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兰卡普”的手工艺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位叫西兰的姑娘特别喜爱织锦，她织遍了所见的鲜花，惟独没有织过白果花，而这种花是半夜才开花的。一天当她守候在白果树下等待观看白果树开花时，被嫉妒她的兄嫂害死了。于是西兰姑娘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阳雀鸟。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勤劳、善良的姑娘，就把阳雀鸟的花纹织进土家锦中，又用西兰姑娘的名字来为土家锦命名。
“西兰卡普”的织造，采用传统的斜型腰机，通经断纬手工挑织，以棉线为经，以各色彩线为纬，反面织正面看。土家锦多为菱形结构，题材图案大都与土家人民的猎耕生活息息相关。姑娘全凭记忆和熟练的技巧进行挑花织锦。典型的花纹有凤穿牡丹、称勾花、台台花、桌子花、板凳花、实必（小老虎意）、阳雀、马必（小马）等。
湖南龙山县叶玉翠老人，织锦一生，记得100多种织锦图案。为传承土家织锦工艺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作品在国外展出引起轰动。她本人也于20世纪80年代被授予国家级民间工艺大师称号。
苗锦为贵州、云南、湖南等地苗族的创造。“苗锦出贵定”（《滇行纪程》），并与蜀锦密切相关。相传诸葛亮南征来到贵州铜仁，遭到苗族头领率众的顽强抵抗。正在这时，苗寨流行痘疫。诸葛亮得知后，不仅不乘人之危，反而派人为苗民治病，控制了疫情。又送蜀锦衣被帮助患者康复，并传授织锦技术。这种仁义之举感化了苗人，从此苗汉化干戈为玉帛。为了纪念诸葛亮的功绩，苗族将从内地学来的这种锦叫诸葛锦（或称“武侯锦”）。与苗族邻近的侗族也有类似说法。
苗人还因地制宜，用当地出产的五色木棉代替蚕丝，织成木棉锦。色彩斑斓，光彩夺目。苗锦织花带，常作为姑娘的定情物。湘西苗锦被面，采用断色纬挖花织造，背面形成密集如麻的线柬，形似牛肚，故俗称“牛肚被面”。瑶锦在湖南江华被称为“八宝被”，主要用于被面装饰。“八宝被”为当地姑娘最珍贵的嫁妆。姑娘们喜欢在打制八宝被面时将诗文和顺口溜、吉祥话也打织进去，表现了瑶族姑娘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傣锦产于云南傣族居住区，分西双版纳傣锦和德宏傣锦，早在元明之际，以“兜罗锦”、“千崖锦”为代表的德宏傣锦，和“丝幔帐”、“绒绵”为代表的西双版纳傣锦，都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为傣族向中原皇朝交纳的珍贵贡品。傣锦纹样以当地人所喜爱和熟悉的蛇、象、孔雀、麒麟、亭台楼阁、缅塔、龙舟等，常常把这些写实形象与抽象的几何图形有机结合，形成傣锦很强的装饰味。在色彩上，西双版纳棉织傣锦以白为主，追求单纯、淡雅之美；德宏丝织锦则大量使用黑，红及翠绿等浓艳色彩，达到隆重、华丽的装饰效果。
此外，云南壮族的壮锦、贵州湖南侗族的侗锦也很有特色。
三、“十”字花开满园春
民间挑花源于以女红为代表的刺绣工艺。它起初应该是依附于刺绣之中，以后由于自身特点而分立出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民间手工艺种类别。
挑花与刺绣的区别在于，挑花是根据经纬线交织的特点，数纱而挑出十字形的针脚，以此为基本单位，用无数个十字形构成花纹图案。它的基本单位是十字形针脚，所以又称“十字绣”。
长江流域的民间挑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四川达县、郫县一带女孩到10岁以后，就开始搜集挑花花样，学习挑花了。当地妇女有“看花”、“撷花”、“访花”、“赛花”习俗。当春暖花开时节，姑娘们三五成群，到山坡田坝，掐了菜花、苕花、紫云英、豌豆花、星星花和野兰草，观察其花瓣和结构规律，将其变为手中挑花。
在岷江中游两岸，“好花村村有，访花村村走”。听说那村出了挑花高手和好作品，姑娘们就会主动去拜访。郫县60多年前，每月朔望，挑花云集、高达数千。这样的花市贸易，也就是“赛花会”。……主持赛花的“劝业会”还要当众发奖。
在湖北黄梅“挑花之乡”出土的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26年）的古墓中，女主人头上就搭了一方“福寿双全”图案的挑花头巾，此类图案至今尚在当地流行。
湖北黄梅农家妇女有农历三月三赶庙会习俗。届时她们戴着最美的挑花头巾，披上最美的挑花披巾、揣着最美的挑花手巾，到附近蔡山去赶庙会，借此机会相互观摩、学习挑花技艺。黄梅姑娘出嫁，也要挑选几件亲手挑绣的巾帕作为定情信物送给情郎。当地情歌唱道：挑花手巾四四方，打个疙瘩甩过墙；
千年不见疙瘩散，万年不见姐丢郎。
姑娘出嫁时，还要挑绣男女两双拖鞋，统在一起，由此得出“同偕到老”的寓意。婚后的新媳妇要为未出世的宝宝挑绣各种衣帽用品。孩子降生，举行“洗三朝”仪式时，娘家人给孩子“送祝米”，也要把给小宝宝挑绣的各类生活用品用红绳串成各种吉祥图案，从箩筐上摆到扁担头，挑在肩上，礼品队伍浩浩荡荡，一派花团锦簇，展示挑绣的工夫，好让人们评头论足。挑花习俗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传承发展起来。
长江流域民间挑花的主题纹样很丰富，常见的有“百鸟朝凤”、“凤穿牡丹”、“娶亲图”、“状元游街”、“七女送子”、“福寿双全”、“鸳鸯戏莲”、“穆桂英挂帅”、“扑蝶”、“双鱼”等；在表现方法上运用装花、牵花的手法，使得作品花中有花、花里套花、牵枝引蔓，变幻无穷，达到在单纯中求丰富、在重复中求变化的艺术效果。
挑花的风格因各地而异。上游地区羌族和彝族喜用浓艳的彩线搭配挑绣，色彩富丽、绚烂夺目；四川姑娘喜欢在土白布上挑蓝花，叫“宝蓝线挑蓝花花”，显得清纯质朴、爽眼耐看；中游湖北黄梅一带喜用黑底加彩线挑绣、古朴而高雅、湖南瑶族挑花鲜亮厚重、侗族则清丽古雅。土家族挑花构图宏大，气氛热烈；下游安徽合肥、望江、芜湖等地的挑花，喜用江南常见植物和农作物的花纹为挑绣对象，挑绣出豌豆花、栀子花、棉花、桂花、海棠花、亚葫芦花作边花，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色彩上也以青白二色为主，规则中有变化，清爽亮洁、朴素大方。
（第四节）蓝白清新沁土香
在民间工艺美术中，有一类以蓝白色调为主构成的生活艺术品，看见了它们，就会使人产生一种亲切感，仿佛看到了久别的故土、听到久违的乡音、闻到了一股清新的泥土芳香，这就是民间印染工艺中的扎染、蜡染和蓝印花布工艺。
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典籍《禹贡》记载，夏时，荆、扬两州给中央上贡的贡品中，就有“玄熏玑组”、“织贝”。“玄熏”是一种经多次染色的黑色和绛红色丝绸、“玑组”是一种穿珠子的彩色丝带、“织贝”也是在织之前，先染丝成色，再按贝纹织成。《禹贡》的成书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前后，可见，那时长江流域的印染技术已经出现了。
最早的型板印花实物，在江西贵溪的战国岩墓船棺内发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染色织物，有20多种色泽，同时还出土了彩绘帛画和印花敷彩纱袍，后者，是用型板在纱底上印好菱形网格底纹，再用笔蘸着朱红、粉白、银灰、墨黑等颜料，按七道工序涂绘而成的。这些都充分说明汉代这一带已具备相当完善的浸染、套染、媒染技术和印染涂料配制、印花技术。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汉代业已掌握了蜡染，这是一种防染工艺。他们种蓝为靛，又利用蜂蜡作为防染原料，制成“兰干斑布”，或称“兰干细布”。《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哀牢人“知染采文”，有“兰干细布”。南朝时，这种蜡染布又称“瑶斑布”，并传入中原，很快普及开来，发展到“贵贱通服之”的地步。
四川的“蜀缬”，唐代已广泛见于典籍，“缬”，古人泛指染、“夹缬”（用镂空花板印染）等，可见当时的染缬技法已更加丰富了。
元代由于黄道婆引进和推广纺织术，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印染技术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蓝印花布得以流行，明清时成为我国蓝印花布之乡。
中国的印染工艺，主要有三大类，即古人所谓“绞缬”、“蜡缬”、“夹缬”，也就是今天的扎染，蜡染和蓝印花布，这三类印染工艺在长江流域地区都得到充分地发展，并形成云南扎染、贵州蜡染、南通蓝印花布为代表的三大产地。
一、云南扎染
蓝印花布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是印染中最简便易行的一种方式。方法是先采用针线对面料进行扎、缚、缝、缀后，再浸入染液染制，干后松开扎结线，即可得到有晕染效果的花纹图案。
扎染的制作条件不高，只要备有针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绑扎、缝制。由于扎缝的方式、方位和松紧程度不一，所起的皱痕折迹也是千变万化的，印染出来的花纹深浅过度自然，又变幻无穷，有难以言喻之妙。
云南白族有着悠久的染织传统，汉晋时期，滇池四周与永昌等地就“知染采文绣”，产“蚕桑、绵、绢、彩帛、文”，并有“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帛叠”，也称“白叠花布”，它与“兰干细布”都指当时的印染方法。大理南诏国时，南诏的贵族穿“锦缬袄”（《新唐书·南蛮列传》）、王公显贵皆穿花纹、缛秀的冠服，可知当时印染工艺已和中原广泛交流，同步发展。
白族扎染又叫“疙瘩染”，系用本地种植的蓼蓝为靛，通过人工“冷染”而成。白族扎染以周城最为出名。周城是著名的扎染之乡，扎染在清代就闻名遐迩。
在周城，家家有染缸，户户会染布。人们在苍山脚下种植蓼蓝（又名板蓝根）为靛，用作染布原料。
扎染的生产工序有下料、上花型、扎花、浸染、折线、漂洗、晾晒、烫平等。其中绝活有扎花、浸染和漂洗等。扎花全凭手感，要求紧松适度，又要均衡叠制，没有过硬的手上功夫，是难以胜任的；一名熟练的扎花手，一天功夫仅能做出一米复杂的花型，可谓慢工出细活。同样，浸染活计也全凭经验。把扎好花型的白布浸泡于染缸中，然后捞起晾晒，再投入染缸、再捞起……如此反复五、六次，浸泡两三天后，蓝底白花的色泽才纯正、明快。
白族扎染图案大多取材于当地常见的动植物形象。有马牙花、小梅花、毛毛虫、蜘蛛花、珍珠串、飞蝴蝶等。形态万千的蝴蝶纹，是白族扎染中经常表现的主题。这与大理地区蝴蝶品种繁多，人们常于蝴蝶泉边会姑娘的自然、人文景观密切相关。众多的凤凰纹出现在扎染中，则是汉白文化交流影响的结果。有些变形凤凰，与云南的孔雀极为相似，这又掺入了本地文化的因素。传统的白族扎染主要用作服饰，它蓝白清新的格调，奇巧多姿、隽永秀丽的风韵，给过往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贵州蜡染
蜡染又称蜡缬、蜡花，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手工印染技法。在汉代，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布依族、瑶族就开始利用蜂蜡和虫白蜡作为防染剂染制土布，之后他们一直用这种方法染制服饰用品，形成传统。
古时候，有一位聪明美丽的苗家姑娘，因为家穷，无钱做花衣花裙，每逢节日，有钱的姑娘都穿上华丽的花衣花裙，上芦笙场和小伙子唱歌跳舞，惟有她闭门织布，暗自伤心。一回，楼板上的蜂窝摔下来，蜂蜡渗在姑娘织好的白布上，凝固成块。姑娘无意间把这段白布浸入染缸中，由于粘了蜡的部分不能染色，刮去蜂蜡，便出现了美丽的蓝白花纹。
姑娘喜出望外，按此法发明了蜡染花布，做成花衣裙。
节日再度来临，姑娘穿上这套蜡染衣裙上芦笙场，人们为她美丽的服饰而惊讶。小伙子们投来羡慕的目光，邀请她一同歌舞；姑娘们也围绕来向她求教制作方法。从此，蜡染就在贵州山乡传开了。
贵州蜡染之乡的小姑娘，六、七岁时就在母亲的指导下学画蜡花，十多岁时就能画出精致的蜡花。她们围坐的炉火旁，把蜂蜡装在小碗里，放在温火中熔化，一边谈笑歌唱，一边用蜡刀点画蜡画。她们画蜡花一般不用画稿，但却准确生动。能否绘制美丽的蜡染是当地评判姑娘聪明与否的标准，所以擅长蜡染对姑娘来说，不仅仅代表着物质的富有，也是精神财产的象征。
制作蜡染要经过熔蜡、绘蜡、染色、脱蜡等工序，尤其是脱蜡后产生的蜡染“冰纹”效果，令人叫奇称绝！是现代机器印染所不能代替的。
贵州蜡染艺术的风格因地域而异，丹寨的苗族妇女爱以花、鸟、虫、鱼为描绘对象，构图大胆，形象生动；黄平重安江两岸的蜡染，以结构严谨，线条细腻为特点；镇定布依族蜡染，主要取材于龙爪花和茨藜花，色调粗犷明快；安顺苗族地处平地，花艳蝶飞，蜡染多取材花蝶，描摹花蝶相戏的美景、构图活泼、风格潇洒。
当代安顺苗族妇女杨金秀，为远近闻名的蜡染大师，曾多次代表国家出国献艺，为传播中国民间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三、南通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古称“夹缬”，又称“药斑布”（宋）、“浇花布”（明清）。是用防染白浆（石灰）涂刷于镂空版花纹中，再浸入靛蓝液内染色，取出后退去白浆，即成蓝白花纹。这种方法自古以来广泛流行于长江流域地区。
南通蓝印花布受苏州“药斑布”影响，在明代就已出现了。南通土壤适宜植棉，明嘉靖古墓中出土的细白土布，其质地紧厚结实平整，可见当时南通已具有较高的棉纺织工艺水平。尤其是“通州土布”，亦称“小布”，为当地木机手织的家机布，是染制染蓝印花布的理想坯布。
另一方面，蓝靛染料的大面积种植，为染制蓝印花布提供了充足的染料，椐林颖修撰的明嘉靖《通州志》记载，当时蓝靛作为贡品，岁贡达3500斤。可见蓝靛是南通当时的主要经济物产之一。方志上还有当地“以染布曰小缸青，出如皋者尤擅名”的记载，关于梅福、葛洪发明“小缸青”染料的传说，也在南通广泛流传。
相传起初的蓝印花布，不能大批生产。因为每次收获蓝草、制成靛蓝后，总是有许多来不及使用就沉淀成蓝泥，浪费掉了。
据说有两位染匠，一位姓葛，一位姓梅。一次葛师傅干活后喝了酒，不慎吐在了染缸里。梅师傅怕人看见嫌脏，就顺手用木棍往缸里搅了搅，也没多管它。可是第二天再看缸里，水色由蓝变黄，原先沉淀的蓝泥竟无影无踪。拿块布投入缸中，竟被染成蓝色。就这样，酒糟可以将沉淀的蓝泥再还原成染料，进行染色的方法，就这样被无意中发现了。
从此以后，染店里染蓝再不需要抢时间、赶季节了。只需收获蓝草后，先制成泥状靛蓝，待要染色时再发酵还原成染靛，蓝印花布制作工艺中的难关就这么被梅、葛二匠给攻克了。
梅、葛二匠也被后人奉为印染业的先圣、祖师爷，定期祭奉。
南通地区蓝印花布，主要产地集中在如皋、海门、南通等县的农村集镇。当地染坊很多，大多来料加工。还有一种上门服务的“印花担”，只代客加工刮浆印花而不代客染布，经营方式更为机动灵活。
蓝印花布采用雕版漏印防染工艺，以手工操作为主，用蓝靛染色。图案花卉、山水、人物、动物以及几何纹样和书法纹样，经过艺人巧妙构思，组合在一幅画面之中，并运用象征、谐音、借比等手法，表达吉祥的寓意。在形式上，普遍采用框式结构与中心纹样相结合的组合形式，以双组边缘图案来衬托中心图案，并运用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来概括、提炼自然物象，使图案表现得质朴可爱、清新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