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锈蚀的通讯塔上盘满藤蔓，硕大的行走树压垮了老旧的监测站，用石头垒起的坟上生着那由松树进化而来的松针花，大朵大朵地开着。
坐在轮椅上的大伯对我说着，“侄女，帮我上炷香。”他的声音是从轮椅传出来，而他本人只能对我微微一笑。
墓里是我父亲，被我吃掉的父亲。
我焚了香，跪在那墓前，叩了三声响头。十六年后，我终归回到故乡。父亲的墓依旧，只是这片生我的山林不再是十六载前的模样。
我也不再是那田垄间的女孩了。
一
“我说了！我不考公务员！”话甫一出口，我就觉得声音大了些。空荡荡的教室里回荡着我的怒吼，回转到耳朵里让人昏昏沉沉的。或许是感冒愈发严重的缘故，我想我需要去镇子里再开些药。
“明年一过，我就回学校继续读研。”我不应该对母亲大喊大叫。
“继续研究你的历史？”电话那头隐约传出父亲的斥责，而母亲则在悄声安抚着暴脾气的父亲，“儿子，你已经二十三了，别像个孩子似的。我和你爸晓得，你想要以后在学校里考考古教教书，可历史系实在是……”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这些或建议或命令的东西无非是老生常谈。谁不知道这年头学历史就是个苦差事，这些与钱权无关的工作，大凡都离不开个风餐露宿与穷苦潦倒。可我就是喜欢，对于二十三岁的人来说，喜欢也许已然是模糊不清的幻想，但它对我而言却切切实实的。
我沉默着，电话那头响起父亲浑厚的声音，严肃而冷漠的声音，“等你支教完，你想再读三年也没问题。”他话音一转，“你连你自己为什么要去支教都不清楚，再给你三年，你自己会晓得后悔是什么滋味！”他声调提高，让我想起小时候他强迫我读《上下五千年》的样子。
“就这样吧。”愤怒在胸腔中孕育着，我只能挂掉电话。这没能让愤怒倾泻一空，反而使得它在心里兜兜转转起来，烧得人毛焦火辣的。
我想要透透气，一小会都好。
推开木门的那刻，正是山中的日落时分。拔龙山吃掉了夕阳的下半部分，剩下的光晕从那些被伐倒的患病思茅松间透射出来，染红了傍晚渐渐浓郁的雾。弥散开来的光亮堂了白山半山腰的林寨小学，还有站在二楼眺望的我。
落日就这样沉着，往拔龙山的深处沉着。一缕缕的光晕逐渐消散在那陡然冒出的雾气里，直到最后一丝亮堂倏地消失殆尽。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加勒比海盗》，‘飞翔的荷兰人’号在绿光中无影无踪的场景，它和这像极了。
可林寨没有电影院，最近的影院在市里，那仅有一个区的市里。
这一下子让我的心情糟糕起来，像去年得了溃疡病的核桃树那样糟糕。
从富丽堂皇的燕京到这偏僻寂静的村寨，或许真的是个孩子才能做出来的事情。我呼吸着山野间清香的空气，听闻着草木间叫唤的虫蚋，眺望着天地间绵延的山脉，并且拍掉饥肠辘辘的花蚊。一年多前的新奇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生活的贫穷与蚊虫的叮咬。在这里，所谓的教书育人毫无价值，反正‘走出大山’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即便走出去也挣脱不开僵化的世界。
我疑惑自己选择支教的初衷，镀金？一时兴起？与父母的孩子气？或许是这些东西，或许不是。照本宣科的讲课、走台作秀的关爱、毫无意义的鼓励，它们逐渐侵蚀着我的热情，不管是支教的，还是对历史的。
父亲说得对，我总会褪去不切实际的想象，像他那样成为公务员，在他的指导与庇护下一步步成为他。我不愿意，却不得不承认这点——我在不该是孩子的年纪，依旧像个孩子似的憧憬一切，与那些希冀走出大山的孩子没差。
“梁老师！”拴着围裙的人在沙石操场中喊着我，他是林寨的老村长，亦是小学的校长，“吃饭了，家长送了些鸡枞来，我炸了猪油渣儿！”
我闻到空气里弥散的油腻气息，肚里咕噜咕噜地叫唤了几声。
“来了，校长！”我笑着走下楼梯，和王校长煞有其事地聊起来那些百年不变的备课方案。
二
周五是个奇怪的日子。
小学作为林寨唯一朝九晚五的五天工作制单位，老师与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着，等待着从铁门紧锁的学校里逃离出去。加上走读生的缘故，学校会在中午放学，这更使得浮躁在学校里漫漶开来。
我也不能免俗，两天值得我花去乡里拷贝些电影与游戏，不过书还得教。
我教小学语文，四年级往上的学生都教。兴起时会给学生讲讲历史，像评书似的讲历史在刚落脚时很常见，只是当我知晓孩子们少有记住之后，便没怎么讲了，反正没意义不是。
这很正常，这些窝在山涧中的孩子不仅仅只有伏案读书而已。他们中的一部分，总是在晨雾笼罩的天气里醒来，走过露珠凝结的山路。另一部分住得远的，每天从学校破旧的寝室里醒来，然后就是满操场的玩乐。农忙时候他们会回家帮忙，在田垄阡陌之间挥洒自己的汗水，这对学习不算件好事。现实的压力会早早地压垮他们稚嫩的身体，清空老师们教授的知识，那些能熬出头的孩子毕竟少之又少，与庞大分母一相较，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同学们，翻开课本。”我走上三合土垒起的台子，倚着沟壑纵横的皲裂讲台，“今天我们讲《十六年前的回忆》……嗯嗯。”我清了清嗓子，感冒让喉咙里痒痒的，有些难受。
这文章是李大钊女儿李星华的作品，大抵难以算作篇好文，仅是平铺直叙了革命先烈牺牲前的事情。去年我讲过这文章，学生们对牺牲与革命这些概念有些云里雾里的，毕竟那时代离这些懵懵懂懂的孩童实在太过遥远。但对我这钟爱于历史的人而言，百年不过是刹那一瞬而已，而李大钊，他和那些消散在革命历程中先辈们，总是近代研究者们难以回避的题材。
“来，从沈曼曼开始朗读，每人读两个自然段。”十四个学生，恰恰好读二十八段，看来我得开个头，结个尾。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孩子们接过我的朗读，或声情并茂或支支吾吾地朗读起来。我喝着滚烫的茶水，由它灌进我略干哑的咽喉里。自从在这瘴气弥散、虫蚋横生的山里落了脚，感冒总是断断续续地发作，身体的不适愈发使人怀念起老家蓉城与求学的燕京。
无论是那便利生活，还是那窈窕女孩，或是交谈甚欢的朋友，他们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挖空热情铸就的堡垒，把软弱暴露在林寨不停歇的山风当中。
“老师？梁老师？”班长刘玲叫醒了我的梦，“老师，我们读完了。”
“嗯。”这让我有些窘迫，毕竟我领着教育局的工资，还得装模作样地完结剩一年多的支教生涯。于是我捧起书来，忍着嗓子的不适读着最后两段。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接下来的工作简单重复，讲两三个生词、概括一下文章、抽些学生来富含感情地读读段落。我做好打算让时间在磨蹭中流干，和学生一起期盼着下课钟声响起。至于小升初的考试，那无外乎勾画重点与死记硬背。
“慈祥的父亲被残忍地杀害了，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我放下书本，扫视着那些回避我目光的害羞孩子们，“是悲伤，是沉重的，怎么读出这种感受？”
孩子们躲避着我，山区里的孩童大凡害羞，不太敢举手朗读。
“李兆权，你来读吧！”我看了下表，差不多该下课了，于是转过头去布置些作业。这满打满算的想法，却被隐隐约约的哭声给打断了。李兆权抖动着身子，右手反复擦拭着眼眶，抽泣使他的身体耸动着，而哭泣声也愈发的响，吵得人耳朵里生疼生疼的。
“怎么了！”我问着，他却哭得更加厉害。我示意学生们先下课，领着这突如其来的麻烦走进办公室，其他几位老师倒是以为这孩子犯了什么错误，也许是我马着个脸的缘故。不过他们很快就把目光转到老式触摸手机上，并且关上门隔绝掉李兆权烦人的啜泣声。
我给孩子倒了些热水，放了卷纸在他的身旁，然后安安稳稳地坐到木椅上。直到李兆权的抽泣稳定下来，我才意识到让他站着总归不好，于是乎让他好好坐着。山里的孩子总是瘦小了些，一是营养，二是农忙，以至于当我蹲下去握紧他干瘪黝黑的手，我也与他没差多少高度。
“怎么了？”我尽力抹掉对他的不满，谁不想在周五少些麻烦？
他垂着头，眼泪与鼻涕啪踏啪踏地往我手上滴着，我只能忍住恶心去安抚他的情绪。渐渐的，这孩子终于停止了哭泣，但嘴角依旧抽搐得说不清话来。
“怎么了？”我又问了一遍，“告诉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我，我，我……”他说话结巴得厉害，让我拼凑话语都那么艰难，“我，我爸爸，我爸爸受伤走，我爸爸受伤走了……”
哎，我只能叹息，但无论我如何去询问他，他只哆哆嗦嗦地说这句话。李兆群本就是班里成绩不好的学生，贪玩好耍、内敛羞涩、功课拖沓算是积攒齐了。还好他算不上顽劣，可要是顽劣的学生还好，至少会抿着嘴装作坚强，但这孩子除开哭泣就只有沉默，什么也问不出来。
“叮叮叮——”校长敲响了教学楼旁的挂钟，哗啦啦的脚步声意味着学生们从教室里赶忙赶急地溜走，溜向他们日思夜想的动画片、玻璃珠子、橡皮绳。
我急不可耐地在办公室踱起步子，直到怯懦的声音与敲门声传来，是沈曼曼。她怯生生地问着我，“老师，李兆权能走了吗？”
我想起来他俩住在老街子那边，山路崎岖不说，还有被雨水浇灌的泥泞土路，所以校长一般叫高低年纪的学生们结伴而行，好能安全到家。我挥了挥手，示意李兆权回家去。可当我瞥见隔壁办公室里那几道略带鄙夷、不屑的目光之后，我收回我之前的决定。我想至少在这最后的一年多中，尽力留下个好印象。
“你们等等老师，老师送你们回家。”这话让两个学生眉头紧锁起来，送学生回家等同于家访，沈曼曼成绩和表现尚好，家长也与我熟稔。
可李兆权就……
我穿好厚重的农用雨靴，并带上雨伞，林寨前些年是有泥石流惯例的，大大小小的都有，这和地形与天气有关。这些年还好得多了，毕竟换上了新品种的树苗，在固土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树苗。我那在南淮大学读博的老友杨钦淞，在编辑经济作物基因方面相当有研究，我也多多少少知道些许原理。
一般来说，往老街子去要两小时多，但在四月底的南滇山区里，淅淅沥沥的春雨来的有些快。雨水淋湿土路，形成一个个凹陷下去的泥泞坑洞，走上些步子便得折点枝丫来蹭掉雨靴上的层层黄泥。
山路有两车宽，一边紧挨着繁茂的山林或高耸的山岩，一边是被杂草掩盖的山崖。我听乡里负责农业工作的徐宏毅谈起过，原先的山路也就两牛车宽，前些年随着新品种的经济作物普及到这贫困山区，这路和我支教的林寨小学才慢吞吞地修建起来。
我们走了会，三人也没太讲什么话，就是走着。随着泥泞的增多，我又一次在路边开始擦拭起来脚底的淤泥，而这时候沈曼曼说话了。
“梁老师，您明年就要走了吗？”她小声地问着。
我抬起头，看着孩子两鬓焦黄的头发和不成正比的书包，在城市里的孩子不会这样，他们要更高大些，要更健康些。于是我拎过他俩沉重的书包，挂在自己肩上说道，“嗯，老师教完你们，再教一年就要回学校读书了。”
三年的支教，妈的，我怎么会选这么长？
“那我们以后就不能看见老师了。”女孩子，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山区里，总归要感性那么一些，“老师为什么要来支教啊？去年老师都没有回家。”她说话有些怯生生的，却使得前面闷头走路的李兆权也转过头来。
看来这个问题，藏在学生心里头有些时候了。刚到这山中小学的那会，我还能与他们打成一片，毕竟有些新奇感，可越往后走，我渐渐发觉到没有网络、没有历史研究、没有城市生活的窘迫。
我不喜欢这里，我笃定这点。
“支教啊，当然是为了教你们些东西了，你们也知道学校老师不够。”一阵山风呼啸地吹过，很冷，“走出大山你们才能知道更多东西，你们不想像村里的其他人出去干体力活吧？”
其实，走出大山、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这些词毫无关联。
李兆权听到这话，又把头低垂了下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些，他们的家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背井离乡，远赴异地打工养家。李兆权的父亲正是那茫茫农民工中不幸的一员，微不足道的一员。
“老师，他……”沈曼曼指着李兆权，没继续说。
“你们还记得老师去年讲的历史故事吗？”我蹩脚地转移话题，我想孩子对那些故事都是很喜欢的，“老师接着给你们讲讲。”我没解释过以前不讲的缘由，只是默默地将它们吞进我的肚子，任由它们发酵腐烂成一摊烂泥。
沈曼曼摇了摇头，李兆权没说话，我的失望又多了那么些许。“这样吧，今天刚好讲了《十六年前的回忆》，我给你们讲讲中国近代史吧！”我没从鸦片战争讲起，而是从陈、李二人开始。山里的孩子对这些东西模糊得很，也没必要过于细致。他们甚至不晓得自己生活在保山市，甚至对滇省都知之甚少，更别谈什么中国人认知，他们还只是小学生罢了，只晓得自己的邻近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