，其下则两人小舆。”至明末，即使倡优、家奴，也公然乘八人青幔肩舆，导以伞盖，招摇过市。原本为显官所专的轿舆已走向民间，成为庶民之常用交通工具。怪不得有人叹曰，“至优伶之贱，竟有乘轩赴演者”，真是“僭滥之极”！违礼逾制成了明代社会风俗的一大特征。
2．重商
我国社会向来重本轻末，且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但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增长，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社会风俗渐趋“崇末轻本”，各地民众纷纷改农从商，弃农习技。苏州，“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34]；“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江阴“多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记”[35]。山西，“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平阴其民“每挟赀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涯皆有邑人”[36]。陕西富平，“地沃丰收，又兼木棉布丝之利，人十九商贾，故富室独多”[37]。浙江宁绍，“竞贾贩锥刀之利，大半食于利”[38]。安徽徽州，“俗多行贾……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歙为甚”[39]；“小民多执技艺，或贩卖就食他郡者常十九”[40]。即使僻远山区如贵州威清卫，也是“务本逐末者相半”[41]。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曰：“传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而今则一切反是。”
离土的农民，往往流入城市，以技艺谋生，如瓷业发达的江西景德镇，“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百人”[42]；丝织业中心苏州，“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有数千人”[43]。人口的大量涌入，刺激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书肆、靴铺、旧衣店、古董行等比比皆是；行贩、货郎、市婆络绎于大街小巷，灯市、庙市、香市等市的交易空前繁荣。同时，又促进了服务业的兴起，社会分工越分越细，都城出现了水工、棚匠、厨工等“十作”、“三十六行”，南方苏州有了供人洗澡的“香水行”，杭州则开设了许多家茶馆，北方开封还有专为丧仪服务的冥衣铺，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且行有行规，店有店矩，使得明代的商业风俗空前的丰富。此外，还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明初“以农为本，重本轻末”的社会俗尚，已逐渐为“农商皆本”所取代；社会上拜金之风愈演愈烈，以致人人“喜厚利而薄名高”。自古被奉为“人道之始”的婚姻大事，向来重视“门楣求其称，婿妇唯其贤”[44]，但晚明时，已“良贱不及计，配偶不及择”，“女家许聘，辄索财礼”，惟以“富贵相高”[45]。已带有浓重的商业色彩。整个社会在金钱的驱动下，“薄者厚，亲者疏，原来只是敬青蚨”[46]。
3．奢侈
明代风俗的奢侈性特点，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服饰方面，明代中叶以后“富家子弟以服饰为炫耀，逮舆隶亦穿绸缎，侈糜甚矣”[47]！服装用料追求时尚，变化多端，“初尚宋锦，后尚唐锦、汉锦、晋锦”，转眼又“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而尚“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48]。妇女发髻，“隆庆初年皆尚扁圆……自后翻出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时而又“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鬓髻，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真是日新月异。奢侈、时髦成了人们的服饰追求，江浙小康之家“非大红绣衣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里衣不华”；江西赣州，“不分贵贱，不论贤愚，戴方巾、被花绣、蹑履，黄装银顶”；都城北京，“妇人尚炫服之饰……遇有吉席，乘轿，衣大红蟒衣”。明末士人服装，有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节气衣等多种款式，皆色彩艳丽，竞新斗奇，“贫者必用绸绢色衣”，“且从典肆中寻旧缎旧服翻改新制”；“稍富则绒衣巾盖”。充分体现出崇尚奢侈的社会心态。
在饮食风俗方面，官贵富户们更是竞相斗侈，讲究丰奢、排场，“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49]。据陈继儒《万宝全书》所记，嘉靖时富裕之家一年宴饮名目，有薄酌、萌酌、樽酌、杯酌、小酌、草酌、粗觞、杯茗、菲酌、豆觞等，新年又有春酌、春酒，一年四季，送往迎来，宴饮不断[50]。即使是隶卒御夫，也“夜则归市淆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恣意享乐。
据明代的各地方志记载，这种奢侈的食风，几乎刮遍了大江南北。如江苏兴化，“近乖侈糜，杯盘罗列，堆积满案”；河北正定，“奢靡渐名，富家善宴会，贫者亦踵相效”；山东博平，“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江苏松江，“水陆奇珍百余品，而细果如松、杏、莲子、瓜仁之属，装缀若鱼鳞，高一尺有奇……动费百金”；江苏苏州，士夫请客，“肴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山东郓城，“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也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
食风的奢侈又刺激了酒楼的繁荣，各种不同等级的酒楼林立于南北城镇，如明时的南都南京，着名的大酒楼就有16家，号“十六楼”。酒楼内有除美酒佳肴外，还有女妓歌舞伴唱。即使以清雅为旨的茶楼，也流行起“美人伴茶”。
至于富户达官的住宅，在院落的布局、设计、构筑及装饰等方面，越礼逾制，追求宽敞豪华。富裕之家，“重堂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翠碧相”。江南湖州，“拥资则富屋宅”；苏州，“富民之室也缀兽头”；松江，“士宦富民，竞为兴作，朱门华屋，峻宇雕墙”；江阴，“富者之居，僭侔公堂”。民间居室已突破礼制的束缚，而体现出鲜明的商业时代特色。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在起居生活习俗方面，则日益追求舒适、豪华奢侈，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日常器用则“自奉奢豪无度”，不惜以金银作溺器。流风所及，庶民之家也莫不以奢侈为荣，江南地区，“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山东郓城，肯隶之徒，“日用服食，拟于市宦”，汉族各地城镇莫不如此。
4．趋新
明代社会由于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崛起。商人为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总是敢于开拓，不断创新，永无休止。这种精神影响到社会生活，就势必使明代社会风俗带有趋新的特点。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江南地区原有的家庭自给自足的“女织”习俗，到明代中叶以后已进入“市的交易”，而演化成“里媪晨抱纱人市，易木棉而归，明旦复抱纱以出”的商业性纺织[51]。在家家“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52]，“城乡皆事棉织，布被天下”的吴地，集聚了大量的丝织作坊和机坊，“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全新经营模式的出现，又催化出“取分金”、“换代”、“齐行”等新的生产习俗。在农业生产领域，牛车、风车等新的排灌机具的出现，玉米、番薯等粮食作物和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番薯扦插、苎麻分根和甘蔗侧芽繁殖等新式育苗方法的发明和使用等，无一不体现出明代风俗的趋新特点，从而使得明代的农业生产风俗比之前代有长足的发展。
而在日常生活领域，这种趋新性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服饰习俗的追求时尚，其实就是一种审美趣味和消费需求的趋新。也正是由于这种趋新，才使明代社会风俗有了违礼、重商和奢侈等诸多特点，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时代风采。
四、明代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上）
1．工商皆本的生产风俗
明代农业，已有精耕细作之俗，江南“一耕之后，勤者再耕、三耕，然后施耙”[53]。耕地大都借助畜力。畜力穷者，则“两人以杠悬耜，项背相望而其土”。役畜南方多牛，北方则为驴、马。
粮食作物基本是南稻北麦，棉花、麻、蔗、豆，以及药材等经济作物也有大量的种植。此外，在明代中后期，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入我国，丰富了汉族社会的种植品种。
南方稻区，有稻麦连作、稻菽套作和粮棉套种、粮菜间作、粮桑间作等习俗。双季稻连作制普遍流行，实行一岁二熟。明代后期，随着棉、麻等经济作物的推广，棉麦轮作、棉稻轮作、棉豆间作、桑豆间作、棉麦套作、粮桑间作、粮豆间作和粮菜间种等技术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习俗[54]；同时还讲究“良田种粮，杂地种杂”。此时农作，已重视病虫害的防治，有冬天铲草根、添新土以杀灭越冬幼虫及虫卵，用药物、棉籽油等拌种以避免虫蚀，将石灰、桐油撒布叶上杀虫等习俗。
明代农事耕作，重视二十四节气，人们通过节候、气象、雨雪、霜期、地温、湿度等各种生态、物象的变化来掌握农时，指导生产，如当时江南有“二十四节气谣”等流传，并形成了一套较有规律的农事生产习俗。对此，《沈氏农书》有详尽的记载，如：“处暑根头白，农夫吃一下”之类。另有占候之俗，根据物候之变卜水旱灾祥。如万历《慈利县志》有“雨打上元灯，早禾一束稿”，“立夏不下，高田莫耙”等占候谚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