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带女孩回家。
“你家真漂亮。”她终于止住了眼泪，嘴里感叹着，在白色的沙发上坐下来。我家干净又整洁，墙上挂着北欧画家的油画，画着一片湛蓝的大西洋。地板是暗红色的木料做的，踩上去感觉很棒。
我拿出冰冻的啤酒，我们坐在干净的地板上喝起来，中途我叫了必胜客的外卖，我们就这样坐在冰凉的木地板上一边吃比萨一边喝酒。
她翻看我的CD，很敏锐地把那张朗帕尔的长笛专辑拿出来，她转过脸问：“这是在哪里买到的？”
“在法国波尔图，有一次我去那边出差，这是我迷恋的曲子。”
季雨点点头：“在中国没有发行他的专辑，满大街都放着萨克斯和小提琴版的茉莉花，伪小资。可惜朗帕尔去世了，一支长笛不再奏响，留下的是一片悲伤和遗憾。”
我没想到她还知道朗帕尔，她不是个从偏远地区来的女大学生吗？我有点吃惊。
她又拿起一张说：“你也喜欢约翰·列侬？”
我说：“是啊，他是我喜欢的摇滚歌手之一。”
她喝了一口酒，低头看着列侬的封面，她说：“摇滚在别人眼里总是不入流的东西，是青年人的胡闹，我觉得很可笑。”
“嗯。”我点点头，赞同她的话。然后她又看到了鲍勃·迪伦的唱片，她说：“我喜欢他抱着木吉他的样子，带着沙哑的声音从矿区里走出来，身影逐渐在灰色的云层里清晰起来。”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摇滚，酒精开始在我们的体内发生作用，她的脸渐渐浮现潮红。她把头靠在椅子腿上，说：“谢谢你给我工作，你对我好我知道，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
“在公司你为什么哭了？”我问她。
“心情不好。”她说。
“我喜欢你，你知道吗？”我说。
她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对不起，别爱我。你听过偶数男友定理吗？女孩很难真正对偶数位的男友好。”
“为什么呢？”
“因为对初恋太投入，女孩不顾一切地爱上、奋不顾身地付出、歇斯底里地争取，最后很可能是一场空。于是女孩害怕了，她畏缩着手脚面对第二个男人，或者把他当作缓解情伤的调剂……”她停顿了一下，突然说，“这是真的，所以不会幸福，不要爱我。”
“我……”我想要接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是一个定理吗？我……我愿意去尝试着证明它的成立与否吗？不，更确切地说，我愿意去证明它是个悖理吗？我看着她，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有多么爱她，小雨……
“前些年，我跟爸爸去过利物浦，利物浦机场被更名为约翰·列侬机场，真没有想到那个国家会用一个摇滚歌手的名字来命名机场。”小雨岔开了话题，与我谈起了机场。
我没有想到她还出过国，我总认为她应该是生活得不太好的女孩。那个机场也是我喜欢的地方，标志是约翰·列侬的卡通头像，上面写着列侬的一句歌词：“我们的上面是天空。”我觉得她和我一样，我们都是有梦想的人。
将近凌晨的时候，我们仍然毫无困意。她看着我宽敞整洁的客厅问我：“你喜欢古董是吗？”
这一天她反常地说了很多话。
我点头，客厅里放着我从北京的各个角落里挑来的东西，品质参差不齐。
她站起来，在我的橱柜前认真地看着：“怀旧的人才喜欢古董呢。”她说，“下次我陪你去看吧，你这里好多都是劣质品。”
她指着橱柜里的瓶瓶罐罐和书籍说道：“明天，我带你去古董市场吧。”
她其实是很自我的人，说话语气很肯定，并且是主动句，这与我很像。我暗想这女孩内在的爆发力一定很强，她也许是一只母兽，处于低潮期的哀号中。
第二天是周末，我一早在楼下的便利店给她买了洗漱用具和早餐。回到屋里，她还在床上睡着，穿着我宽大的T恤。这是她在我家的第一夜，后来我们都醉了，她在床上睡着了，我在沙发上躺了一夜。
吃早餐的时候她说：“我很久没有吃早餐喝牛奶了。”
我心疼地看着她。
我们在早晨出门，风和日丽的日子，她说要去琉璃厂，于是我们就去了琉璃厂。在车上的时候，她问我：“你喜欢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说：“你先说。”
“电影，我喜欢电影。”她说，“我喜欢看电影里的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只有一句话的配角，想象着我们看不见的人生。”
“文学吧，我挺喜欢中国文学的，我妈妈是教东亚文化的，我们家有很多小说。”
她点点头，说自己也喜欢读小说，只是很久没有看过书了。她说：“你知道吉本·芭娜娜吗？我很喜欢她的书，她写生存与死亡写得很精彩。”
那一天琉璃厂的人很多，我们挤在一堆外国人和小摊小贩中，小贩们看见我就不断围上来推销自己的东西，季雨带着我一次又一次逃离喧闹的叫卖声。
她偶尔会蹲在地上看，手里掂量着一个古瓶或者是一尊陶器，跟摊主询问一些情况后又摇摇头离去。一整个早上，我们一无所获。
她说：“你知道吗，我无聊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逛，虽然没有钱，但是自以为是地看着这些东西，凭直觉去估量它们的价值，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
我对古董是个外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听她说话。
下午的时候，我们继续往前走，她推开了琉璃厂一家书店的门。那是一家嵌在鳞次栉比的旧书店里的更小更旧的书店，没有门牌没有名字，门像个垂暮的老人似的虚掩着，灰砖的表面盖着一层浮土，轻轻一碰就会落下一大块来，窗户是紫木镂空的装饰窗，糊着发黄的报纸，蜘蛛在空花之间抽出亮晶晶的细丝，在日光下闪着微微的光。关上门的屋内黯淡无光，两个大书架靠墙摆着，透着霉味的书立在上面。
我跟着她轻轻的脚步在书店里游荡着，她不说一句话，只是看着每本书的书脊，深黄、浅黄、墨黑的斑点在这些也曾骄傲的书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她偶尔伸出细长的手指轻轻掠过它们，仿佛在抚琴弄弦。我并不打扰她，只是看着她在这寂寞的小小书店里停留，不愿惊醒她沉醉的灵魂。
里屋的门帘被撩开，一个下巴上有着花白山羊胡子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身上白色的马褂套在黑色的长衫上，穿着老北京的土布鞋，步履蹒跚。我对着老先生点了点头，伸出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不要出声。老先生满是皱纹和斑点的眼皮动了动，安然地坐在有些腐朽的椅子上。
“我要这本，卖吗？”季雨从大书架里抽出一本书回过头对老先生说。
老先生攀着椅子的扶手站起来，凑近看了看那本书的封面，喉咙里发出苍老的声音：“拿去拿去，五十块钱。”
我也不还价，掏出钱给老先生。老先生接过钱又颤颤巍巍地挑开帘子走进里屋。书店似乎不属于任何人，寂寞又美好。
重见阳光，季雨把那本薄薄的书放进我手里，她露出淡淡的笑容说：“这本书很值。”
我看着封面，“翡冷翠的一夜”六个字是用细毛笔书写的，封面是淡蓝色的，画着远山流水和江南式的拱桥，已经掉了色的封面有磨砂的质感。
“你看这里。”季雨指着扉页的字，“这是徐志摩的诗集，1928年出版的，现在差不多绝版了，你知道他吗？”
“知道，我知道《再别康桥》。”我说，眼睛里露出对季雨的欣赏和钦佩。
“咱们在这里淘到了第一个宝。”季雨笑了起来，她翻开这本诗集，像是在自言自语，“徐志摩真是个天才，天才就是应该死在天上的。”
季雨
我压抑得太久了。那一夜我突然特别想念何铮，因为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纪念日，我坐在座位上，再也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答应天牧的请求，但我终究还是在他家过夜了，虽然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知道我真的太累了。
后来我们去了琉璃厂，我在那儿买了一本徐志摩的诗集。
那一天是让我快乐的。
回到公司以后，我继续了潦倒和忧郁的情绪。偶尔我会身无分文，窘迫地用俄语小声地向天牧求救，于是天牧就给我叫外卖。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对别人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对他则不再是。偶尔我下了班不回家，在位置上呆坐着，天牧就会约我一起去外面走走，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各处的古玩交易场所，潘家园、琉璃厂、798……
在那些地方，我能感觉到一些爸爸的气息，那些东西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想起万荷堂里的一切。
我们偶尔还会去逛商店，天牧带着我去他平时经常去的国贸商城、王府饭店、燕莎等奢华的购物场所，我原以为我会尴尬和不安，但走在高档的商店里，会觉得自己身上有高贵的气质，即使我当时穿着廉价的衣物。这些名贵的衣服曾经在我的衣橱里，现在却都挂在那儿。
天牧说：“你去试试看。”我一直觉得自己挑衣服的眼光极好，穿起来的样子也很顺，我对世界各大名牌了如指掌。有时候还会流连在迪奥或者香奈儿的化妆品柜台前，我只是看着，那些发着光的小瓶子我很熟悉，仿佛不久之前还是我的老朋友一样。天牧想买给我，我笑着说不用了，不需要这么昂贵的东西。
我曾是物质的女人。
时光倒流，1980年，夏天。
凌晨时分，宁静的夏夜满天都是璀璨的星星，我在那个时刻降临人世。一个女人虚弱地撑起身体，她是我的妈妈，经历了生产的阵痛，她仰起满是虚汗的额头，用苍白的微笑看了一眼通体红润的我。黑夜从没有掩好的白色窗帘下跃入她的眼里，那是一席由好几个白大褂缝制而成的简陋窗帘，它曾经雪白，如今已被染上了岁月的黄色，那种深深的黄色像是给她接生的赤脚医生的手。妈妈问医生：“这是银河吗，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星星同时绽放……”那双深黄色的大手抹去了妈妈额头的汗水，她说：“这不算什么，还有更明亮的星空。”
我就出生在这间小小的木屋里，我睁开眼睛，看见妈妈躺在一张有些潮气的木床上，盖着一床同样有些潮气的被子。当我还想再看她第二眼的时候，赤脚医生已经把我装进一个带着竹香味的篮子里，透过竹篮的缝隙我看见妈妈温柔的微笑，那种微笑像是漫长的安魂曲，于是还是小宝贝的我闭上眼憨憨地睡了。医生说这孩子真听话，不哭也不闹，将来肯定很好养活。妈妈又苍白地笑了。屋子里剩下寂静，因为赤脚医生关上门走了，姑且尊敬地称她为医生吧，即使她脱下白大褂后还要在旭日初升的时分去田里劳作，她只是个略懂医术的乡村妇女，而我的妈妈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我。
窗外面有条流淌缓慢的小河，河水永远都是悠悠的。妈妈虚弱又敏感地躺在木屋里的小床上，听着隐隐约约的水声，她后悔没有嘱咐医生把窗户打开，她想在这幸福的时刻看一看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没有的夜空，这座村庄的夜空像莎士比亚句子里的黑丝绒一样清澈。她想象着未来的幸福，即使明白那是万般无奈的幸福。
妈妈是逃到这个荒芜又陌生的村庄生下我的。后半夜下了一场大雨，把屋顶砸得哗哗作响，于是妈妈决定叫我雨，1980年是我出生的年份，那时候妈妈刚刚满二十岁。一个人的生产是痛苦的，她很瘦，像后来的我一样瘦，带着潮气的被子盖在她性感的锁骨上。我的妈妈也很美，也许没有成姨美，但在那个荒芜又陌生的村庄里没有人比她美。那是一个革命老区，和所有的老区一样贫穷又纯朴，在我刚出生的两年里，美丽又脆弱的妈妈每日都抱着我坐在河边等待，她在等待我爸爸的降临。
那是一个叫作顿庄的地方，于是妈妈私下里把无名小河取名叫顿河，就像她读过的肖洛霍夫笔下的那条静静的顿河一样。妈妈像清新不羁的苏联新青年一样，反抗着浩大如俄国大原野一般的寂寞。顿庄的人们都是善良的，他们从不问我的爸爸是谁，他们相信妈妈说的总会有一个男人来接她，他们给我和我美丽的妈妈讲左右江起义的传奇故事，他们沉浸在革命的红色情境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忘记了这一切。
妈妈固执地认为爱情一定会回来，就像《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爱上了邻居阿斯塔霍夫的妻子阿克西妮娅，沉醉在狂热的恋情里无法自拔一样；就像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娅都互相经历了数次婚姻，仍然能够再次燃起爱火一样；就像葛利高里能够冲破亲情，带着阿克西妮娅私奔一样；就像他们在排山倒海的血腥战斗中仍能绸缪重逢一样。
只是我的爸爸--后来的大收藏家季至岩，一直没有在这倾废的村庄中再次与她相遇。这段时间里，我幼小的生命在静静的顿河边成长着，和顿庄里的孩子们一起吃红薯、白薯、地瓜，和他们一起在泥地里打滚，和他们一起追逐那窝刚孵出不久的可怜巴巴的小鸡。顿河的另一边，是孩子们的天堂，那里有一整片竹林，我们整日在那里摘竹心、挖竹笋……
妈妈死后，也就是我在顿庄度过了三年以后，我回到了温润的南清市，这座我去北京上大学以前一直生活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爸爸这个陌生的词汇终于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的爸爸有高高的鹰钩鼻，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怯生生地觉得害怕，他的鼻子与顿庄里所有人的鼻子都不同。他弯下腰擦掉我小脸上的鼻涕，掸掉我小身子上的黄泥，在顿庄人欣慰的目光里，他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这个小黑丫头就是我的女儿吗，多可爱的小黑丫头……”
我扑闪着眼睛看着他，看见他脸上满是慈爱，只是这种慈爱里充满了陌生，陌生里写满了荒凉。在荒凉的气氛中，他抱起幼小的我，我的小花外套被他的黑色西装裹在怀里，顿庄的泥土沾在他的胸口，泥土里有歉意和内疚在发芽，伴着泪水越长越大变成了参天大树。于是他被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压倒，他闭上眼睛跪在妈妈那个用黄泥做成的坟冢前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