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和珳自己出钱购得的。土地买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土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耕种的土地。但是，到了乾隆后期，社会上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等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众多的农民不堪地主的繁重租税的压榨。纷纷起来反抗，抗捐抗租。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不愿再保有土地而急于出手，把它们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大跌。和珳有天生的商业才华，他瞅准时机，压低地价，用极少的钱买人大量的土地，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收取极高的地租。买地过程中，他确实是做到了只认钱财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他曾从舅舅明保手中，以不足原价十分之三的价格买到了他的土地，连他夫人冯氏的祖父英廉的土地也没有放过。而且，他采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买”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给和珳，而不是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自然要远远低于市价了，原来的土地主可以在筹足银两支付高额的利息之后，再将土地赎回。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全归和珳所有。如果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珳的永久财产。
和珳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购得了清苑县王君贤、蠡县金锋、宝坻玉福、任丘玉余的土地与吉庆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塔庵、耿杓在清苑县、广善在宛平县、隆普在易州的土地。另外，和珳还趁别人有求于他之机，向别人直接勒索土地。和炭被嘉庆帝治罪后，内务府的档案中记录了他的一件罪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贝子永泽的家人霍三德到永泽在奉天的田产收取地租。霍三德仗势欺人，向田庄的庄头许五德私自索要高额的地租，并且还当面向许五德要五百两银子作为自己的开销。这些非分的要求被许五德严辞拒绝了。两人就为此事闹到了步军统领衙门。许五德怕霍三德因为贝子永泽的关系打赢官司，就找到了和珳的亲戚恒德，要他去请和珳照应，并且许诺事成之后送给和珳一万两白银或六十顷土地。和珳的威势谁能不怕，不久，霍三德就被判有罪发到黑龙江为奴了。和珳派人向许五德传话说，他不要土地，而要那一万两银子，许五德付不出银两，被逼无奈，只好将他自己承种的属于贝子永泽的三十五顷地送给和珳。和珳大概是怕日后会有麻烦，坚持要他写下文书，言明这块土地是卖给和珳的侄子丰绅伊绵方才作罢。
和珳将他的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派出家人疯狂地收租、逼债，他的地租比普通地主要足足高出一倍有余，使得租种他土地的佃农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只好起来反抗，拒不交租。比如，和珳对顺天府通州盛家屯庄王坦的盘剥。王坦原本是当地的富裕人家。清朝入关时候，他的祖父带着十四顷土地加入了内务府的名下，并且担任庄头，每年上缴地租七十二两，后来在乾隆三十一年的时候，王坦连同土地一起被朝廷赏赐给了贝勒府，这时的地租是一百零九两五分。家境还算殷实，一家人过着平静安详的日子。然而，在乾隆五十四年的时候，和珳的家丁带着人来到田庄，宣布说这里的土地以及他们居住的房子全部被和珳的儿子丰绅殷德以二千八百两的价钱买下了，从此田庄要向和珳交租，并且立刻更换了庄头，把王坦只改作了一般的佃户，分给他三顷二十余亩的土地耕种。整个田庄收取的地租一下涨到了四百多两，比原来多了一倍还多。王坦因为家中人口众多，三顷土地实在不足以维持生计，只好一直拖延纳租，为此，还被和珳惩处，一直到和珳倒台，按照清政府档案中的记载，他们一家人才“喜得复无租，十年冤苦始能申述”。
虽然地租的收入比不上和珳贪污收入的银钱多，但是这不但是每年固定不变的收入。而且庄园中的出产，诸如鸡、鸭、鱼、肉，以及各种干鲜果品，全都源源不断地送抵和府，相信只要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能想见其盛况。
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也是和珳敛财的手段。和珳放债的范围很广，不论是官员、商人、普通百姓，还是他的至亲好友，他都毫不手软，而且必须要借债人能拿出土地或是房屋做抵押，他才会同意。和珳权势强大，做起这种生意来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即使借债人还上不欠款。和珳也乐得把他们的房屋、土地收归己有。和珳觉得这种行当敛财方便快捷，不需动什么脑筋，就会有大笔的钱财涌人，所以乐此不疲，就连他的家丁向他借钱，他也要追加高额的利息，决不放过，这种高额的利息常常使得家丁即使在和珳家世世为奴也偿还不起。和珳的舅舅明保曾向他借15000两银子，白纸黑字写明借据，每月利息一分，光是利息就有白银6450两，本息共计达到了21450两。明保在和珳的逼迫下，不敢少一分地还给和珳。
此外，和珳还经营典当业。当时的典当业极为发达，就连皇帝也身为几个当铺的后台，和珳这样的高官，从事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统计，乾隆初期，光是北京地区的当铺就有几百家之多，和珳有当铺七十五座，不但遍布京城的繁华街市大道通衢，而且在今河北的保定、通州等地也鳞次栉比地分布着。就连和珳的家人刘全、呼什图等人也经营着几十座当铺，有名可查的有永庆当、恒兴当、合兴当、恒聚当、庆余当等等。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利润丰厚的收入，和珳敛财也有“海纳百川、不弃绢流”的气度，并不因为一些行业利润少而放弃不做，他还同时开设了柜箱铺、弓箭铺、粮店、酒店、古玩店、杠房、旅店等多种经营项目。在敛财这一点上，和珳的确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也为此用尽了心机，几乎当时所有能想到的途径全被他涉足了。
依仗丈夫成就世界第一女总统
一个是年近花甲的白发老翁，一个是芳龄25的美貌少女，一个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个是声名鹊起的舞蹈家，两人居然喜结姻缘，正所谓郎权女貌。依靠着丈夫的扶持和声望，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这个人就是世故型性格的伊萨贝尔。
伊萨贝尔于1931年2月4日出生在阿根廷拉里奥哈省一个银行职员家庭。乳名叫玛丽亚·马丁内斯。全家6个孩子中她是老大。7岁时，父亲去世。父亲的去世，使家庭失去了支柱，因此伊萨贝尔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她对钢琴和舞蹈却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她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学习钢琴和法语，获得钢琴教师资格。她性情温顺，体态轻盈，也老于世故。20岁时，伊萨贝尔加入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这位美貌窈窕的姑娘当时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从未想过要当第一夫人，更不敢想要当阿根廷的女总统，她只是专心致志地学舞、跳舞。
1956年初。伊萨贝尔随阿根廷“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来中美洲各国巡回演出的。她跳的“乔·亨德尔舞”赢得了这里观众的满堂喝彩。她的美貌和舞姿，犹如天仙般光彩照人。当时在巴拿马城“快乐的大地”，人们被她的翩翩舞姿弄得神魂颠倒。
这天，伊萨贝尔刚停下舞步，一位年近花甲、头发苍白的老人就来见她。女演员一见来人，颇感惊愕。原来这位来人是几个月前刚下台的阿根廷前国家元首胡安·庇隆。一个饱经风霜、风云政坛十余年的著名老政治家屈尊来到夜总会看望一个正值春青妙龄、天真烂漫的普通女舞蹈演员。这使伊萨贝尔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同在异国为异客，两人相见分外亲切。说也奇怪，初次相见，彼此都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吸引着对方，其中的奥秘他们本人也难以言传，只是隐约的感觉到。这样两个素不相识、年龄悬殊、境况迥异的人能走到一起，真是有点鬼使神差了。而他们的相会与结合，起因于姑娘与人交谈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原来几天前伊萨贝尔在夜总会结识了一位名叫罗美洛的巴拿马政界名人。从他那里得悉刚下台的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正流亡在巴拿马城。伊萨贝尔听后脱口说：“能不能见见他？”谁知道这话竟很快传到庇隆耳朵里。一个下台失意的总统在异国他乡受到一个正在升起的年轻舞蹈新星的怀念。这怎不令庇隆感到温暖。庇隆当即破格亲临夜总会看望这位来自祖国的舞蹈演员。其实伊萨贝尔对庇隆可能半是出自崇敬，半是好奇，因为庇隆毕竟是一个当了十多年副总统、总统。在阿根廷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啊。昔日伊萨贝尔只能在报刊上看到他的风采。
胡安·庇隆生于1895年，他的父亲原是意大利移民，在阿根廷经营一个畜牧场。庇隆1913年参加军队。早年毕业于阿根廷西点军校，除军事外，他对语言、艺术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懂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军校毕业后初任军事史教官，1938年在驻智利武官任上因间谍嫌疑被逐。1938～1940年被选送去意大利等国“深造”，1941年返国，晋升为陆军上校。
回国后，庇隆关注国家政治形势。1943年他联合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支持埃·法雷尔出任总统。
1946年2月，庇隆当选总统。他执政后，征收了一些外资企业，实行了若干福利措施。在杜鲁门政府掀起反苏的“冷战”之际，阿根廷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采取了第三种立场。美国政府对他软硬兼施，又压又拉，竭力想把阿根廷纳入西半球防御体系，参加泛美会议。庇隆不肯就范。
1951年，庇隆连选连任。在总统任内9年，庇隆推行独具特色的内外政策，使他成了拉美政坛上的一位显赫人物。
自1953年起，阿根廷国内经济困难增多，庇隆对美国资本的态度渐趋软弱。1956年，他想蝉联第三任总统，但一部分军官同反对党势力发动政变。9月底庇隆被迫下台，流亡到巴拿马。阴错阳差，他在这里与他未来的政治副手和情人伊萨贝尔相遇。从此不但使他在生活上有了一个新的、年轻美貌的伴侣，而且在政治上又增添了一个得力助手。庇隆又开始了新的征途。
庇隆与伊萨贝尔一个年近花甲，一个芳龄25；一个是下台总统；一个是艺海中正在跃起的新星，一个是饱经沦桑、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个则是天真浪漫、白璧无瑕的女郎。两人的地位、经历是那样迥然不同，不想邂逅之后，竟一见钟情。此后庇隆天天去夜总会与伊萨贝尔幽会。庇隆虽身处逆境，却心胸坦荡，胸藏万机，他高雅、机智的谈吐和风采使这位女演员为之倾倒。从此。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世故的伊萨贝尔一直与庇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将自己毕生精力奉献了庇隆的事业。
不久以后，伊萨贝尔打点行装，告别同伴，离开剧团，甘心情愿地与庇隆一起在巴拿马过流亡生活。她成为庇隆的助手和秘书，替这位前总统复信，打印稿件。当然，她也坚信，跟着这位老总统总会有出头之日。
1958年伊萨贝尔跟随庇隆从巴拿马到尼加拉瓜，后又辗转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这期间。伊萨贝尔和庇隆历经磨难。庇隆被迫出走后，他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阿根廷一向把他视为一块心病，欲去之而后快。因此庇隆流亡到哪里，迫害也就跟踪到哪里。伊萨贝尔为了保护他，每天守护在他身边，始终伴随着他。
1960年1月，他们移居远离南美的西班牙。次年这一对在患难中结成的伴侣在马德里正式结婚。庇隆后来回忆说：“在流亡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伊萨贝尔的爱情，她燃烧起我死灭的爱情之火，在奔波旅途中，她送给了我许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浓厚的爱。”
伊萨贝尔时年30岁，而新郎已年近古稀。俩人之间年龄相差36岁。妙龄淑女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一个老翁。许多人纳闷：年轻漂亮的演员为何愿同年老的落魄总统结为夫妻呢？如果说伊萨贝尔不是图名利，那有点太夸张。不过她在跟庇隆接触中，她也相信庇隆学说，崇拜庇隆。
由于长期的劳累，1961年底，庇隆患病住院。如果说国内的政变对庇隆来说是巨大的精神打击的话，那么残酷的病魔则给他的枯槁的心铺上了一层冷霜。
只有欢乐的婚姻。有时会显得平淡。如果放上痛苦的砝码，常常可以看出真诚的分量。庇隆突然病倒后，懂得人情世故的伊萨贝尔不分昼夜地守护在丈夫身边，给他洗澡，喂他吃饭，安慰烦躁不安的庇隆，设法使他振作起来，作为女人，要做到这一些确实不容易。
在伊萨贝尔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庇隆的病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在给好友约翰·斯顿的一封信中毫不掩饰他的感情，“我亲爱的朋友，我能继续给你写信，首先感谢上帝的恩赐，其次我的妻子像母亲又像孩子般地呆在我的身旁，给了我母亲般的爱抚和关怀。我真不知道将来我怎样地感谢她，我的妻子——伊萨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