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现，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也不是个安分的女人。她与夏沙尔的婚姻悲剧，使她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莫非，这种不安分的个性也通过其母遗传给了高更，使他难以在安静平淡中生活，非要去寻求刺激不可？
还有人从高更的幼年经历中去寻找答案。高更在父亲死后随母亲投靠在秘鲁做总督的舅舅，7岁才回到法国。南美的热带风光以及当地原始纯朴粗犷的民风民俗，在高更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深深的种子，这使他永远无法摆脱那浓浓的原始情结。晚年的高更曾写道：“有多少次我退回到很远，比回到帕底农的马更远，我回到我儿时的‘达达’，回到我的好木马。”帕底农神庙是古希腊艺术的代表，也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但是高更所钟情的却并不是“帕底农的马”，而是更远的“儿时的木马”——既是原始的，又是儿童的，他的这种审美指向，莫非正是其幼年生活所折射出的心灵辉光？
高更性格中的不安分因素，在他17岁的时候第一次显现出来：在中学毕业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他的家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要当一名水手，这是在当时高更眼里最富冒险色彩的职业。
当高更在大海上漂泊了6年之后回到法国时，他蓦然发现，故国已经面目全非了：母亲已经去世，故宅也已在普法战争中化为灰烬，而他自己则成了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被监护人。
对高更来说，除了家庭的冷漠，更不可忍受的是职业角色与艺术兴趣的严重背离：证券经纪人的刻板工作每天都在泯灭着自己心头的艺术火花，他感到一走进证券交易所的大厅，他的艺术灵感就被窒息了。他向往山野向往田园向往大海向往蓝天，他向往心中的伊甸园向往美丽的雅典娜……他在心里时常呼喊着：“我要作一个职业画家，以全副身心去拥抱艺术之神。”为了实现这一心中的宏愿，高更在1883年1月终于做出了一个令其家人大吃一惊的抉择：他要辞去收入丰厚的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向着一个新的漂泊不定的海洋，开始新的人生远航。这一年高更35岁。
这一抉择意味着，高更从此不再拥有每年三四万法郎的固定收入，他因此也失去了往日温馨和睦的家庭（玛特由此与高更分居）；这也意味着，他将不再是一个幸福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此时他与玛特已经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有一个女儿尚在玛特腹中），他变成了一个不得不依赖卖画为生的流浪画家——在那个年代，画家几乎是可以和乞丐划上等号的行当啊！
但是，高更对自己的前景却并不如此悲观。相反，他感到一种拔去万累的轻松和身心解脱的自由。他满脑子充塞着浪漫的幻想，殊不知现实生活一点也不浪漫，它总是以其特有的严酷和冷漠击碎艺术家的虚幻梦境，对高更当然也不例外。
艺术家与贫穷结伴，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对高更而言，就显得有些猝不及防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窘迫的局面：辞职不到一年，他就无力养家糊口了，不得不举家迁出巴黎，搬到生活费用相对低廉的卢昂去住。又过了半年，连卢昂也住不起了，高更又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举家北上去投奔妻子的娘家——丹麦的哥本哈根。他在那里遭到玛特家人最不留情面的奚落和冷眼，高更不敢做出丝毫不满的表示，他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无奈，他期冀着从法籍商会那里谋求一份工作，甚至幻想靠“老乡”的资助办一次画展，这样，多少可以向玛特的故国展示一下自己的艺术，捞回几分面子。但是，他没有成功，于是，他只得带着次子柯罗维斯灰溜溜地回到巴黎，而玛特却留在老家。这对夫妻的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从此只能靠书信来维系了。
最令高更感到尴尬的是，他重返巴黎之后，曾试图回到从前供职的证券交易所去。然而，他得到的职位待遇低下，只能勉强糊口，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
但是，在如此窘迫的境遇下，高更的创作激情却空前高涨，他对印象派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尝试，画出了一批极具印象派神采的作品。1886年在第8届、也就是最后一届印象派画展上，高更推出了19幅新作，成为实至名归的印象派主力画家。然而，他的悲哀在于当他隆重出场之时，却正是印象派的“谢幕典礼”。他非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却把自己捆绑在一个即将消散的画派身上。随着印象派画家群体在此次画展之后风流云散，高更也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他艰难地筹措到一批钱，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然后凄然地离开了巴黎，只身前往布列塔尼附近的一个名叫彭塔温的小渔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画家。
高更的艺术风格是在流浪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形单影只地在通往布列塔尼的乡间小道上踽踽独行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都市文明社会的疏离和背叛，同时也就开始了对心目中的美的真谛的寻找与探索。
高更在布列塔尼的荒野上流浪，布列塔尼是个十分荒凉的小地方，但在高更的眼里却是一个尚未受到都市文明污染的净土。他在这里发现老百姓家中常见的质朴的土塑人像，发现了乡间残存的原始基督教艺术，他对此感到无比的亲切，同时也感受到了那种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他对以前所迷恋的印象派单纯以大自然光影为表现主体的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最初的怀疑。也是在布列塔尼，更高结识了年轻的画家贝尔纳，从此他们成为艺术上的知己。在探索新的艺术语言方面，高更从贝尔纳身上汲取了新鲜的观念和方法。
高更在巴拿马运河的工地上流浪。1887年，他毅然应征去当挖河工。在极为严酷的条件下，他感受着热带阳光的暴晒，体味着人类最原始的劳作。他还积攒下微薄的工资，前往法属马丁尼克岛去感受原始文明的魅力。他在致玛特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男女土著终日捣臼、歌唱、聊天，我有时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单调。但随即又发现再难找到如此富于变化的乐土。”正是马丁尼克岛的强烈阳光和热带雨林的雾障中，高更笔下的色彩开始变得浓重而强烈，以往的印象派痕迹逐渐淡化以至消失了。
高更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小城流浪。这是在艺术史上一次很有名的艺术之旅。他受凡高的邀请，前往凡高所营造的“未来画室”担任“首任室长”，由此不难看出他在凡高心目中的地位。高更与凡高，这对艺术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座，在阿尔的简陋画室中聚合、摩擦、碰撞以至分离，给百年艺坛留下了无尽的话题。然而，对两位艺术家来说，这种艺术冲突又何尝没有对彼此的启发和教益呢？凡高1890年自杀身亡的消息，使高更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终于下定决心远离法国，前往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继续他的自我放逐和流浪。
高更杰出的作品，大多是在塔希提岛上完成的。这个法属小岛上的原始风光以及肤色黝黑的毛利族土著，给了高更最强烈也最深刻的心灵刺激，使他如同在茫茫大漠中跋涉许久而初见绿洲一样，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源泉。他在写给贝尔纳的信中坚信，“原始而野蛮的塔希提岛必能助我培育出独创一格的画风。”
上岛初期，高更就被岛上那些尚处于原始状态的赤身裸体的土著女子迷住了。他喜欢这种粗野健康之美，以她们为对象画了许多素描和油画，如《海边两少女》，如《拿花的女人》，如《塔希提裸女立像》……这些作品的色彩是厚重而单纯的，人物的表情平静而安详，表现出一种远离世俗的恬淡和超然。高更本来就是一个多产画家，但是在塔希提岛上，他的灵感却如泉喷涌，在第一次上岛的两年时间里，他画了60多幅作品。当他因经济拮据和身体衰弱而不得不离开塔希堤时，他作了如下总结：“在此两年多的时间，我仿佛年轻了20岁。个性比来时变得更加野蛮与敏锐。确实如此，当地的野蛮人给予我这年已不惑的文明人不少教诲。”
1893年8月，高更回到法国。当这个被南太平洋的海风吹得面孔黝黑的45岁的汉子，身穿塔希提岛上普通人的服装，出现在巴黎的香谢丽舍大街上时，他简直被人们当成了怪物。文明社会以其残酷的冷漠和蔑视，来表达对这个“野蛮人”的排斥与不屑；高更的塔希提主题画展失败了；他为配合画展而绞尽脑汁写作的随笔集也没有引起文学艺术界的重视；他满怀热望地跑到哥本哈根，想去看一下玛特和孩子，却抱恨而归；他愤而离开巴黎想重回布列塔尼找回感觉，不想却在路上与一个“文明人”打了一架，被人家打断了踝骨；就在养伤期间，他的情妇安娜又先他一步赶到巴黎他的画室，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却把高更的画作弃之如敝履……
高更的这次“回归文明”，成了一个具在讽刺意味的象征：他醒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城市、这种文明了，这里不再需要他，他也不再需要这里的一切。他的快乐和希望在那蛮荒的小岛，在那混沌未开的族群，在那水天相接的一抹暗绿，在那上帝先知佛陀以及各路神仙都还顾及不到的神秘土地……
1895年夏天，高更费尽心力勉强筹集到一笔旅费，重新踏上前往塔希提岛的路程。码头上围着许多送行的人群，但是，没有一个是来送高更的，他步履沉重地登上了远航的轮船，回眸望了一眼自己的故国，他知道自己这次远航将一去不返了。
1897年1月19日，高更最钟爱的长女阿丽奈因肺炎去世，高更三个多月后才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此后，他与玛特长达20年的通信联系彻底中断了。
高更在极度悲哀和绝望中，花费一个多月时间，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著名的一幅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是高更对人生哲学的一次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其艺术风格的一次最完美的展示，正是这幅巨作，一举奠定了高更在现代西方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然而，今天人们怎会想到：这幅画竟是高更对人生最后告别——画完这幅作品，高更毫不犹豫地吞下了致命的砒霜。时间刚好是在女儿去世一周年的那个月份。
幸好，他被人及时发现而获救。这使高更的生命又延长了5年，也使这个世界又多得到数十幅艺术遗产。
1903年5月8日，高更死于心脏麻痹。他临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当地仆人。
高更在临终前的一个月，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充满自信地写道：“虽然我能贡献社会的微乎其微，但是谁又敢断言它们将来不会大放异彩呢？”
比起凡高来，高更毕竟是幸运的：就在他逝世的两年之后（1905年），以他的原始艺术理念为渊源的马蒂斯等人的野兽派崛起于画坛；3年之后（1906年），法国巴黎的秋季沙龙为高更举办了大型回顾展。
从此，高更这个“野蛮人”的名字，又重新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