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把用文字刻写下来的东西都称为书，而用文字书写的信函也属于书的范畴，所以书信就有了各种叫法：书牍、书札、手札、书简、手简、尺牍、尺翰、尺素等。而对唐代以前的名人书信，后人称其为帖，是重视其书法之意。最著名的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距今1700多年，是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其字古朴、雄浑、沉厚。王羲之写给亲友的书信有《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杨凝式的《韭花帖》等，都是流传下来的我国古代书信珍品。
由于具有史料、文献、文学、书法、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再加上“存世仅此一件”的孤品的性质，名人书信历来都为收藏家所重。
收藏者可以透过这些发黄的纸张感受真实的历史，触摸到名人心灵的律动。故此，名人的手稿成为收藏家竞相争夺的宠儿似乎理所当然，可惜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类似名人字画、邮品等收藏市场的火爆场景。难道那些眼力过人、脑筋灵活的收藏家们对此不屑一顾？
中国收藏家协会组联部主任李庆一先生出语惊人：“中国收藏家协会目前拥有1000多名会员，但没有一位是以收藏名人手稿为主要收藏方向的。”
李先生介绍说，当前国内收藏品主要分为字画、邮品、瓷器、钱币四大类，名人手稿的收藏因为规模小而附属于字画类。现在收藏手稿成规模和系列的很少，研究者更寡，一些收藏家虽然爱好名人手稿，却也只能把它当作杂项附带着收藏。相对于发育完善的名人书画拍卖市场，手稿的拍卖在数量、种类、成交率等方面逊色许多。
收藏界许多人士认为，造成名人手稿的个人收藏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有下面几点：其一，作家、学者对自己的作品手稿都非常珍视，不会轻易送人或到拍卖市场上去拍卖。同样，出版机构对作家的手稿也会注意保存，以供今后研究参考。其二，名人手稿跟书画作品相比，本身的艺术价值一般并不高（除非这个作家或学者同时又是书法家），它们的收藏功用主要表现在其文物价值方面。其三，由于名人手稿流入收藏市场的数量极少，而且大多是孤本，所以它们的价格奇高。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要卖3.5万美元，托马斯·杰斐逊签署的一份文件值1万美元，类似“天价”常令财力不足的收藏爱好者却步。
除此，个人手稿收藏受到限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对名人手稿的“垄断”。比如北京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珍藏了大量作家、学者的手稿和信札。据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室主任刘屏先生介绍，到目前为止，现代文学馆所收藏的手稿、信札达到了15000件之多，收藏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当代所有知名的作家，其中尤以巴金、冰心、萧乾、茅盾、叶圣陶等的手稿为多。这些手稿大部分是作家本人或其家属损赠给文学馆的。巴金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将自己的大量手稿捐献出来，而且将他在解放前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保存的许多其他作家的手稿也一并捐给了现代文学馆。
刘屏先生还说，随着各地大批文学馆、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比如福建的冰心文学馆、上海的巴金文学馆、河北省文学馆等，它们对作家、学者手稿的吸纳量将越来越大，而同时个人对名家手稿的收藏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作家、学者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交给国家保管而不愿让它们在市场上拍卖来拍卖去。
当今科技日益发展，作家、学者的电脑写作正在逐渐代替传统的笔墨纸张，这也是所有手稿收藏爱好者必须正视的挑战。
1996年，“佳士德”拍卖行推出了一场“上海张氏涵卢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专场拍卖，其中有我国历代一些大名家的书信，如宋朝曾巩、苏轼、朱熹、曾纾、张即之、朱敦儒，元代的倪瓒、张雨，明朝的董其昌、文征明等，给尺牍的拍卖造了势。
紧跟着，顾氏“过云楼”、陶氏“五柳堂”藏明清名人书信拍卖之后，2002年中国“嘉德”秋季大拍上，推出了“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钱镜塘是上海著名书画鉴赏家、收藏家，所藏“明代名人尺牍”共20册，收有明永乐至崇祯年间重要历史人物四百余人的书信。这批书信最终以990万元创下了中国古籍善本单项拍卖世界纪录。
至于近、现代的名人书信，在拍卖会上也是价格不菲，行情看涨。2001年在图书资料春季拍卖预展上，了端方、何维朴、叶德辉、蔡元培等人的书信，裱在了一本册页上，底价6000－8000元。周作人的手札一页，2000－2500元。沈钧儒书信一页，2000－2500元。还曾见茅盾书信18通（带原信封），成交价5.5万元。
据有关资料记载，国外名人书信的国际拍卖价也是相当高的。例如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原子弹的信，1987年在纽约“索斯比”拍出了22万美元；丘吉尔的七封情书，1994年在伦敦“佳士德”拍了7.68万英镑；尼克松的总统辞职信，1995年在伦敦“索斯比”拍了8.28万美元；列宁给俄社会民主党的信，1993年在伦敦“索斯比”拍了4200英镑；肖邦给阿尔贝尔伯爵的信，在纽约“索斯比”拍了19万美元；哥伦布描写发现美洲大陆的信，1991年在伦敦“佳士德”拍出了44万美元。从以上的拍卖记录可以看出，在国外，名人书信也是收藏中的珍品，而且价位远高于国内的名人书信。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从收藏的角度看，这些手书的名人信札将会越来越珍贵了，将来的升值空间之大难以预估。
名人的手迹无疑称为珍贵，但并非每一件都能保存至今。例如，我们现在无缘目睹莫里哀和高乃依的手稿。卢梭的部分文稿得以保存，可伏尔泰几乎“只字不留”。收藏大师们的“文字遗产”以传后世——相对来说，这还是个“新的”现象。文学家的声誉越高，后人对其手稿的兴趣也就越大。最早开始收存文学家手稿的是德国人，而于1832年去世的歌德更是功不可没：他在世时就开始关心用科学的方法建立自己个人的文学档案馆。
在法国，开保存手稿先河的是维克多·雨果。他在遗嘱（1891年8月31日）中写道：“将我所有的手稿以及日后找到的我亲手写的和画的一切资料交由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雨果的这一举动颇具感染力，仿而效之的有左拉的遗孀、福楼拜的侄女等。渐渐地，珍视文化名人的手迹成了一种时尚。看来，只有电脑才与之背道而驰，因为，若用电脑“构筑”作品，就不会在纸张上留下一丁点的“建筑垃圾”。今天的文学研究家们能够从手稿上看出，雨果，这位《海上劳工》等名著的作者，创作时是如何精雕细琢的。在流亡岁月里，他精心保存着装有手稿的所有箱子。去世前不久，他养成了将自己未出版的文稿锁进铁柜的习惯。
1903年，安·阿利波尔在其专著《伟大作家手稿中的风格之研究》中写道：“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雨果只是在手稿上作修改，他对自己简直毫不留情。但一旦某个章节被送到印刷厂去排版，他就对它不再感兴趣了。与其他作家——比如巴尔扎克——不同，他几乎不在校样上做修改。”而巴尔扎克总是反复修改，常使排字工因无法辨认而陷于绝望。雅·谢巴什在分析《悲惨世界》手稿时指出：“除了已遗失的《冰岛汉》（1823年）的手稿之外，国家图书馆保存有雨果作品的全部初稿，它们被仔细地编号、标注上日期，上面不仅有许多修改，还有不少其他记号。这些手稿使我们得以具体地对作品作出评价。正由于雨果将手稿捐给了国家图书馆，未来一代又一代文学评论家能够‘亲眼目睹’创作时，是哪些疑问在折磨着这位文坛泰斗。”
法国文坛上的另一位巨匠、象征派先驱波德莱尔的名字不久前因一场拍卖会再次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一份由他亲手做过附注和修改的名作——诗集《恶之花》的校样在该拍卖会上亮相，结果被法国国家图书馆以320万法郎购得。这份资料当然十分珍贵，但毕竟不是手稿，可身价依旧不菲，原因何在呢？原来，《恶之花》的原稿已经遗失了，若退而求其次的话，该校样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上面还有波德莱尔的出版商奥古斯特·布列马拉希手写的“付印”字样。
波德莱尔研究专家克洛德·彼舒阿教授认为，《恶之花》手稿遗失并不奇怪，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文稿都有相同的命运。当时，印刷厂手工排版。作家的稿子到排字工手中，常常墨迹斑斑。在这种情况下，手稿遭损毁是不足为奇的。顺便一提的是，“印刷废页”这个词源于德文，原意为“校样”。至于《恶之花》，被送往印刷厂的，不是波氏的手稿，而是由职业抄写员抄写的文本。当时的文学家常常请抄写员抄稿。据波氏的朋友，也是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沙尔里·阿斯利诺证实，波德莱尔见到这部放在两个厚厚的纸夹里的稿子后“勃然大怒”，因为稿子里随处可见“愚蠢至极的错误”，抄写员不仅没有写上波氏所做的修改，而且还在许多地方抄错，如将“月亮的忧伤”误写成“月亮的速度”等等。尽管有种种缺憾，《恶之花》的第一、二版分别于1857年和1861年与读者见面。1867年8月31日，46岁的波德莱尔在巴黎逝世。之后，人们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由他做过修改并补充了新作的“恶之花”文稿，它成了该诗集第三版的出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