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雷宁他们在抗日前线的遭遇是幸运的。
但，苏联空军的伊万诺维奇大尉、尼古拉耶维奇中尉等25位志愿队员的遭遇，和波雷宁他们比起来，就令人太感到痛心了！
1938年3月23日，在西北皋兰山地区，狂风怒号，风雪交加，气温低于摄氏零下20度。在驻兰州军事顾问迭列吾延科中将的带领下，一个由10人组成的搜索队，牵着马匹，冒着漫天的风雪，艰难地踏着深深的积雪，行进在冰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
他们在这一地区寻找1架失踪的苏联运输机。
这架由TB3重型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于3月16日上午由中国空军飞行员郭家彦、张君泽驾驶，载着苏联空军的伊万诺维奇大尉、尼古拉耶维奇中尉等25位志愿队员，以及中国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高级翻译李仲武、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张培泽等30人，从兰州机场起飞，准备前往武汉。
此时，日本人攻下南京后，正在调集各路兵力，准备进攻武汉。武汉会战在即，这批专家是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前往武汉准备参加会战的。
谁知，飞机飞到平凉地区上空后，1台发动机突然失灵！
“01、01，我是06，我是06。”上午9时15分，兰州机场收到飞机驾驶员郭家彦的紧急呼叫，“1台发动机发生故障，无法继续航行，请求返航！
“06、06，同意返航，同意返回兰州拱星墩机场！”
“06明白、06明白！”
这是这架飞机与兰州基地最后的通话内容。此时飞机正在平凉上空，因平凉没有可供TB飞机降落的机场，兰州机场只好命令机组返回兰州。9时27分，机场突然与机组失去联系，任随怎样呼叫，再也没有回音。
直到当天下午3点，依然没有这架飞机的任何信息——06号飞机可能已经遭遇不测！我兰州、迪化、平凉3个航空站经过分析，一致认为失踪飞机应在皋兰县境内，但苏方驻兰州的顾问迭列吾延科中将则认为飞机应在静宁县境内。出于对苏联顾问的尊重，我方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天下午即派出一个由10人组成的搜索队，前往平凉境内搜索。
在迭列吾延科中将的亲自带领下，他们冒着风雪和严寒，骑马在平凉地区整整寻找了7天，但没有找到失踪的飞机。最后，由于在平凉大山之中，有6匹乘马先后掉进冰河和悬崖之下，他们的搜寻工作只好停顿下来。
与此同时，由兰州方面派出的另一支搜寻队，进入到皋兰县山区。他们同样冒着风雪，在荒无人烟、险峻陡峭的山林里没日没夜地进行搜寻。到了第9天上午，终于在皋兰山营盘岭找到已经坠毁的飞机。但找到飞机时，飞机已经全部烧毁，机上的人员除2人外，已经全部牺牲！
原来，这架飞机1台发动机失灵后，飞机凭借另1台发动机想飞回兰州。但由于风雪太大，飞机动力不足，飞到皋兰山营盘岭时，飞机失控撞到了山岭上。飞机上，当场就有18人遇难，剩下的12人中，重伤7人。这7名重伤人员，由于伤势太重，并且得不到及时救治，在两天内相继死亡。剩下的5人由于事故发生时坐在机尾，伤势相对较轻，他们依靠连续燃烧了2天的飞机余温，和死神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当搜索队9天以后找到他们时，令人痛心的是，当即就有3人倒下了，其余2名苏联飞行员，已经冻得瑟瑟发抖饿得奄奄一息，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为了生存，他们几天来都是靠挖积雪下面的草根、烧烤死去的战友皮带、皮靴方式而顽强活下来的。
这次空难，对于即将开始的武汉会战来说，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次空难，除了2名幸存的苏联军人外，23位战斗经验丰富的苏联飞行人员和工程人员牺牲，航空委员会的高级翻译李仲武、南京电台台长张培泽，以及郭家彦、张君泽等3名飞行员全部殉国！
李仲武和张培泽是根据南京航空委员会的指令，专程到兰州负责接收、协调苏联援华物资事务的。他们任务完成后，是搭乘这架飞机回南京复职的。
这些人都是当时国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李仲武是当时国内最顶尖的俄语专家，是最早报道苏联“十月革命”的中国记者，也是****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1920年，经苏联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鲍立维介绍，在其姑父梁启超等人支持下，与瞿秋白、俞颂华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聘记者赴苏联采访。在莫斯科，他们拜访了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联领导人，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把在苏联采访所写的大量通讯和新闻寄回国内，分别在《时事新报》和《晨报》上发表，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功不可没的舆论准备。
在苏联，李仲武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二人入党后受****旅俄支部领导。1924年回国后，李仲武在广州为加仑将军当翻译，后辞职去浙江宁海结婚。1936年，他去南京航空委员会任秘书。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在苏联开始援助中国后，中国空军需要大批俄文翻译，李仲武在航空委员会担任高级翻译，往来于兰州与南京之间，并通过南京俄文同学会介绍了不少人去兰州参加翻译工作。
张培泽是广东中山人，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工程学院学习，抗战后担任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在中国空军非常弱小、无线电联络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后，张培泽到兰州后主要是进行陆空无线电联络实验的。张培泽的儿子张壮杰曾回忆道：“在飞机失事的前几天，父亲来了一封信。他告诉母亲，要好好教育孩子，要把他们培养出来，祖国的前途需要下一代去肩负。”
飞行员张家彦是河北献县人，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学员，1935年任空军少尉，曾参加过多次对敌作战。
张君泽是四川灌县人，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学员。
这次空难发生后，由于怕动摇军心和民心，国民政府有意识地封锁了消息。当时，武汉会战即将打响，全国上下都聚焦武汉，加之兰州地处边远之地，这种消息很难传播出来。所以几十年来这次空难以及在空难中殉国的烈士，都成了一个谜团，被掩埋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至于苏联方面牺牲的人员，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于保密原因，更难全部知道他们的英名了。
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普希金在回忆录《莫斯科——武汉》中提到：“我们在中国打仗时都是用的假姓，例如机组都是姓‘鸟’的名字：索洛金、拉斯多奇金、奥尔洛夫等。”在俄语中，它们分别是喜鹊、燕子和鹰——也难怪，关于这次空难，笔者查阅了几十万字的资料，也没有找到苏联牺牲人员全部的名单。
根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解密的相关资料表明：在抗战初期，由于航线陌生、地形复杂、通讯落后、天气恶劣、机场条件差等原因，援华的苏联飞行员时时都在与死神打交道，他们援华的飞机仅在新疆、甘肃两省坠毁的就有45架以上，仅N15型气冷式单发单座战斗机就有30多架。许多苏联人民优秀的儿子忠骨埋在西北大通道的雪岭冰峰和大漠戈壁之中——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