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午后，我从宋公馆回到了工厂。日军仍与前几天一样，只摆阵势却不强攻。我回到工厂，刚刚准备要上防线，便被长官叫了去。我原以为长官是要责罚我夜间私自外出一事，谁知他已经知道我是江西省省长的独子，言语客气之余向我传达了父亲希望我早日返回南昌的讯息。
当时，我们暂住的工厂四周没有设置岗哨，所以涵秋与宋瑾宜在夜间将我接走的时候没有人阻拦。但一名士兵擅自外出的事情还是传到了长官的耳朵里。长官从其他士兵口中大概得知了我犯的事，便威吓王信南与白豫西，要他们说出我的下落。王信南与白豫西见我久久不回，知道我那边还没办妥，生怕长官以杀人罪处置我，便向他说出了我父亲的身份。
那名长官的军衔也不过是个中尉，如果我这个江西省省长的独子在他的手下战死，那他日后只有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所以听到我父亲的身份后，那名长官立刻把责任全推到了他的手下，然后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我的事情。那时父亲得知我弃学从军还犯了事的事情后，顿时又生气又担忧。他立刻返回电话，命我尽快返回南昌。自从退学之后的十几天来，我以为我与涵秋处理事情的时候做得很好，谁知误杀抢劫犯一事还是让我父亲得知了我退学从军的事。我知道我退学的事情瞒不太久，父亲迟早会知道，所以已经大概做好了打算，但我没想到父亲会得知地那么早。
听到那名长官的话后，我很生父亲的气。做省长的明明是他，又不是我，他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所以我生气地回答长官说：“这件事我自会与家父解释，长官不用担心！”说完我便气冲冲地出去了。
长官见事情演变成了我与父亲的抗衡，也不好多说。那天下午我上防线，长官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安全的位置。在那个位置连日军都看不见，我很不愿意，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第一天职，我没办法，只有去了。
第二天凌晨，东边天际刚刚泛白我们便起床了。在去防线的路上，走到一个小十字街口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把我拉进了小弄巷里。那人是涵秋。涵秋见四下无人，转过身喘着气跟我说：“跟我走。日本人的轰炸机和援军要来，维城要失陷了。”
我问他道：“怎么回事？不是说日本人的轰炸机和军队大都在淞沪战场上么？”
“日军久攻维城不下，便向其他部队请求支援，这几天他们就是在等。日军派来了三架轰炸机，还有七千多援军。轰炸机和援军一到，他们一面轰炸一面重火力强攻，维城的国军支持不了的。”涵秋依然喘着气，紧张地说。
“那政府准备怎么办？我们有多少援军？”我又问涵秋。
涵秋看着我，过了一会才说：“我们没有援军。国军都在淞沪战场，政府不愿意分散兵力来守护维城。”
当时听到涵秋的话，我心里猛地一沉。我们舍弃自己的性命不要也要守住防线，可是政府只一句话便要放弃这里。
我问涵秋：“我们都走了，维城的二十万百姓怎么办？”
“轰炸机要来的时候，政府会拉起警报让百姓躲进防空洞。至于……”后面的话，涵秋没说出来。日军在东北三省犯下的滔天罪孽众所周知，如若他们攻陷维城，势必也会烧杀淫掠，甚至屠城。
“我不走！不打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哪一方会赢，我要守卫这里。”我坚定地告诉涵秋。
“你不走也得走。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瑾宜他们家已经连夜走了，我们家正在收拾东西，一会儿你和我一起走。”涵秋说得也异常的坚定，就像命令似的。
我听见他说景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走，顿时愤怒了。我抓起他的衣领，把他撞到身后的墙上，愤怒而又失望地说：“你怕死？”
涵秋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说：“我不怕死！但死要死得有价值。如果能发挥我们最大的价值，就算死也值了。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们能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相信我，你不该在这白白送死。”
那时我们那些人志愿参军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人打了过来，第二便是我们请愿游行对政府毫无作用，要想抵御日军，只有自己动手。至于参军是不是我们能为自己的民族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想过。
涵秋带我回到景府的时候，里面人声嘈杂，紧张却有序。个人的跟班，各房的老妈子还有丫头子正在几个管家的指挥下搬东西，合家上下只有子欣不慌不忙，还有闲情雅致弹钢琴。我上楼走到她房间，见房门半敞着便敲了敲。子欣转过身，看见是我，欢快的小鸟似的向我扑了过来。子欣向来清瘦，自我在民国二十四年第一次见她便是如此。民国二十六年她已十五岁，乌黑光亮的长直发披在背后，一双眸子清澈明亮，一派天真无邪。
“你来了！”子欣拉着我的胳膊，眸子中闪着快乐的光芒。
我笑了笑说：“我来了。和你们一起走。”
听到我说要和他们一起走，子欣高兴地跳了起来。我看了看她的房间，重要的东西都已经收拾走了，一架钢琴摆在阳台边上显得异常的突兀。
“前几天二哥和瑾宜姊姊去城东看你，我也想去。可是母亲说那里太危险，死活都不让我去。父亲和母亲说外面太危险，天天把我关在家里。现在就不得自由，以后就更不用说了。也不知道将来父亲会让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子欣说到后面，眼眶中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眼泪。
“为什么是伯父让你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自己的权利自己选的。”我说。
“真的？！我可以自己选么？”子欣仰着头看着我，目光中满是希望。那时她当真还没看明白景伯父对我与她的态度。对于她的天真，我想笑，但还是忍住了。
“当然！伯父还算开明，就算他一开始不答应，你跟他闹一闹，再让涵秋和你大哥帮帮忙，他八成就答应了。”我故意说。
子欣灿烂地笑了笑，然后转过身去弹钢琴。她弹的是一首欢快的曲子，我坐在她身旁，看着她雪白的小手指在黑白键盘上翻飞。弹完那首欢快的曲子之后，她一面翻动小脑筋好像在思考什么，一面不停地重复按下几个高音白键，让钢琴发出风铃般清脆地“叮铃”声。突然，她的手指停了下来。她转过身，看着我的眼睛问我：“伏铭，三年之后你再娶妻子可好？”我明白她的意思，笑着点了点头。子欣高兴地拍了拍手，然后又去弹那首欢快的曲子。不一会儿，楼下突然安静了下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与子欣下楼去看，景府的大管家正在处置一男一女两个下人。我认识那两个下人。男的叫董阿山，是涵润手下的，女的叫王金玲，是景伯母房里的。那天董阿山与王金玲想偷了府里值钱的东西逃走，却不料被大总管抓了个正着。我记得那个大总管姓吴，涵秋出去处理一些事务，府里搬迁的事情暂由他说了算。我与子欣下到一楼时，董阿山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王金玲的双颊已经被打得红肿。董阿山与王金玲正跪在地上，吴总管正怒视着他们。
“大总管，求求你，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董阿山颤着声音，哭着求饶道。
吴总管“呸”了一声，说道：“不知羞耻，一对狗男女，下贱种子。难道还会留着你们，让你们再犯一次？”
董阿山与王金玲知道吴总管不会再留他们在府上，但也不会轻饶了他们，顿时吓得双手发颤。吴总管“哼”了一声，吩咐旁边的几名下人道：“把这对狗男女拉出去各打五十板子，然后把董阿山的双手废了，把王金玲卖了。”我听到吴总管的处罚，顿时吃了一惊。打五十板子已有性命之忧，再费去双手，在这乱世无异于是让董阿山一生受人欺辱，生不如死。而那王金玲呢？因为偷主子东西而被扫地出门的下人谁还会要？而那时那种当口，她又能被卖到哪儿去？
我与子欣刚到大厅，我想替他们求情，但我还没开口，王金玲已经哭着爬到了子欣身前。她拉着子欣的袖口哭着说：“大小姐，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吧！”董阿山也知道再求吴总管也是无用，而子欣自小心善，便也爬到子欣身前哭着求饶。子欣问吴总管：“他们偷的是什么东西？”
吴总管回答说：“老爷的晋代石佛像。”
听到吴总管的答话，子欣也皱起了眉头，向董阿山与王金玲道：“你们偷什么不好，偏偏去偷父亲的石佛像。”董阿山与王金玲又哭着磕头求饶。
“晋代石佛虽然珍贵，但对这二人的处罚也过了些。”虽然我这个外人不便说什么，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张少爷您不知道。这尊石佛像是老爷最喜欢的。老爷费了千辛万苦才得来的。要是这尊石佛像有什么三场两短，连小的这条命也保不住了呀！”吴总管说。
我想帮他们，但那完完全全是景府的家事，若再多说那便是我多事不通情理了。
当时子欣也觉得吴管家处罚太重，但他们偷的偏偏是伯父的石佛像，并非小事，岂能不了了之。她叹了口气，说：“我父亲待你们不薄，你们却忘恩负义去偷他的石佛像。你们做错了事，必是要受到处罚的。你们已经挨了一顿打，勉强就算了。如今日本人要来，也不能把你们送到警署。你们跑吧！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能跑多远跑多远。”
董阿山与王金玲见子欣放他们走，便又哭着磕头，口中还不停感谢道：“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
那件事处理完之后，我与子欣便又上楼去了。景府后院有一个小书库，专门用来收藏各人书房放不下的旧书。那时景府将要迁往南京，书库里的旧书多半是要遗留在维城的。我觉得太可惜，就专门下楼去挑几本带上。在书库，隐约听到几声沉闷的哭声时，我好奇地向窗外望了望。谁知竟然看见景府的几个下人正拉着董阿山和王金玲向大仓库走。他们二人身上都困着绳子，嘴里都塞着棉布，挣不脱，逃不掉，也喊不出，只有绝望地闷声哭泣。那时看到董阿山与王金玲被捉回，我立刻便明白了。子欣让吴总管放人，吴总管自然不敢违抗。但他又害怕无法向景伯父交差，所以就又瞒着子欣把他们二人捉了回来。
那几个景府的下人是绝不会听从我的话的，我等他们走过去之后，立刻从书库走了出来。我管不了景府的家事，但是子欣管得了，我只要告诉子欣，让那些下人在景伯父回家之前放他们走就行了。可是那天偏偏不碰巧，当我回到前厅的时候，景伯父与涵秋刚好一齐到家，吴总管正在小声向景伯父说事，景伯父顿时脸色一沉。我知道董阿山与王金玲没救了，只有暗暗叹息了一声“乱世鸳鸯命苦”。
至于后来董阿山与王金玲令人怎样了，我不知道。景伯父与几个办事的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直到最紧急的时候才能走，董与王两个人是在我们走了之后被处置的。
府里重要的东西收拾完毕之后，我们便匆匆忙忙地出发了。景府一行人总共动用了三辆轿车三辆大卡车，最前面轿车里坐了景伯母、子欣的大嫂与侄子，第二辆轿车里坐着景公馆的几房姨太太，第三辆轿车里坐了涵秋、子欣与我。三辆卡车的第一辆坐了景府的十几名下人与几名管家，后面两辆卡车装载着府里的物品。我们没有走西门的大马路，而是从派克路绕到了金山路。我们刚刚进入金山路，维城的防空警报就响了。就在我们快要出城的时候，后面轰炸机的轰鸣声传来，我们赶紧下车躲进了附近的一个门洞里。
吴管家大声喊着让我们趴下，但是景府的二十几个人加上路上的五六个人，总共三十来个人全都挤在一个门洞里，全部蹲下已经很勉强了，哪里还趴的下。大家都蹲在地上低着头，把手遮在头上。我抬起头看了看，马路上还有人在慌慌张张地跑，脸上满是紧张与恐惧的表情。门洞里的人紧张地缩成一团，有几个景府的下人吓得全身发颤。看到我堂堂中华民族被逼成那种景象，我心里像被刀子割着一样痛。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炸弹的爆炸声也在由东向西蔓延。日军投在金山路上的是接连两颗炸弹。那两颗炸弹“咚咚”两声炸开，顿时震得人耳不闻声。众人都吓得不敢吭声，直到飞机飞远才敢抬起头。两颗炸弹就落在我们东面十几米第一辆大卡车的旁边，路上有几个人被炸得血肉模糊，还有一个人被炸断了腿，正躺在地上大声惨叫。几个胆子大的人跑出去把他抬进了门洞，而我与涵秋几个人转身去敲那家的大门。
之前跑进门洞的时候，我们透过玻璃就已经看到了那家屋里有人。可是一开始我与涵秋把门敲的咚咚响，他们就是不开门。旁边几个人看不过去，破口大骂那家人没人性，没人心。那家的仆人透过玻璃看了看，见那个男人断了一条腿，血涌如注，赶紧回去向主子汇报了。虽然是在乱世，但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可能那家的主人也实在是不忍心，最后还是让人把门打开了。
那个断腿男人被抬进屋的时候，吴总管跑来说：“二少爷，张少爷，咱也赶快走吧！”
也许是先前门洞子里声音太吵，也许是因为我之前的注意力都在那个断腿的男人身上，直到吴管家说话，我才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哭声是从弹坑旁边的两具尸体下面传来的。我跑过去，小心翼翼地翻开那两具尸体。一个十来个月大的孩子正躺在地上扯着嗓子哭。那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差不多都是二十三四岁年纪。他们的下半身基本上都炸没了，因为背对着炸弹，所以正面还完好，只是脸上半点血色也没有。他们两个一定是在炸弹落下之际，纷纷用身体护住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才会幸存下来的。我叹了口气，把那个孩子抱了起来。吴总管见我伸手去抱孩子就猜到了我的想法，他抢上来说：“张少爷，咱们现在这种情况……”
“一个孩子，车上难道装不下？到了南京之后，我来养！”我说。
吴总管还要劝我。涵秋瞪了他一眼说：“你还不闭嘴！难道把这个孩子扔在这里不成！”
吴总管见涵秋责备，便不做声了。出了维城之后，六辆车一直向西奔驰。我抱着那个孩子的时候，她一直哭的没完没了，但一到子欣怀里便不做声，乖乖地睡去了。
我打开车窗向后望了望，距离维城已经很远很远了，仅仅可以看到一点黑色的影。外野里的桂花稀稀落落，远远没有维城城里的壮观。我又回头看了看，虽然离开维城也就意味着我与景公馆的矛盾瞬间化为乌有，但是看到渐行渐远的那座城，我心头还是酸酸的。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竟然会渴望再闻到维城的桂花香，也没想到那次离开维城竟是一去不归。我走了，在那桂花盛放的十月，真的走了。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也就是我们离开的那天傍晚，维城失陷。在日军飞机轰炸重炮掩护的重压下，国军不敌，只好边打边退。至傍晚，维城南面防线与东面防线相继被攻破。维城民富粮多，日军以维城为后方据点，再次掀起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国军节节败退，最终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撤出淞沪战区，上海沦陷。
至于那个孩子，她便是我的长女张穆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