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玛丽·格温
德里克站在卫生间门口，望着妻子菲尔纳迅速而又整齐地收拾着行装。想到她要出差，感到挺有意思。妻子踮起脚吻了吻他的脸颊。看到她脸上淡淡的红晕，他知道妻子很兴奋。她要开始新的工作，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德里克感到很紧张、很陌生，甚至感到像是被遗弃了似的。“高兴点，”妻子对他说，“只有两个星期，我就回来了。”可他面临的这两个星期，却像一辈子那么漫长。
“牙刷带了吗？”他问妻子，口气中尽量揉进一丝轻松。
“带了，亲爱的。”
“你看上去真漂亮。”他对妻子说。菲尔纳确实很漂亮：灰色套装，灰色皮鞋，头发盘起，梳成一个光滑的发髻，显得很庄重。德里克感到妻子几乎像个陌生人。一向是妻子守在家里，为自己整理行装，对诸如住旅馆，买车票等事唠叨个没完。自己出差时，心里总是踏实的：因为有妻子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德里克了解自己的妻子——她毫不费劲就能把家收拾得整齐、舒适。回到家总有可口的饭菜等着。可眼前这个菲尔纳，他真吃不准。妻子开了门，探出头去，不停地张望，等着出租车。车来了，妻子向他招手道别。尽管德里克还在做最后交代，什么找旅馆、开房间啦，有空要打电话回来啦等等，妻子却并不在意。对此，德里克几乎有些吃惊。
“真有意思，我从来没想过我不在家她是什么心情。”德里克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他想到的只是自己要去那儿，要办什么事儿，有时，他也渴望待在家里，可一般他总能顺其自然。那来来去去的差使，对他来说，完全是日常惯例，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德里克打开电视机：又是高尔夫球赛。随即又把它关了。
走进厨房——妻子不在那儿，这对他几乎是个打击。楼上还可闻到菲尔纳的香水味，好像她还在家里。“见鬼！我两周的假期刚开始，她就出差去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刚到晚上，德里克就开始想她了。他坐在椅子里打瞌睡，他多希望妻子待在家里啊。
第二天过得真慢，大半的时间里，德里克在房间里到处晃悠。“妻子整天在家里，都有些什么事可干呢？”他觉得孤孤单单的。到傍晚还未接到妻子的电话，他有些伤心了。他猜度着：也许妻子正和别人谈话，也许已谈妥了生意，正喝上一两杯呢。“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多了。”德里克带上家里那只猫，来到附近的酒吧。
一到那儿，他就明显地感到大家都在盯着他。他觉得自己身上好像少了一部分，好像自己忘了穿裤子似的令人难堪。“菲尔纳呢？”大家不停地询问。
这使得德里克很恼火。他没好气地说：“我的天，她又不粘在我身上，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回到家中，他吃了个三明治，就闷头睡了。他两次转身想和妻子讲话，可她不在身边。德里克几乎要疯了。最后，他好不容易才睡着。过了半周，他惊奇地发现了独处的妙处。妻子打电话回来，交代他干这干那，一长串的话。如果不去理会那些话呢？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德里克开始吹起口哨：可以随心所欲了，不用管那些日常惯例，不用准时吃饭，不必每日8点55分赶去上班了！
光洁的餐桌面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灰。随它去吧，看它会变多厚，这多有趣。平日里，家里总是窗明几净，还真记不起啥时见过有灰尘。那当然是妻子的功劳。
德里克停住了口哨：也许我不在家，妻子也不常擦桌子。也许她还喜欢我不在家，说不定她根本就不想我。于是，他搁下了对妻子的思念：接下去的整整一周里，我可是自由自在，不受人管了！
他在花园里浇了水，把屋旁裂了的排水管修好了。这些事他早就打算做了，可就是没有劲头去干。
日子一天天过得挺快。星期三，菲尔纳又打电话回来。她显得很疲惫，说她总算马上就能回家了。
一想到妻子即将回来，德里克全身涌起一股热流。他刷了卫生间，又清理了厨房地板。他不时地想象着妻子回到这熟悉的环境，看到这一切都光彩照人地欢迎她归来，脸上该出现多少愉快、欣慰的表情。
星期天，他处在焦虑的骚动中。房间整洁、漂亮、温暖，桌子都摆好了，可菲尔纳还没回来。德里克开始不停地看钟，她会在哪儿呢？是不是该给旅馆或车站打个电话问问。也许她误火车了？不会吧，如果真误了车，她肯定会来电话的。
那她会在哪儿呢？德里克急躁起来，不时地冲到窗前，撩起窗帘，注意外边的动静。如果她不准时回来，这饭菜就算完了。他又走进厨房，检查了一遍：“真该去车站接她的，可菲尔纳坚持不必如此麻烦。”德里克沮丧极了，他一屁股坐进椅子，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妻子，谁都不想看。“情人眼里出西施”，真对极了。他认真地对猫儿说：“我最渴望见的是我的妻子，而不是什么漂亮明星，也不是什么世界名胜。”可那猫只是伸了伸懒腰，朝门口看去——门口隐约传来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德里克猛地跳了起来。他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没有冲过去开门。门廊响起了菲尔纳的脚步声。当门锁响起一阵钥匙转动的嗒啦声时，德里克急不可耐地冲向门去。
“你好！”妻子欢欣地笑着。
“你好！旅途顺利吗？”
“挺好，你在家好吗？”妻子环顾四周，一切如旧，很是满意。
“真的，”德里克尽量显得轻松随便地说，“我感到很孤独。”
妻子静静地等着他往下说，突然，德里克笑了。“过来！”他命令着，把妻子抱进怀里。“噢，你回来了，我多高兴！”他紧贴着妻子的脖子，喃喃地说，“我真想你！”
此刻，德里克理解了：自己每次出差，妻子是怎么耐心地等待他的回归，他感受到妻子回家时那种势不可挡的激动和欣喜。这样说来，短暂的离别几乎是值得的了。看着妻子满意地环顾他们整洁、舒适的家，他高兴极了。一切都那么熟悉、可爱。菲尔纳感激地闻着饭菜诱人的香味。
“瞧，”当他们重逢的激动平息下来，德里克说，“我现在知道我不在家里，你心里是啥滋味了。”菲尔纳抬起头，笑了。“我也感受到你离家在外的心情了。”
双方都无需解释。回家，回到对方身边的欣喜——这些短暂的分别是值得的。
死神也怕咬紧牙关
伯尔
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是这样的：
罗伯特和妻子玛丽终于攀到了山顶。站在山顶上眺望，远处城市中白色的楼群在阳光下变成了一幅画。仰头，蓝天白云，柔风轻吹。两个人高兴得像孩子，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对于终日劳碌的他俩，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旅行。
悲剧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伯特一脚踩空，高大的身躯打了个趔趄，随即向万丈深渊滑去，周围是陡峭的山石，没有抓手的地方。短短的一瞬，玛丽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意识地，她一口咬住了丈夫的上衣，当时她正蹲在地上拍摄远处的风景。同时，她也被惯性带向岩边，在这紧要关头，她抱住了一棵树。
罗伯特悬在空中，玛丽牙关紧咬，你能相信吗？两排洁白细碎的牙齿承担了一个高大魁梧躯体的全部重量。
他们像一幅画，定格在蓝天白云大山峭石之间。玛丽的长发像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
玛丽不能张口呼救，一小时后，过往的游客救了他们。
而这时的玛丽，美丽的牙齿和嘴唇早被血染得鲜红鲜红。
有人问玛丽如何能挺那么长时间，玛丽回答：“当时，我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松口，罗伯特肯定会死。”
几天之后，这个故事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世界各地。
人们发现，死神也怕咬紧牙关。
死心塌地爱到底
尤莱思
她喊着少女的名字，那少女便匆匆走下扶梯……
这个故事要从1950年初讲起，那时泰勒夫妇二人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瓦尔珊城的一所小寓所。伊迪丝·泰勒确信自己是“当地最幸运的妇女”，她和卡尔已经结婚23年了，但每当卡尔走进房间时，她的心仍然怦怦地跳。而卡尔呢？也处处都表现出一个男子对妻子的爱抚。卡尔在政府仓库工作，碰到派往外地出差，便每晚给她写信，每到一处，总买些小礼物寄给她。
1950年2月，卡尔被派到冲绳去，要在那里新设置的政府仓库工作数月。这次分别的时间较长，而且相距又很遥远。这次卡尔没寄礼物来，但伊迪丝心里明白，他是在储蓄，以便有一天买一幢自己的房子——这个梦想他们憧憬已久。
伊迪丝在孤单寂寞的日子中苦度时光。每次她预料他该回来时，他总是来信说他必须在那里“再待3个星期”，“再待1个月”，“就只再过2个月就可以了”。
现在他离家已1年之久，信却越来越少了。不寄礼物来，她能理解，可不写信，难道就为省那几分邮票钱吗？
经过数周的杳无音信后，来了一封信：“亲爱的伊迪丝，但愿我能用更体恤的方式告诉你，我们今后不再是夫妻了……”
伊迪丝走到沙发前坐下。他已经写信到墨西哥办理通信离婚。他已和派到他住所服务的日本姑娘爱子结了婚。爱子今年19岁，伊迪丝是48岁。
讲到这里，如果我是在杜撰这个故事的话，下文就会是这样：弃妇不承认书面离婚，痛恨丈夫和那个女人，要为自己惨遭打击而报复。但我要讲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伊迪丝没有恨卡尔，也许因为她对卡尔的爱历时太久，有欲罢不能之势。
她可以想象出那个情景。一个孤单寂寞的男子和那个女子经常接近。即便是这样，卡尔也没有轻易地做那放荡的事。他宁愿离婚，也不肯戏弄那年轻的女人。
伊迪丝唯一不能相信的，就是他怎么会不再爱她了。总有一天，总有个原因，卡尔会回来的。
于是伊迪丝的生活目的便完全寄托在这个希望上。她写信给卡尔，要求和他继续保持联系。后来他来信说，爱子快要有一个孩子了。玛丽亚在1951年出世，接着在1953年又生了海伦。伊迪丝给那两个孩子寄去了礼物。她继续写信给卡尔，卡尔也有回信：海伦长一颗牙了，爱子的英语很有进步，他自己的体重减轻了。
后来，她收到一封可怕的信，获悉卡尔得了肺癌将不久于人世。他最后的几封信充满了忧虑，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两个孩子和爱子，他一直在储蓄，准备把两个孩子送到美国去上学，但医院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耗光了。她们将来怎么办呢？
伊迪丝知道，此时她可以送给卡尔的最后礼物只能是心灵的安慰。她写信告诉他，如果爱子愿意，她可以收养玛丽亚和海伦，在瓦尔珊市把她们抚养成人。爱子在世间唯一所有就是这两个孩子。可是她们跟着她，除了过贫困、奴役和绝望的生活之外，还能有什么好处呢？1956年11月，她让她们投靠她。不久，玛丽亚和海伦来到了伊迪丝身边。
伊迪丝知道自己已经是54岁的人了，做一个3岁和5岁的孩子的母亲该是多么难啊！但她不曾想到，卡尔死后不久，两个孩子把曾学过的一点点英语都忘了，不过玛丽亚和海伦都学得很快。她们眼神中的恐惧之情消失了，脸也胖起来。伊迪丝下班后，马上赶回家来，这是6年以来所未有的情形，甚至做饭也再度成为乐事了！
接到爱子的来信时，更是令人神伤的。“阿姨，请您告诉我她们的情形怎么样。玛丽亚、海伦哭了没有。”伊迪丝从爱子那词不达意的英文中看出了爱子心境的寂寞，而她自己是深知寂寞的滋味的。她觉得必须把孩子们的母亲也接到美国来。
她已下了决心，但爱子还是日本公民，移民的配额有限，等的人又很多，要很多年后才能轮到爱子。那时，伊迪丝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我把她的情况在报纸专栏里登了出来，有些人更积极地协助，于是各方面提出请求。1957年8月，爱子获准来美。
飞机到达纽约国际机场的时候，伊迪丝感觉到一种恐惧。如果看见那个把卡尔夺走的女人，恨起她来该怎么办呢？最后，走下飞机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少女，伊迪丝最初还以为她是个孩子呢。她站在那里，手握着栏杆。伊迪丝觉得，要是自己有些害怕的话，那么爱子一定惊恐得近于不能自持了。
她喊着少女的名字，那少女便匆匆走下扶梯，投入她的怀抱。当她们两人互相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伊迪丝的心中忽发奇想：“我从前祈祷卡尔回来，现在他真的回来了——藏在他的两个小女儿和他所钟爱的这个温柔少女的形体里回来了。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教我也爱她。”
给自己装上“暂停按钮”
豪特
多年前，我在随意翻开的一本书上看到了一段给我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的话：刺激和回应之间，仍然有空间存在，在这片空间里，我们有自由、有力量去选择如何回应。
在我们的回应当中，蕴藏着成长和自由。我无法描述这段话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我一次次反复思索，沉浸在它提出的自由观念里，把它用在自己身上。
一天晚上，我在外面拍录像，导演坚持要以日落西山为背景，我很不耐烦地等着。这时我接到妻子的电话：“你在做什么？”她不耐烦地问，“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请客，为什么还不赶回来？”她生气了。
听到她的问话，我硬邦邦地答道：“珊德拉，是你请了这些人来吃饭，别怪到我头上。这边进度落后，我又有什么办法？你得自己去想办法，我现在走不开，而且我们讲得越久，我将越晚回来。我还有工作要做，做完了自然会回来。”
挂上电话，走回拍摄现场时，我突然明白，刚才我对珊德拉的回应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她的问题合情合理，她的处境十分困难：客人期望我出现，我却不在场。我不但不体谅她，反而做出鲁莽的回答，而这个答复无疑将使问题更加严重。
我反省了自己，认识到自己犯了错。我不想这样对待妻子，不愿我们之间出现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如果我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我更有耐心、更了解、更体谅她；如果我的出发点是爱她，而不是在压力下发脾气，结果会大不相同。问题在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的反应只是出于那一刻的感受，我深陷在当时情况所导致的情绪里。这些情绪是如此强烈，使我看不到内心真正想做的事。
幸运的是，我们迅速地完成了工作。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的全是珊德拉，而不是录像。我的气消了，心中充满对她的爱与理解。回家后我向她道歉，她也向我道歉，就这样，问题解决了。
我们很容易做出直接的反应，你是否也一样？有时你跳不出当时的情绪，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你想“只要我当时停下来想一想，我就不会有那种反应”。
人们若能依据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做出回应，而非刹那的情绪或情境，家庭生活必会更加美满。我们都需要一个“暂停按钮”，让我们在事发与回应之间暂时定格，选择自己的回应方式。
我们可以发展“暂停”的能力，也能让家人学会“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