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戏剧的起源
戏剧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物以及自身的行为性或象征性模仿，也就是说，戏剧起源于拟态和象征性表演。在这种模仿行为里，模仿者成为或部分成为角色而不再完全是其自身，其行动受到被模仿者行为的限制和制约。这使我们把目光一直追溯到原始人类的模仿行为里去。最初的模仿当然仅仅出于人类的游戏和模仿天性，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五六万年以前出现了交感巫术信仰，它带来了人类自觉和大量的模仿行为——原始人以为通过对事物的“灵”的模仿可以控制事物，因而模仿过程——操纵“灵”的过程就可以决定实际生活的结果。例如，原始人常常通过模仿狩猎和战争的行为来求取狩猎和战争的成功，其模仿过程贯穿着行为模拟和带有强烈节奏的歌舞表演。这类经常和有目的性的扮饰活动，可以被视为原始戏剧的雏形。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史前岩画里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初级拟态和象征性表演。
依靠交感巫术控制自然的尝试自然是走向了失败，其结果使原始人类由企图操纵“灵”转向了对“灵”的敬畏和乞怜。于是，神便出来统治大地，原始宗教赖以产生，导致了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一系列的信仰和祭祀行为。伴随这些行为出现的，是对神明的谀颂和取悦，对神的事迹的礼赞和模拟。这一阶段的原始戏剧，混杂在祈神和娱神的宗教仪式中，呈现出宗教仪式依附物的面貌，其典型形象特征就是模拟鸟兽的装扮表演。史书里有着众多染有神话色彩的有关记载，例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说：“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其中的“凤鸟”当然是由人装扮的。同书又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关于音乐和乐器起源的传说，但我们从中不是可以感觉到当时拥有不同兽鸟图腾的众多部落臣服于尧帝的实际内涵吗？而这种现实是通过拟兽型的图腾扮饰表现出来的。关于尧的继任者舜也有一则类似的传说，《尚书·舜典》说：“帝曰：夔，命汝典乐……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里还说夔此时提到：“笙镛之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理解为舜时的拟兽图腾表演。今天在一些上古岩画、陶器、铜鼓上看到的鸟兽扮饰，伴随着有节律的人体动作形象，应该是这类表演的反映。而青铜器里常常见到的兽形面具，则有可能被用于这类图腾祭祀装扮过程中。
在长期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祭祀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专职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这就是巫，他们行使勾通天人际遇的职责。有文字可考的巫祭阶段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其时的巫主要具备代天神示喻的职能，但也广泛发挥祈福禳灾的功用。巫师在举行祭祀活动时要进行迎神、降神、祈神和娱神的仪式表演，这些表演具有拟态性和歌舞性，巫在表演中可以不再是他自身而成为他所模仿的对象，此时他就已经“代”入角色，其表演具有浓厚的戏剧性。因而后人常常把巫师的降神表演视作戏剧的起源。从战国时代楚地的祭神歌曲《楚辞·九歌》的歌词中，可以大致窥见当时祭神歌舞和装扮的面貌。
周代定鼎后，在传统巫祭活动的基础上，根据王权需要，结合节气承代、气候顺逆和农事丰歉等农耕文化基本因子而主要形成三种祭仪活动：祈求农事丰稔的蜡祭、驱邪避疫的傩祭和求雨的雩祭。其中傩祭的驱傩过程最具有戏剧性。傩产生于原始人类驱除灾疫之灵的心理要求，由原始氏族部落战争的现实映像所启发而形成的以神驱鬼或以恶逐恶的观念，是原始人类萌发赶鬼或驱傩意识的基础。
二、原始戏曲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周代驱傩仪式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到其扮饰表演情况，《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头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扮为熊形的方相氏挥舞兵器搜索室屋各处并不断地做出驱赶殴打的象征和模拟动作，这种表演成为以后傩祭沿袭几千年的固定仪式。方相氏的面目凶恶，头蒙熊皮，黄金四目，被用来恐吓鬼怪，人们一般认为，其原形可能和原始部族的兽图腾崇拜有关。或说方相氏与黄帝有关，因为黄帝以熊为图腾；或说与蚩尤有关，因为蚩尤是战神，面目狰狞可怕，东汉张衡《东京赋》所描写的驱傩神兽里就有蚩尤出场：“于是蚩尤秉钺，奋鬛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旃。”众说不一。但其中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驱傩仪式可能与模拟黄帝与蚩尤的部族战争场面有关。历史上关于驱傩始自黄帝的传说也为此提供了一点信息：宋·罗泌《路史·后纪五》注引《黄帝内传》曰：“黄帝始傩。”清·马骕《绎史》卷五引《庄子》逸文说：“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神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脏；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都把傩仪的发明者归于黄帝。直至唐代文献里仍有类似说法，如敦煌卷子伯三五五二号：“驱傩之法，自昔轩辕。”
方相氏之外，汉代傩仪里出现十二神，各自有自己的驱魅功能和专门的镇辟对象，即：“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十二神的装扮是“有衣毛、角”，行傩时“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后汉书·礼仪志》）。十二神的来源今天多数已经弄不清楚，一般认为它们原来都是些以猛兽为原型的凶神。十二神驱逐的十二恶鬼的名字，《东京赋》里有不同的说法，总之它们代表了十二个部族图腾，这些部族大都参加了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也反证了上述傩祭仪式形成于黄帝时期的推测。十二神之外，参加逐傩仪式的神灵里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神荼和郁垒。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轩辕本纪》曰：“东海渡索山有神荼、郁垒之神，以御凶鬼，为民除害，因制驱傩之神。”似乎两位神物还是傩仪的发起者。汉·张衡《东京赋》则说：“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查区陬，司执遗鬼。”在这里它们的作用是搜寻遗漏的鬼物。后来神荼、郁垒在民间信仰里发展成为门神。
首次详细记载傩仪的文献是《后汉书·礼仪志》，按照它的描述，汉代宫廷大傩的时间是腊月七日晚，由黄门令主持，中黄门和仆射装扮方相氏和十二神兽，十到十二岁的黄门子弟120人为侲子击鼗鼓，先在帝王殿前齐唱驱傩歌，继而大呼搜索宫内三遍，把火把传到端门外，由骑兵递相传接一直送到洛水抛入河内。这是完全的驱祟仪式，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成分。以后历代相沿，逐渐演变。隋朝傩仪改由鼓吹令统帅，侲子用乐人子弟240人，其中120人执鼗鼓，120人执鞞角，逐疫时鼓角齐鸣，“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隋书·礼仪志》）。从参加者身份的变动以及驱傩过程的程式化，可以看出隋朝行傩的表演成分加强了。唐代驱傩又有变化，改在年三十夜举行，由太常寺乐人操办，方相氏“头蒙熊皮，玄衣朱裳”变成了“戴冠及面具”，“衣熊裘”，十二兽由“有毛衣角”变成了红头发穿白地画衣并手持麻鞭甩响，侲子增加到500位，全部戴面具，并增加一个唱师。行傩时由宫廷乐队在紫宸殿前奏乐，皇上设大宴招待臣僚，家属都上棚观看，百姓也可以进去（见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很明显，唐代宫廷大傩已经朝向乐舞表演发展，其年节庆典的性质增强，宗教意味减弱。
官方的驱傩是一种岁时礼仪活动，周代律令规定的岁时傩仪一共有三次，每年在三月、八月和十二月分别举行，汉代改为年终一次。民间的傩祭仪式则被随时应用在发丧的场合。方相氏的作用除了逐疫以外，还在发丧时驱除恶鬼，所以《周礼·夏官·方相氏》曰：“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关于黄帝妃姆嫫的传说可能证实发丧是方相氏的最初职能，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载：“《轩辕本纪》曰：帝周游时，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姆嫫监护，因置方相，亦曰防丧。此盖其始也。”今天在古代墓葬建筑里，时常见到方相氏以及各类驱傩恶神的形象，就是这种民俗的反映。
方相氏头蒙熊皮，汉·郑玄注《周礼·夏官·方相氏》解释作：“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殴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说它跟魌头相像。今人又据唐代记载说方相氏的装扮是全身蒙熊皮的，但那是后世演变成的面貌，实际上隋代以前方相氏只戴魌头，而魌头则是面目凶恶的头套。隋代宫廷傩仪力图恢复周代传统，其中一些制度颇可作为我们理解《周礼》的参考。《隋书·礼仪志》里说方相氏是“熊皮蒙首”，就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概念，无非是方相氏戴熊皮头套而已。方相氏所戴的魌头比较特殊。魌头可以被人们用于各种需要戴头套的场合，带魌头的不一定都是方相氏，例如尺郭也戴魌头。《神异经》曰：“东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长七丈，腹围如其长，头戴鸡父魌头，朱衣缟带，以赤萦绕额，尾合于头，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尺郭是另外一位众鬼畏惧的恶神。事实上殷周时期巫祭泛滥，所崇拜神鬼众多，使用魌头装扮各种神鬼应该是极其普遍的事。后世的发丧仪式中，两目的魌头也发展成一位协助方相氏赶鬼的角色，今人或者以为魌头就是方相氏，但史书区分得历历清晰，如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曰：“宋朝《丧葬令》有方相、魌头之别，皆是其品所当用。而世以四目为方相，两目为魌头。”明·朱国祯《涌幢小品》“方相”条说大臣出丧，过去“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到了他的时代已经见不到了。可见古人四品以上用四目方相，四品以下用两目魌头的发丧仪礼是存在过的，方相和魌头是不能够混同的。
以后，作为原始戏剧的傩祭活动长期存留了下来，在民间一直延伸到近代，一些地区的傩祭活动受到戏曲的影响，逐渐还演变出戏剧化程度较高的傩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