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搏，是中国古代武艺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古代的拳术、角力及其他较力形式。
拳搏起源甚早，据《述异记》所记的传说，在5000多年前的氏族部落时代，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东南)进行了一次大战，蚩尤部落的人都在头上戴上了假角，“以角抵人”，锐不可当。后来这一带的老百姓中逐渐流传开了一种头戴牛角，三三两两用头互相抵斗的游戏，即“蚩尤戏”。这可以说是中国武艺拳搏中最古老的格斗形式之一，后来兴起的一些对抗性的体育活动，如拳术、摔跤及其他较力形式，都与角抵有直接的关系。
商代，拳搏中的一些形式已很流行。殷墟卜辞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诸多象形字，如“斗”字，甲骨文中的“门”字像两手相搏；《史记》中描写殷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能徒手与猛兽搏斗，是需要力气和拳搏技巧的。西周时期，人们将徒手搏斗称为“角力”，是一项很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每年冬天，周天子都要命其将帅们练习射箭和角力，并亲自检查训练效果。春秋战国时代，拳搏这类徒手武艺得到较广泛的流行。《诗经》中把“拳”与“勇”联系在一起，说明有拳有勇应是周代男子必备条件。后世武术中的拳术在这时已开始出现。在着名的《庄子》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斗拳的记述，指出斗拳开始时不过是嬉戏，后来为了取胜，生出许多机巧变化，以克敌制胜。从这里可以推知，战国时期的武艺拳搏活动，除了徒手的角力，拳击技术也已具有一定复杂性了。
1955年在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透雕角力铜牌，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民间摔跤的生动情景。铜牌图像为二人赤裸上身，各自一手扣住对方的腰，一手扳对方的腿，纠缠在一起，相持不下，难解难分。在他们的身后，各有一匹马，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这场比赛的结果。这当为北方民间流行的角力情景，反映出摔跤已是民间较为普及的经常性体育项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角力改称角抵，叫做“角抵戏”，成为一种专门供宫廷欣赏的表演，但其格斗特征尚未丧失。197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中木篦上的漆画《摔跤图》，就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角抵情形。
进入汉代，由于国力强盛，统治阶级对文化娱乐活动更为需要。于是，角抵、拳术等一系列拳搏武艺活动，与同时盛行的歌舞、杂技、魔术等诸类娱乐形式，共同发展成了一种大型的综合性表演——百戏。在百戏中，角抵、拳术常常是最受人喜爱的必不可少的节目。特别是角抵，在这时已演变出略具戏剧性的竞技表演。当时有一出叫《东海黄公》的戏，表现的是人与虎斗的情形，这只虎由人戴假虎头装扮而成，它吃了黄公的父亲，于是就在黄公和老虎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最后老虎被杀掉。这种用角抵表演故事的戏剧，开了后世武打戏的先河。东汉张衡在其《西京赋》中曾这样描写角抵的表演，“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角抵的表演达到了何等的引人入胜。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称为“手搏”的竞技形式。《汉书·艺文志》载有《手搏》六篇，归类于兵技，强调“手搏”是以体现攻防格斗技巧为其运动特征的。它是当时军队选练与百戏表演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以巧斗力的身体练习形式，可以说是汉代拳术的重要特征，标志着中国拳术在这时已初具系统化。
从魏晋到隋唐，角抵一直没有消歇，史不绝载，并出现了相攒、相扑、争交等名称。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说，当时的南方荆楚地区，人们在五月的黄金季节，结伴相扑，习以为常，成为一时风尚。在宫廷卫队中，还出现了“角抵队”，专门练习和表演角抵。唐代，这种建制更加正规化，改称“相扑棚”。它集中了全国的相扑高手，如蒙万赢就是一位专业相扑名家。他15岁便被选入相扑棚，历经僖宗、昭宗二朝，不知赢了多少场比赛，累累供奉，受赐丰厚，因而享有“万赢”的美称。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相扑活动的盛行。在敦煌藏经洞，曾发现一幅唐代幡画白描相扑图，图中描绘双方扭抱，屈膝下蹲，降低重心，肌腱凸张，拼死相搏，为我们留下了当时相扑活动的形象资料。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拓跋宏为天竺禅僧跋陀在嵩山五乳峰之麓创建了少林寺。据《太平广记》转载唐人编的《纪闻》和《朝野佥载》两部书所着，跋陀剃度的小和尚，多数是爱好体育活动的。其中一位叫稠禅师的和尚，“初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踔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给侮殴击者相继，”后来稠禅师练得“筋骨强劲，拳捷骁武”，和尚们不但不敢再欺侮他，反而向他习武。稠禅师的拳法惊人，可能就是他苦练的结果。这说明，包括少林拳法在内的中国拳术，在这时已开始昭名于世。尤其是隋末少林武僧助唐王李世民击败王世充后，名声大振，天下的英武豪杰、武林高手，从五湖四海慕名而来，以武会友，交流武艺，使少林武艺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武技精粹，而其中的拳术亦由此更为发扬光大。
宋元承袭唐五代遗风，拳搏活动愈来愈盛。在宋代的城市瓦肆中，小儿相扑和成人角抵节目非常盛行。南宋的临安城(今浙江杭州)还出现了“角抵社”“相扑社”等职业性角抵组织。同时，还出现了专为宫廷进行表演的职业相扑手——“内等子”。这些职业相扑手，按照各自技艺水平的高低，领取不同薪饷。关于这时相扑的具体形式，着名小说《水浒传》已经给我们做了许多生动的描述。山西晋城南社宋墓发现的《相扑图》，更加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相扑的情景。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被称为“女占”的女子相扑。这些女相扑手多在城市的娱乐场所瓦肆中表演。在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
条中，列出的南宋临安城有名的女摔跤手就有赛貌多、侥六娘、锦勒帛、女急快等等，可以说，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就有着英武豪迈的一面。
由于相扑活动在宋代的迅速普及，引起了一些文人的兴趣，于是一部回顾宋代以前相扑发展演变历史的着作在这时出现了，这就是署名调露子的《角力记》。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体育史着作之一。
相扑本是蒙古族的传统，故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颇重相扑。在每年3月28日的东岳庙会上，相扑比赛是必有项目。元代以前，角力、相扑主要的发展趋势是朝着表演化的方向发展，元代伊始，蒙古族将其与射箭、骑马视为“男子三项竞技”，是每一个男子汉必须掌握的技能。这样一来，相扑的练武、健身作用日益重要，因而也更为人们所接受，并对后世中原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摔跤活动的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相扑普及发展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拳术亦更为流行，而且与相扑等徒手相搏活动形式一样，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系统地发展演化着。《都城纪胜》一书载，“别有使拳，自成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说明拳术已有自己固定的套路了。明代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说：“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式长拳。”这类拳法虽然未必是宋太祖亲创，不过其中的某些招式当受到宋代所出现的“使拳”技术的影响，有着一定的渊源传承关系。至今广泛流传于湖北东部一带，讲究吞吐浮沉，首重桩功的“岳家拳”，据考就是岳飞当年训练军队所创。
进入明代，武艺有了巨大发展。表现在拳搏方面，主要的就是相扑相搏类和拳术类各有了自己一套系统完整的体系。由相扑发展而来的摔跤，在明代除了作为朝廷宴会中的一个表演项目外，民间也有专业艺人的表演。明末清初，陈元赞因抗清失败东渡日本，收徒授艺，传授拳搏技艺，以后经日本人辗转相传并发展为全球着名的“柔道”。清代，由于摔跤原为满族的民间传统武艺项目，因而更为兴盛。摔跤在满语中称为“布库”，亦名“撩脚”。清统治者于八旗精兵中选出善角力的壮士，组成“善扑营”，于庆典之日登场表演。一般说来，清代盛行的摔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民间的“摆架子”，只要将对手摔倒在地即可获胜。摔跤时要穿一种白布制成的“柄裆”摔跤衣。这种摔法主要靠脚下的功夫，使用各种绊法使对手身体失去平衡。另一种为厄鲁特式摔跤，这种摔法不穿摔跤衣，上身赤裸，虽倒地亦不为输，必须至两肩着地才定输赢。这有点类似现行国际式摔跤，一定要肩着地才分胜负。
拳术，被当时的一些军事家如戚继光等视为武艺的基础。《纪效新书》中有《拳经》篇，对明代流行的拳种作了概述，如宋太祖三十二式拳法、六步拳、猴拳、温家拳等等，反映出当时已有各类拳法系统地出现了，并形成了各自的流派和风格。明代拳术在广泛流传的基础上已把拳术分为内、外两家。外家以少林武术为代表，其特点在“主于搏人”。内家传说起于张三丰，以王宗、张松溪等最着名，其特点在于“以静制动”“主于御敌”。至清代，在原来流行的一系列拳术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拳系。当时所盛行的较大拳系有几十个，一般的套路有几百种之多。清代各家拳派不仅门派化，而且理论化、套路化。这时的拳种，总的特点是以拳为主体部分，包括了踢、打、跌、拿等各种技法，并且与导引养生相结合，既能防身，又强身健体，内容日趋丰富多彩。随着拳种的增加和拳术的普及，有关的着述也大量出现。除了程宗猷的《耕余剩技》、俞大猷的《剑经》、吴殳的《手臂录》、黄百家的《内家拳法》之外，还有许多未经刊刻的私人抄本以及口传身授的拳术歌诀。这一时期，无论从普及程度，还是从内容的充实和完善来说，都是我国武艺拳术发展的重要时期。
拳搏，是我国古代武艺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角力、相扑、摔跤，还是拳术，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是互相借鉴，共同发展的。它们具有共同的渊源，共同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没有角力、相扑、摔跤等一类相搏术的发展、影响，也就没有拳术如此系统的发展；而没有拳术的普及，则又无角力、相扑以至后来摔跤的充实和完善。二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只是后来，随着武艺的发展，拳术与其他相搏术根据本身的特点，逐渐出现了自己的体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发展方向。
及至明清，由角力而来的摔跤已成为独立的竞技项目，并演化出了多种的形式；而拳术，则与其他武艺器械相适应，以手法、步法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庞大完整的系统，为清代中华武术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