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因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而命名。根据其时间的不同，又可区分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和二里头文化晚期。
出土的陶器鼎多甫鬲少，另有夹砂长腹罐、大口尊、圈足盘、平底盆、豆、小罐等，酒器有觚、爵，盎等。二里头陶器的质料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较多，黑陶 （包括黑皮陶）和棕陶次之，红陶已极少出现。陶器成型技术基本上都是轮制，兼有一些模制与手制。常见陶器作炊器用的主要是鼎、罐、甑。陶鼎多为敛口、深圆腹、圆底。三乳形矮足或扁状高足的罐形鼎，但也有极少数敞口，浅腹，圆底，三扁状高足的盆形鼎；陶罐多为敛口、深腹略鼓的平底罐，圆底罐还很少发现，另有极少数日沿上饰有纽状花边的小陶罐；陶甑多为敞口、深腹，平底的盆形甑，罐形甑则己很少见到。
陶器表面的花纹装饰，除部分食器和盛器为素面磨光，或在磨光面上拍印一些回纹、叶脉纹、涡旋纹、云雷纹、圆圈纹、花瓣纹等图案纹饰外，绝大部分陶器的表面还是饰印篮纹、方格纹与绳纹。那时还盛行在陶器表面加饰数周堆纹、划纹及弦纹。
器腹呈鸭形状，敞口短颈，带把手，丁附三矮实足。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和分布区域与夏朝相当，从二里头出土的长腹罐、大口尊、三足盘，平底盘底，是代表夏朝文化面貌的典型器物。
鸭形陶器 夏酒器。二里头文化遗物。浅灰色，泥质陶制成。下有三个袋状空足，一侧有一柄，也是二里头文化兵型的陶盎形制。为了使器物获得一种稳定的均衡感，在有塔的一侧，器身略为内倾，而在另一侧，器身则略向外凸。整个器物，造型均衡，表面光滑，制作精良。
我国最早的色釉，出现于商周时期，是与器物本身一起烧成的高温釉。到了汉代，人类成功地发明了低温铅釉，即以铅的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在700℃左右烧成。釉的着色剂为铜和铁，前者烧出翠绿色，后者则呈现棕红或黄褐色。铅釉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
汉代的铅釉陶首次发现于陕西汉武帝时期墓葬中，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釉陶。汉宣帝时期逐渐增多，到东汉则风行一时，在当时汉朝境内都有使用。目前，黄河流域及湘江、赣江以北地区的汉墓中均有铅釉陶出土。这些铅釉陶全是殉葬品，器型有鼎、盒、灶、作坊、楼阁、奁磨、井、仓、壶、碉堡及牲畜圈舍等。如果仔细观察，某些铅釉器物的表面，还有一层银白色的光泽，我们称之“银釉”。它的形成是由于铅釉陶在地下长期埋葬的过程中，釉中的某些物质被水和碳酸气腐蚀分解而出现的层状沉积物。这种银釉有的呈明显鳞片状，有的则呈有珍珠光泽的粉末状。当器物受腐蚀严重时，器表釉层往往被银釉代替，有的还深及陶胎。
汉代釉陶与原始瓷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分属陶、瓷两个范畴，胎、釉特征有明显差异。两汉釉陶的胎是陶土不是瓷土，胎质疏松，吸水率在10%以上；其次二者器型也不同，前者用以制作明器，后者则多为实用器。现在铅釉的赝品时常出现，一与真品相比就可发现：其胎质过细，有的呈粉红色或黄色，有的以砖红色涂料涂抹于胎体上，用水一擦，色彩即可脱落；某些携品器表的银釉，是以涂抹盐酸的方法而制成，在放大镜下观察与真正的银釉结构完全不同。汉代铅釉技术的发明，不仅为唐三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也为釉上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绿釉彩楼 汉 高91.4厘米三合式陶屋 东汉泥质陶。圆盆形底，正面开门，四周有骑马的护卫及护犬。楼有3层，每层四面出檐，正窗，各有兵丁守护。楼顶还安置了一个充满动态的镇楼之灵。通体施绿釉。此组陶楼造型独特典雅，布局错落有致，建筑宏伟，制作精细，反映出当时高超的建筑水平，是研究汉代西北地区建筑风格的重要资料。
陶屋由前堂、后室和天井构成。前堂左侧立一持筛人物，右侧一人下蹲，双手按羊，另一人持刀宰羊，堂中一人持杵舂米。右侧屋檐下斜坡道上，一牧人正挥臂欲将羊赶入室内。天井为猪栏，一人持钵倒食，栏内两猪正在进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