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风盛行的原因
奈良时代，是一个山寨风盛行的年代。山寨的对象，正是大唐王朝。从政治制度、律法、建筑等等，凡此种种，无所不山寨。
之所以日本要不遗余力地山寨大唐，是因为真正认识到了大唐的强盛，尤其是白村江之战，更是让日本举国上下的头脑清醒了许多。
日本民族有臣服强者的传统。在认识到大唐的强盛后，便开始积极修复与大唐的外交关系，如唐朝灭掉高句丽后，日本就任命河内鲸为贺大唐平高丽使专程前来拍唐朝的马屁，浑然忘记自己曾经同高句丽使劲把大腿往一条裤子里面蹬。
由于外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日本和唐朝的外交关系逐步恢复。
修复了外交关系后，日本有了新的想法，就是想要像大唐一样强大。
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
那就是将山寨进行到底，全面模仿，山寨大唐。
山寨的主要方式就是派遣官派留学生——遣唐使，到大唐去考察，系统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山寨大唐。
唐朝对日本派遣遣唐使来开展山寨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不过，接纳遣唐使，对唐朝来说，完全是个形象工程，根本没有经济效益。日本的遣唐使每次都会献上朝贡的贡品，但他们的贡品价值相对于唐朝给予的赏赐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接待遣唐使，在经济上对唐朝而言，是个赔钱的买卖。
唐朝看重的，只不过是四方蛮夷来朝的盛世气象罢了。
日本派遣遣唐使，好处很多，一是可以系统地学习唐朝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以达到山寨的目的；二是可以获得大量的赏赐；三是遣唐使及其随员还可以当国际倒爷做跨国贸易赚外快，所以态度一直很积极。
遣唐使
但是，尽管好处多多，当遣唐使还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
主要的危险来自浩瀚的大海。
那个时候，海运事业还不发达，海上航行很危险，经常出现翻船事故。加之日本太穷，提供给遣唐使的饮食条件非常差，尤其是走南路航线的时候，基本上是猪仔待遇。
所以，失事的船只很多。改走南路后，更是事故不断，基本上每次都要出事，只有第八次遣唐使人品最好，来去平安。
据日本学者估计，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失事率在25%左右，风险可算是想当的大了。
从日本到中国的航线，当时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北路，又称新罗道，这是一条传统的航线，由来已久，即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航行，然后穿越黄海，在山东半岛登陆；或继续沿辽东半岛东岸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再从山东半岛登陆。船只都是在海岸线附近航行，补给方便，比较安全，不过花费的时间最长，每次航行都需要四五十天。
第二条是南路，又称南岛路，这是沿海岛链航行的线路，从九州逐岛南下，在根据洋流和风向情况在适当地方横渡东海直到长江口一带。这条线路风险较高，操作难度较大，需要很丰富的航海经验才能走这条线路。
第三条是大洋路。这条线路不沿着岛链南下，而是从值嘉岛一带直接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大洋路的最大优点是距离近、时间短，但是补给困难，是一条有点赌运气味道的航线。一旦离开值嘉岛，中间是没有任何岛屿可以停靠，必须一鼓作气横渡东海。
从630年（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日本开始派出第一批遣唐使算起，到894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停派为止，在两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总共派过19次遣唐使。其中真正留学生性质的遣唐使有13次，其余的6次，有的没有成行，有的是负责迎来送往的。
遣唐使船队初期只有一条船，百余人，后来逐渐增加，在文武天皇时期和孝谦天皇时期（749～758）达到鼎盛期，有四条船，五六百人的规模。
一般来讲，遣唐使团的常设正副领导职数设置为四个，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称为遣唐四官。有时还在大使之上另设执节使或押使为最高领导。他们全权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管理代表团的日常事务。
日本对于遣唐使团领导干部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其中一个硬性指标就是要帅，要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还有就是要有才，要懂外语，汉语说得比日语还溜，张口汉语，闭口日语，日汉互译，毫无困难。
因为他们代表着日本的国家形象，要知道中国是礼仪之邦、诗书之乡，派去的如果都是歪瓜裂枣，岂不丢了大和王朝的面子。
遣唐使团的随员，一多半是有经验的水手，另一半是日本国内各行各业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基本上都是学术带头人，有音乐家、画师、历史学家、翻译家，他们的正式称谓叫留学生。此外，还有宗教界人士，他们也有个正式的称谓，叫留学僧。之所以全部派遣国内优秀人才，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大唐先进的文明成果。
遣唐使团到达唐朝的港口后，先要向当地政府报告，不然就会被当作盲流严厉打击。
紧接着，当地政府会迅速派人向朝廷报告使团到达的消息，然后朝廷出一个文件，表示同意使团进京。这样，遣唐使团就可以出发到长安去了。
但是少则百十人，多则几百人的使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长安的，宝贵的进京指标只有50个，多数人都只能呆在遣唐使返回路线上的城市里等待，一般要等上几个月甚至一年。
将山寨进行到底
有进京指标的留学生到长安后，先进入国子监学习。
国子监可了不得，是当时唐朝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北大、清华，并且是一所国际化的学校，各国的留学生都可以在这里进修。
国子监分为东西两监，下设六学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其中律、书、算三学馆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专业知识是学习的重点。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主要培养方向是培养大唐国家公务员。
日本留学生一般进入太学学习，食宿全部由唐朝政府包干。
国子监学生每年进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及第”，如果通过吏部的公务员资格考试——“释褐试”的话，就能出去当官了。
如果连续9年都考不中，就要强迫退学。外邦留学生也有考试的资格，所以，有不少外邦留学生通过在国子监的学习，最后考取了大唐的公务员。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和新罗的崔致远就是这样进入大唐公务员序列的。
在历次遣唐使团中，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这两人堪称遣唐使中的杰出代表，日本史书称颂最能“播名唐国者”，唯有他们二人而已。
阿倍仲麻吕是在唐玄宗开元四年，即716年，随第八批日本遣唐使到的大唐，当时的仲麻吕年仅17岁。
仲麻吕先是进入国子监学习，几年后毕业，成绩相当的优异。因为他还考中了进士，一下子就当了唐朝的公务员。作为日本留学生，能够过五关斩六将，挤上独木桥，通过中国的官员选拔考试，相当的不简单，必须有两把刷子才行。
要知道，前前后后这么多日本留学生，能够通过唐朝公务员资格考试的，仅有阿倍仲麻吕一人。
当了唐朝公务员后，阿倍仲麻吕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其能力得到大唐王朝最高领导——唐玄宗同志的高度肯定。
晁衡同志汉文水平较高，他本来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在日本的时候就长于和歌，到唐朝后疯狂地爱上了唐诗，并且表现出了非凡的创作与鉴赏诗歌的能力。
大诗人王维、李白等唐朝诗协领头人比较欣赏这个外籍公务员，将其吸收入大唐诗协。晁衡得以经常出席大唐诗歌文化沙龙，与王维、李白等诗人以诗歌唱和往来。
733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到达中国，依例要求带上已经结业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
此时晁衡已经在中国待了16年，他有些想家了。
同时，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知名留学生都要回国了，仲麻吕想与他们一同回去。
但他是唐朝的公务员，要遵守组织的纪律，不能说走就走，要打报告，要请示。
领导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所以走不成。
又过了很多年，到了752年的时候，第十批遣唐使藤原清河来到中国，晁衡再次向玄宗提出了回日本的要求。
玄宗同志开始坚决反对，不同意放人。
但此时仲麻吕已过天命之年，归心甚切，反复请求，情辞恳切。
玄宗考虑再三，终于同意，并体贴地任命他为唐朝的使臣护送日本遣唐使回国，让他衣锦还乡。
天宝十二年（753）11月，晁衡与藤原清河共乘一船，由扬州出发，向阔别多年的故乡前进。
不料，对于晁衡的请求，老天爷不同意。
他们出海即遇狂风，被风直接吹到了安南（今越南）。安南土人见船上有不少财物，便兼职当了一把强盗，抢钱顺道杀人灭口。同船之人，多数被杀。晁衡和藤原清河运气好些，侥幸逃脱。
当时通讯不畅，长安方面得知船队失事，以为他已葬身海底。
两年后，晁衡和藤原清河历尽艰险，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盲流，终于回到长安。
又过了两年，唐玄宗驾崩，唐肃宗即位。
晁衡往日曾在肃宗的领导下干过工作，给肃宗留下的印象不错。
晁衡生前的最高职位是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其爵位为正二品的开国郡公，是级别很高的大领导。
770年，晁衡以72岁的高龄，卒于长安，被追封为潞州大都督。
潞州大都督是从二品的实职官位，是当时天下五大都督之一，虽是追封，晁衡却也算是位高爵显，荣耀非常了。
日本朝廷获知晁衡辞世后，也立即下诏哀悼，并追赐正一品冠位，称赞他“身涉鲸波，业成麟角。词峰耸峻，学海扬漪。显位斯升，英声已播”。
遣唐使中另一个杰出的代表就是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一样，也是出身于中下层贵族家庭，并与阿倍仲麻吕等同期赴唐。但他成就的事业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国内。
到达长安后，吉备真备也是先入国子监。离开国子监后，他并没有考公务员，而是继续在长安学习各种专业技术，广泛涉猎，天文、地理、音乐、兵法，无所不包，走的是全能性路线。
吉备真备回国后，任劳任怨，从基层做起，有起有落，一步一步做到了右大臣的高位，也达到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
775年，吉备真备以81岁高龄辞世。
之所以选择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的优秀代表，是因为作为中下贵族，在当时日本大贵族把持政治的时代，吉备真备能够成功进入政治核心圈，实属罕见。
鉴真东渡的内幕日本除了派人，还要挖人。
大唐方面被挖走的人，最为着名的就是高僧鉴真。
鉴真和尚受日本留学僧邀请，前后五次，历时十余年，终于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事迹在中国已是广为人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不广为人知的事情也有。
鉴真之所以东渡日本困难重重，渡了五次才去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鉴真要东渡日本的事情未取得大唐官方同意，属于偷渡性质，净是通过野路子找船，加上运气又不好，自然是困难重重了，还要提一下的，是日本方面花大力气挖鉴真和尚的目的。除了促进本国宗教事业的发展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税收问题。
日本国内的寺庙是免税单位。只要是和尚，其收入就可以不交税，加之日本在宗教事业方面的管理混乱，导致了假冒伪劣和尚遍地都是。
日本政府的税源大幅度减少。
收的钱少了，天皇就不干了，就打算找个懂管理的专业人才来管理宗教事务，开展和尚打假专项整治行动。
鉴真和尚恰恰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的专业是和尚管理，是研究戒律的权威，是受过具足戒的。具足戒是佛教戒律的最高等级，表示已通晓了佛教的所有戒律。所以鉴真和尚到了日本后，接待规格很高，受到了日本天皇的亲切接见并被任命为大僧都，以最高僧官身份管理日本的佛教事务。
以天皇为首的日本领导班子成员均是在鉴真和尚手中受戒，鉴真和尚在日本地位非常尊崇，也为日本的宗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经过多年的山寨工作，唐风已经充斥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基本上就是唐朝的翻版，元明天皇建立的平城京完全按照唐朝都城长安的建筑形式修建，只不过规模小得多而已，各项规章制度也大都以唐朝的为蓝本。
任何事物均是有荣就有衰。遣唐使也是一样，也有它历史使命终结的那一天。
到了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日本的任命的遣唐使菅原道真对任命有意见，于是乎，上表请求停止派出遣唐使，理由是当时唐朝政局动荡（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已一蹶不振，此时，正爆发黄巢起义，国内打得不可开交），遣唐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路上喂王八的比到达的人还多。
经过开会，征求了各方的意见，大家都觉得能够山寨的都山寨得差不多了，可以不去了，天皇于是作出了停止遣派遣唐使的决定。
这样，长达260余年的遣唐使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表示了日本的山寨大唐行动已经从简单山寨发展到了消化创新山寨阶段，开始结合本地实际，向自主研发的道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