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青铜器处于鼎盛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接触到铁，虽然是天上掉下来的陨铁，但人们不仅认识了它，并且用它制作器具，这种状况持续了数百年。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告诉我们，大约在春秋时期，我们的祖先便掌握了人工铸铁技术，开始了人工铸铁锻器的时代。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铁的优势，这就大大推动了冶铁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末、战国早期的遗址中，出土了铁铲和铁攫（juè，大锄）、铁带钩、铜环铁削等铁器，经分析研究是生铁热处理制品，这说明，战国早期人们已经掌握液态冶炼生铁、液态铸造、退火热处理等一整套批量生产铁器的先进冶铸技术，而且把铁器由兵器扩大到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大大促进了战国时代的工农业和军事的发展。到了战国中晚期，冶铁技术和规模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不仅有大量铁器被发现，还发现了保存较好、时代明确的冶铁遗址，这其中尤以河南登封告成冶铁遗址和新郑仓城冶铁遗址最为有名。
许多冶铁技术在战国晚期创造出来，但到了汉代，冶铁量的增多、铁器质量的提高、技术的规范才得以实现。
河南郑州古荥镇“河一”冶铁遗址、巩义市铁生沟“河三”冶铁遗址、南阳宛城“阳一”冶铁遗址和温县冶铁遗址发现的窑炉遗迹和冶铁遗物能够说明这些成就。其中古荥镇有日产近1吨铁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炉；许多高炉应用真正耐高温而被当今号称时髦的黑色耐火材料；巩义市铁生沟开始尝试使用铝土新耐火材料；巩义市的烘范窑最为科学并脱碳出相当于今天1A级“球墨可锻铸铁”和较多的铸铁脱碳钢；铁范已在广大地区和许多铁器品种中广泛应用，铁范模的制作工艺相当于现代的翻砂法，工效较高；南阳铸铁作坊已创造出热鼓风熔炉，这种先进鼓风技术也在河南等郡应用；车马器的制作，广泛应用高工效的叠铸技术进行生产，不仅创造出工效更高的双堆叠铸，而且叠铸技术规范化；球墨可锻铸铁随处可见，炒钢技术应用广泛；各种器件铸造，都采用自割性浇口，大大提高了铸件的成品率。
汉画像石上的冶铁图虽然没有冶铁遗址那么庞大、复杂，但却更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了汉代的冶铁技术，它们和冶铁遗址相辅相成，有异曲同工之妙。山东滕州宏道院的冶铁图内容最丰富。左边的梁上垂挂一个由四根吊杆紧拉着的大皮橐，两人站立橐左侧使劲推拉皮橐鼓风，皮橐下一人曲腿仰卧，两手上举帮助推送皮橐。二人相对举锤在铁钻上有节奏地锻打铁刀，打出的铁刀马上由专人在磨石上开刃，有一人正在检查刀口的锋利程度，开刃磨好经检验合格的产品被挂在墙上。最右边的图像可能和拉矿石有关。这幅图像向我们展示了从运矿石到冶铁、铸器、锻打、磨砺的铁刀生产全过程，犹如今天的生产流水线，分工明确，繁而不乱，一方面反映了艺人们对铁器生产过程的熟悉，表现起来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表明汉代冶铁手工业管理上的合理性和有序性，管理者在多年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总结出了一套较为科学实用的管理方法，这就大大提高了冶铁手工业的效率。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相传在五千年前，黄帝的夫人螺祖就发明了种桑养蚕，与此同时，麻、葛也被用于纺织，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断有纺织品残片出土。商周时期，纺织业有了初步的发展，到了汉代发展速度更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大量各种花色品种的丝麻织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纺织业的水平，丝绸之路出土的汉代织物更是绚丽璨。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有隶书“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袜子等。1995年在当地汉墓中又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物，毛织品有龟甲四瓣纹厨（jì，用毛做成的毡子）、人兽葡萄纹罽、毛罗和地毯等名贵品种，在这里还首次发现蜡染印花棉布及平纹棉织品。
战国时期的刻纹铜器开始出现采桑图，这是我国在艺术品中表现桑蚕丝织业的滥觞，汉画像石、砖艺术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山东滕州龙阳店、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都有采桑图。汉王褒的《僮约》中说：“种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树，八树为行，果类相从，纵横相当”，可见桑园的栽培与果园一样是有厚利的，值得占一大块土地来经营。《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也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桑蚕业的发展必然推动纺织技术的进步和纺织工具的改进，以适应纺织生产的需要。
画像石、砖上的纺织图像已见有十余幅。画像内容大同小异，繁简有别而已。山东滕州龙阳店画像石上的纺织图是这样刻画的：左右两端各有一妇人在操作织机，师傅在背后指导监督；右边的织机前一妇女正执籰（yuè，络丝的用具）络丝，其上已挂有三个缠满蚕丝的籰子；右边织机前一妇人坐于纬车前摇纬。这幅纺织图反映的似乎不是家庭中的纺织，而是乡村或地方豪强纺织作坊中的纺织劳作，是具商品性质的生产活动。达官显贵、豪强地主乃至小吏百姓身上穿着的各色服装的衣料主要是由此类作坊纺织而成的。
我国关于酒的起源的传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禹时一位叫仪狄的女子用粮食造出了酒，她把它献给了大禹；另一个传说说少康是始作酒者。少康就是杜康（《说文解字·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他是夏朝第五代王相的儿子。少康从小就帮他外公放羊。一天，少康上山放羊时突遇大雨，他急着要把羊赶回去，匆忙中把盛在竹筒里的秫米饭忘在了一棵树上。等到雨过天晴，他再次来到这个山上放羊时，发现以前遗忘在这里的秫米饭，已经变得气味芬芳诱人了，他尝了一下竹筒里的饭汁，觉得甘美可口。这一意外的发现，使少康认识到了米饭发酵的作用。后来他便有意识地酿制这种能醉人的甜酒。
传说固然很美好，但它毕竟是传说，其中虽有合理因素，离事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酿酒。大量发现的尊、、、高柄杯、小壶等陶器表明，到了龙山时代，酿酒业已较发达，专门用来饮酒的器皿，经常在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以致发展成为礼器。
在我国古代酿酒业的发展史上，汉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当时酿酒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造曲技术的发展；成酒度数的提高；酒类品种的增多。
我国古代酿酒生产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将谷米煮熟，待冷却后再加以酒曲，密封、恒温贮藏之，以发酵酿酒。
当谷米、酒曲发酵好之后，再进行过滤，以除其糟粕，即所谓缩酒。秦汉以后，缩酒又叫泲（jǐ，渗透，过滤）酒，也叫沥酒。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酒之取清去滓，或曰滤除其糟粕这一工艺过程。
山东诸城前凉台汉墓画像石上的酿酒图，全面反映了上述酿酒过程：地上砌一灶，灶前一火夫跪坐添柴，灶上置釜和无盖大甑，一人执炊具立于灶侧搅拌甑内蒸煮的谷物，此人身后放置两个大缸，一人执棒将一个大缸里的东西搅拌均匀。灶左侧也放置有两个大缸，其中一个大缸上架设有木架，一个漏缸安放在木架上。缸右立一人正准备把手中的勺子递给左边之人，这似乎表明漏缸沥酒的过程已经完毕。沥酒缸下边一个方形的框架放置在一个大陶缸上，一人卷袖露臂，双手执袋在框架上挤酒，他身后放有两个用于装酒的大壶，面前一人正弯腰用竹片将勺中之酒曲投入酒缸中。挤酒者下方垒土筑台，台上埋设四个大瓮，台右放置四个大瓮，它们应是用来贮酒的。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嘉祥洪山和华林等地的画像石上也有内容相似的酿酒图。
四川新都画像砖上的酿酒图与此稍异。图的左上部一人奋力推一板车，似在往外送酒糟；其下一人挑一对酒瓮正向外走；右部上方一人卷袖伸手在灶上的釜内和曲，师傅坐在一旁监督指导；灶前置酒炉，炉内有瓮，瓮上有螺旋圆圈，连一根直管通至炉上的圆圈，当是酒曲发酵，淀粉溶化后输入瓮内的冷管。
造车轮（山东嘉祥）
我们从画像石、砖的酿酒图上不仅可以看到汉代酿酒生产的工艺过程，还可以窥见汉代私营酿酒业的一些情况。山东沂南北寨村、诸城前凉台的酿酒图像为整个庖厨活动的一部分，规模较大，且有负责监造的人员。类似的图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上也有。这些图像正可与汉人崔寔的《四民月令》相参照，说明当时官僚地主庄园有着自己的酿酒作坊，曹操在《奏上酝酒法》奏文中也提到，“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臣得法酿之，常善”。他们酿造的酒，除了自己饮用外，大部分用于售卖，西汉名臣霍光之子霍禹就“私屠酤”，随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也“当炉”酤酒。山东嘉祥华林、洪山画像石上的酿酒图像简单，规模很小，很可能反映的是民间中小地主或自耕农民的酿酒情景。
车是何时发明的，至今尚不能确指，但夏代已有车正，其中之一羲仲即是山东枣庄人，从商代墓葬中发现的车辆之众来看，夏代有车当不成问题。商周时期车辆除了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外，还大量地用于战争。
从战国时期开始，战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车辆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汉代，车的种类已是十分繁多，质量比以前更加提高，装饰也更加富丽堂皇，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的规模大小不一的车骑出行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马车的制作中，制轮要算是最难的工序了。
山东嘉祥洪山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幅制轮图，形象化地把制轮过程表现了出来。画面上，制轮人左膝跪地，右脚踩住轮牙，右手执斧，左手握凿，正为轮牙凿卯；他前面是一车轮的半成品，毂、牙间装有十四根车辐，而牙才安装了一半多；车轮上方悬挂二牙条；制轮人之妻背负他们的孩子，手执轮牙站在他背后帮助他工作，这显然是个造车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