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尤其是文物考古，一家之言很难成为绝对正确的，总是需要相互借鉴的。近年来由于大陆的经济发展，土地开发政策的作用，出土了大量文物，使中国考古专业走向了一个新阶段，甚至推翻了许多长年来形成的观点。这其中，极少数高古料器的出土，让我们不断完善对中国料器发源、发展的认识，也使更多人开始注意并研究中华料器。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品中，可以证实我国春秋末期即开始生产料器，在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其中的蛛丝马迹。《韩非子》记载“楚人卖珠”，琉璃珠在当时应该使极为珍贵的装饰品，或权贵的象征。《史记》记载吕不韦乃阳瞿大贾，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贩卖这类奢侈品的利润甚高，他父亲就是做珠宝买卖，也曾说过利润可达百倍之多。张临生先生于《琉璃工艺面面观》文中指出：“重利之下必有勇夫，交通险峻越关山涉水渡洋而来的进口琉璃珠华丽夺目，楚人生产的国产的铅钡琉璃珠，让东西文化交光互影。”人们也一直认为自春秋至战国，中国琉璃生产以来，这一时期所造的都是琉璃珠，而随着吴王、越王佩剑的出土，以及近年发掘出的料剑饰，才改变了这种观念，但仍认为这一时期只是以生产小件琉璃。然而，从古籍之中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之处，如《穆天子传》中记载的“采石铸器”应该与琉璃有关，既然提到“铸器”那就不是琉璃珠之类的小件料器了，必是成型成器的独立料器，但这一直是人们的猜测，并未发现实物予以证明。三国时的一本《胡琮别传》曾记“时人掘地得铜匣，以玻璃为盖，太宗以问琮，琮对曰：‘秦始皇以金陵有王气，故埋宝物以镇之，此即始皇所下之镇物也’”。可以看出在战国时，已可以制作大件料器，而且工艺已相当成熟，否则以秦始皇的国力财力，此匣又是如此重要，断不会有一丝纰漏，必精益求精。然而，这件文物后来也失传了，以至这个在中国乃至世界料器史上及其重要的一环，千百年来没有物证，令我等后人遗憾而又神往。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华高古料器中特殊的一种——“料剑饰”，通过现存实物来了解一下中华琉璃的风采。
料剑饰开始出现于战国早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到汉朝时便渐渐稀少乃至绝迹。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其剑格上镶嵌着两块浅蓝色半透明的料饰；河南辉县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的剑格上也嵌有三块无色透明的料块。这二人皆是战国时名震天下的风云人物，称霸一方，以此等身份佩带料剑饰，可见其时料器地位之显赫。由于料器珍贵，以及宝剑是随身佩带的，所以在人死后，绝大多数料剑饰都随主人入墓陪葬，流传于世的甚少。北京故宫也只收藏三件带伤的白色剑饰。
料剑饰从形状、图案及规格都是仿自玉剑饰，颜色以仿羊脂白玉的乳白色为主，自上而下分为剑首、剑王奉、剑王彘、剑王必，大多饰以云纹、谷纹、蟠螭纹、兽面纹和草凤纹。早期的图案较单一，后期的图案丰富许多，多以几种图案混合使用。这四件料剑饰，颜色乳白，外表有一层土沁，应是出土之物。料质密实，有质感，硬度大，是战国料器的特点。图案是兽面、乳钉、草凤和云纹的结合构图，搭配合理，设计精美，像是战国中期的风格。工艺细致美观，棱角坚硬，表现了战国时代料器制作的高潮水平。虽不能看到原配宝剑，但从这四件考究的剑饰上，仍可想像当时剑主人的风光显贵。由于长期土藏，加上料质极佳，故至今仍完好如初，非常难得。
因为料剑饰出土不多，所以今人多不知其价值，常以现今之玻璃观念，对待古之料器，未能知其珍贵而加以研究收藏，以至流失损毁，甚憾。
（第六节）中国古代玻璃的重要产地
颜神镇，位于山东省中部的博山县内，地处群山环抱之中，从元至清一直为我国玻璃的重要产地。该处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玻璃作坊。颜神镇及其周围的山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制作玻璃的各种原料，如马牙石、紫石、凌子石、硝以及铜、铁、丹铅和煤等，因此它具备玻璃制造业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那里的玻璃工匠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世代相袭，因此也具备了玻璃制造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曾为清宫玻璃厂输送过许多优秀的技术人员。颜神镇生产的玻璃品种很多，有青帘（即青色透明的玻璃帘子）、轩辕镜、念珠、佛眼、砚滴等。当时颜神镇的玻璃产量很大，并行销全国。
王荫桂修《续修博山县志·卷七》（1937年铅印本）中记载了有关博山县制造玻璃的历史。
在《青州府志》中介绍：“琉璃器，出颜神镇（今山东博山），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剪成珠、穿灯屏、棋局、帐钩、枕顶类，光莹可爱。”早期中国料器多为彩球和碗、瓶、尊、盏等生活用品，精美独特。清末后期，山东博山料器艺人和北京内画鼻烟壶画匠，开始以料器鼻烟壶内画图案，赢得人们爱惜。因此，清末民初料器鼻烟壶风行一时，并流入海外，不少欧美艺术品收藏家都有集藏中国料器鼻烟壶。
博山的玻璃鼻烟壶博山原是山东省益都县的颜神镇，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式设县。博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玻璃产地，中国古代的鼻烟壶最主要的种类就是玻璃的，这与博山的玻璃生产密切相关。
清康熙初年的吏部尚书、大学士孙廷铨是山东益都人，他很关心家乡的玻璃生产，并著有《琉璃志》。他在《琉璃志》中介绍博山玻璃的特点：博山玻璃的色彩非常丰富，“白者以为干”，以白色为基本色彩，然后掺入其他矿物，煅烧成各种色彩。
光绪六年（1880年），美国学者波谢尔在北京搜集到一件八卦图案的“套料”鼻烟壶，他说：“所有（玻璃手工艺）的技艺过程，事实上，在西方国家运用吹制、压或按、模制等技艺是在中世纪形成的，是长久以来被知晓的。但是，琢碾，尤其是‘套料’——不同层次色彩的琢碾，是中国匠师们所创造的最新颖、独特的技法，而且取得了优雅的艺术效果。这些都远远胜过16世纪欧洲著名的波希米亚的玻璃手工艺匠师们。”而中国的“套料”工艺，正是由博山玻璃匠师们创造的。
所谓“套料”烟壶，是一种用二层烧结技术，将两种深浅各异的色料高温融合的玻琉雕刻手工艺品。制作时先用一种色料作烟壶坯胎，再将熔融的其他色料与烟壶坯胎熔连一体，然后用雕花技术研磨出浮雕的图案，并剔除多余部分精雕细磨，直至能显露出烟壶坯胎，使外层具有浮雕效果的深色花纹在洁白的坯胎料地上突现出来，一深一浅，对比强烈却又十分和谐醒目。仅套一色的“套料”烟壶比较常见，在早期的“套料”烟壶中，除白“套”红外，尚有白“套”绿、白“套”深蓝的烟壶。以后又陆续出现了蓝“套”白、水晶“套”红“套”绿、柠檬黄“套”红“套”绿、白玛瑙“套”浅茶晶、黑或蓝“套”金星等五彩缤纷的鼻烟壶。
“套料”鼻烟壶除“套”一色者外，尚有兼“套”至五、六层甚至十几层色料的珍品，如白地上套以红，红色地上再套以蓝，蓝色地上再套以其他色料。还有一种“多色堆料”鼻烟壶，是用类似瓷器“绞胎”的工艺，将多种不同色彩的玻璃色料作成多色壶坯，再施雕刻而成。
博山玻璃鼻烟壶中亦有由“套料”发展而来的以单色或仿玉色进行雕刻的烟壶，则是“套料”烟壶的一种支流。其中有仿琥珀、玛瑙、蜜蜡、白玉、松石、田黄石、青金石、碧玺、黄玉、翡翠、白色水晶、紫晶、黄晶、绿晶、金星石、鸡肝石、鸡油黄等色彩的玻璃，以“鸡油黄”单色玻璃鼻烟壶最为名贵。
博山玻璃制造业的发展，也引起清王朝的关注。清宫初设玻璃厂之始，所用的工匠有的来自广州，但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后，在清宫造办处从事玻璃器物制造的工匠，则主要是博山来的。甚至连宫廷采用的玻璃配方，也主要采用博山的。北京的“三大家”玻璃鼻烟壶的制作，也都是以博山为后盾的。博山生产的玻璃鼻烟壶不断地贡进朝廷，供皇帝享用。
（第七节）清代玻璃器的突破
玻璃，在我国曾有“琉璃”、“药玉”等多种称谓，至明清时期，亦称“料”。它的制造工艺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在清代以前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其生产技术与工艺都落后于西亚和欧洲。到了清代，这种局面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
清初，当欧洲制造的晶莹的玻璃制品传入我国后，颇受统治者的喜爱。乐于接受外来科学技术的康熙皇帝决心生产和制造中国自己的优质玻璃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请来德国传教士兼技师纪理安作技术指导，建立了清宫玻璃厂，从此开始了宫廷御用玻璃器的制作，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代灭亡为止，一直烧造不断。当时清宫征调了全国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在玻璃厂轮班供职，他们主要来自山东博山和广州等地，同时还有欧洲的技术人员如格林、纪文、汤执中等进行技术指导，并参与制作，于是，中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在清宫玻璃厂汇合了。玻璃厂的能工巧匠们依靠皇家雄厚的资材，凭借自己高超的技艺和智慧烧炼出了色彩丰富、质地精纯的玻璃，并采用无模吹制和有模吹制等技法制造出了几十种类型的器物，同时还利用中西不同的艺术加工技法创造出了众多的工艺品种，尤其是经过碾琢的套色玻璃的出现，把玻璃的制造工艺提高到崭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了玻璃工艺的辉煌成就。从制造档案和传世作品两方面可以看出，玻璃器制作的高峰期是在康、雍、乾三朝，嘉庆朝以后开始衰落，不但数量、品种减少，质量亦日渐下降。
清代宫廷玻璃器，按艺术加工技法的不同可分为9个品种，单色玻璃、套色玻璃、金星玻璃、搅玻璃、戗金玻璃、玻璃胎画珐琅、刻花玻璃、磨花玻璃、点彩玻璃。现根据故宫藏品展示6个主要品种中的61件精品，它们集中反映了清宫玻璃制作的精湛技艺和清代帝王的审美情趣，代表了中国古代玻璃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第八节）平遥琉璃
琉璃是中国民间传统工艺品之一。以陶为胎，在其表面涂上一层釉料(主要成分是氧化铅)，再入窑焙烧，形成一层薄而密的彩色釉。琉璃制品比一般陶器坚实、美观，富有民族特色。据考古证明，在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五百年)即已出现琉璃工艺，但质料不纯。至宋代，才出现真正的琉璃工艺，并开始用于建筑上。元明以来，山西是琉璃工艺品的主要产地，尤以阳城、平遥、汾阳、文水等地为主。
平遥是著名的琉璃之乡，但其准确起源年代及烧制窑址等详况暂无稽可考。所庆幸的是，古城内外至今仍大量保存着宋金以至元、明、清各代比较完整的建筑琉璃构件和各种精美的琉璃器皿，充分印证了平遥琉璃工艺的悠久历史和高超技术。
北汉天会七年(963年)重建的京城寺(明嘉靖时改为镇国寺)主体建筑万佛殿和金大定三年(1163年)重建的文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均有平遥琉璃构件分布。
元帝国统一了宋、金长期对峙的分裂局面后，平遥琉璃工艺同山西琉璃业一样，开始进入兴盛阶段。琉璃色彩有黄、绿、蓝、白、赭、褐等并用。东泉镇百福寺山门施用的脊饰，是元延祐三年(1316年)的作品。屋顶室刹左右设吞口，釉质浓厚，色泽深沉。除各种建筑上施用的琉璃构件制作技术较高外，供器中的一些琉璃制品也成为元代琉璃制作中的重要品类。
明代，社会安定，城市繁荣，促使琉璃艺术空前兴盛。这一时期是平遥琉璃工艺的鼎盛时期。其制作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技术之精、匠师之多，均超过了前代。据不完全统计，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平遥琉璃匠师有张士瑞、张惠、张其、张置、侯伯意、侯伯全、侯伯口、侯伯林、侯敬、侯让、侯恭、侯运、侯奈、侯坚、侯庆、侯相、侯曼等17人。烧造琉璃的技术也更加发展，釉色及品种都有增加。釉色从黄、蓝、绿三色为主发展到孔雀蓝、翡翠绿、葡萄紫、黑、白等十多色。品种从一般砖瓦发展到建筑装饰附件如勾滴脊兽、螭吻、人马俑和室内用品如绣墩、花盆及一些动物造型等。镇国寺琉璃、双林寺琉璃、南神庙琉璃棺罩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明代三彩琉璃宝鼎(收集于本县瑞云观，现为馆藏文物)，原是庙坛建筑的脊刹底座，形似鼎，通体浮雕，龙凤牡丹，黄绿釉色彩艳丽，光泽照人。明弘治元年(1486年)制造的珐化绿琉璃香炉(收集于县城西关真武庙遗址)，形如古鼎，造型规整，色泽娇嫩，浮雕“龙串富贵”构图纤巧，流畅舒朗，堪为明代琉璃精品。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精美华贵的大型浮雕艺术品，如琉璃影壁、牌坊、宝塔、楼阁、香亭、神龛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城内城隍庙街东端的原太子寺山门外的明代早期作品九龙壁，壁面为蓝、黄、绿、褐等五彩琉璃组成的九条腾龙戏珠于水中，其形象生动逼真，全国罕见，是我国著名的三座九龙壁之一(另两处为明代大同朱桂代王府九龙壁和清代北京北海九龙壁)，其陶塑和琉璃结合艺术达到了极高水平。只憾1977年8月6日，因城内遭洪水袭击，九龙壁坍塌，经抢救有三分之一的琉璃构件得以保存。
清代，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琉璃艺术走向衰退，构件已趋向程式化。但山西(尤其平遥)以琉璃为业的匠师仍然居多，且工艺精湛不退，优秀琉璃制品仍然不断问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重修的平遥市楼，顶屋室宇全部施琉璃构件，黄、绿、蓝三色交相辉映，排列有序，拼接为南“馆”北“寿”，喻意吉祥永久，堪称清代琉璃的代表作品。至乾隆年间，本邑著名琉璃匠师有曹斌、王春祥等人，琉璃制作工艺仍经久不衰。咸丰九年(1859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重建的城隍庙、财神庙，其殿宇屋顶布满了色彩斑斓的琉璃瓦和各种琉璃饰件，以蓝、绿为主色，黄色相间组成的青冷色调，装点出道教居所神秘的意境。其仙人、走兽、龙吻背刹等各种饰件，造型精美，琳琅满目，至今色泽如初，美不胜收，叫人称奇叫绝，可谓清代平遥琉璃工艺的杰出范例。
清末到民国年代，平遥以至山西的琉璃工艺，与全国琉璃艺术一样，走向全面衰退。不知何年某月，曾在历史上辉煌了近千年的平遥琉璃制造业不知不觉地销声匿迹了。好在千年古城得以幸存，以此为载体，才使一些琉璃制品随建筑物遗存下来，至今光彩夺目，灿烂于世。愿有朝一日，具有千年传统文明的平遥琉璃能够在有识之士手中再现人间，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