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并没有被这些冲昏头脑，他深深认识到一位音乐家的责任不只是开一场演奏会，而是要使民族的音乐焕发出应有的光芒，使民族的音乐能走向世界。他在匈牙利著名音乐家艾克尔的帮助下，开始搜集、整理、记录匈牙利的民族民间音乐，并从匈牙利的吉卜赛艺术家蓬果的舞蹈中领略了匈牙利民族民间舞蹈热情、矫健、活泼的艺术魅力。在一次晚会上他还专门演奏了他刚刚用匈牙利民歌《拉科齐》改编的钢琴曲。为了能尽快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唤起人们对匈牙利民族音乐的热情并促使它早日发扬光大，他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晚会专门邀请了他认为有利于振兴匈牙利音乐事业的人。在晚会上，他向他们提出了那些至今还被人所称道的举措：建立自己的音乐学院，搜集优秀的民间歌曲加以整理、出版，扶持和加强处于萌芽阶段的匈牙利歌剧，创造匈牙利的舞蹈。为此他又捐赠了大量的钱作为建造音乐学院的经费。
1840年，李斯特在民族剧院所举行的音乐会达到了他这次回国的高潮。他穿着民族盛装，为狂热的观众演奏了《半音阶加洛普舞曲》、《拉迈莫利·露西亚》、《拉科奇进行曲》等优秀的匈牙利民间音乐改编曲，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他们仿佛从《拉科奇进行曲》中听到了战马嘶鸣，看到了战场上的激烈厮杀，他们感到热血沸腾。为了表示对李斯特的钦佩爱戴之情以及表扬他作为一个匈牙利音乐家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佩斯市授予他荣誉公民并由6位知名人士送给他一把象征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军刀。这一举动使李斯特感到终于把自己和祖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艺术家，要担负起为祖国艺术事业作贡献的严肃责任和义务。
从这以后，由他的祖国作为出发地，李斯特开始了他长达近十年的旅行演奏生涯，他要让音乐去宣扬他的民族，也要让世界去了解他的民族。
这近十年的旅行演奏，被人们称之为李斯特演奏艺术的“黄金时代”，其演出活动的频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在德国、意大利、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等地进行演出。1840年3至4日间的演出活动足以说明他的辛劳程度：在捷克布拉格11天之中他共举行了六场音乐会；在德累斯顿他一星期演出三场；接着在莱比锡连续演出四场；最后三个星期又开了13场。在1841年冬季，在柏林的10个星期内他共开了21场音乐会，其间演出了80首曲子，其中有50首都是背出来的。
在这使人筋疲力尽的近10年的时间里，李斯特共开了1000多场个人音乐会、也演奏了近千首作品。这些作品的一部分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自己创作或改编的，如《b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A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但丁奏鸣曲》，部分《匈牙利狂想曲）、钢琴曲《旅游岁月）第1、2集。歌曲《罗列莱》、《啊！在我梦中》、《你像一朵花》以及五十六首舒伯特著名歌曲的改编曲，贝多芬、莫扎特、海顿等人的交响乐的改编曲。此外他还积极地向公众推荐那些尚未成名的音乐家及他们的作品，为那个时代营造了一种绚丽多彩的音乐世界。综观他的音乐会，你就像走进了一个音乐长廊，你可以在那里看许许多多熠熠生辉，数不清的名字：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海顿、瓦格纳、舒曼、威尔第、门德尔松……李斯特都把他们酝藏在他的钢琴演奏之中。
他的朋友曾善意地责备他过多地献身钢琴。然而李斯特却说：“如果要我放弃钢琴，那生活对我将是黑暗的，如同夺去了我的早年生命之光。钢琴对于我来说，就像航海者的船和阿拉伯人的马一样。到现在，它就是我自己，我的语言，我的生命……”不仅如此，他还把钢琴看成了他改造人类灵魂的一件工具。他的终生座右铭就是“天才赋予责任”。他认为，如果大自然赋予你天才，那就是给你一种道义上的职责，去偿还欠债，去为那些不幸的、天赋不高的人服务。他一生的创作与演出活动都贯穿着这一格言的精神。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李斯特赋予了他的音乐以更大的激情，更深的内涵。因为他不仅仅是想使人们得到音乐的享受，而且他还努力设法提高人们的音乐素养，唤起人们的智慧之光，他开始对音乐作更严肃、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越来越不愿即兴演奏，风格也越来越简单朴素，并且越来越忠实于作品的本来面貌。他开始更多地演奏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并且在演奏它们时，不再运用那种演员的手法进行表演，不再靠强大的音量、吉卜赛式的自由风格和魔术般的技巧来激发听众的感情，而是更为克制，更加自然而严谨、力图去反映这些优秀作品的内在矛盾冲突和深刻的哲学内涵，并且引导人们去体会作品的真正的精神。尽管他被人们冠以“钢琴之王”的桂冠，但他没有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而是忘我地无休止地去探索艺术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世界。
李斯特的这些音乐风格的改变，反而使听众们激起了火一般的热情。丹麦的著名诗人和童话家安徒生说：“……我同一些保守的政治家，胆小怕事的市民谈了话。他们听了李斯特的音乐后跑到街上，同几十万群众一起高唱《马赛曲》。枯燥无味的数学家听了李斯特的演奏，变成了热情奔放的人。哲学家黑格尔的信徒们认为李斯特的音乐反映了他们的哲学，是使人类飞向完善之岸的巨大智慧浪潮。诗人们认为李斯特也是诗人。旅行者从他的音乐中看到了已经见到过的或者即将去寻找的神话世界。的确，李斯特的音乐是一种魔术般的旅行。我从中感到了自己远离祖国时心跳的旋律，听到了特雷西纳山崖的潮浪撞击声和古老德国大教堂的风琴声，看到了阿尔卑斯山顶的皑皑白雪和意大利狂欢节的彩色缤纷。这是天庭的号声，它响彻希腊的悬崖峭壁，唤醒了死去的众神……”
李斯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观众的欢迎，其场面犹如王公贵族一样。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经常请他到别墅度假；在丹麦，国王授予他最高勋章；在柏林，他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并请著名雕塑家拉乌克为他雕像，各种荣誉不胜枚举，都向他涌来。1842年10月31日，李斯特还接任了刚刚去世的大师洪梅尔的职务，担任魏玛宫廷乐长，以后的每年在魏玛工作3个月。
李斯特从所举行的1000多场音乐会中只得取了一小部分用来养育他的3个子女和支付一些必要开支的钱。而将其中的一大部分钱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捐资完成了波恩的贝多芬雕像以及比利时音乐诗人格利特里雕像。他捐资修建了科恩的大教堂，他为康德的母校捐款以解困难。他修建并资助了许多孤儿院和慈善机关等等，而在他去世时，只有一袭袈裟、几条手绢而已。他任何时候都记住这句话：“艺术赋予责任。”
1846年4月30日，李斯特重返匈牙利，人民仍然对艺术家敞开了热情的怀抱，他们的情绪之热烈是罕见的。欢迎诗一首接一首，歌唱团一个接一个。甚至到了晚上，为他演奏小夜曲的人还是一批接一批。李斯特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美好，他感到了疲劳，他再不想离开。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这时告诉他：“留下来吧，不要离开！”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说，人们只要他在国外继续取得成功，要他在那里为匈牙利人讲话，歌唱，向世界宣传自己的祖国。他仍然只是一个游子，一个为祖国歌唱的鸟，一个有家却又无家可归的艺术家。就像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所有的活着的艺术家中，惟有我能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其他人总是在国内的吝啬的公众的浅水里艰难挣扎，而我却能够在一个伟大民族的大海上自由地扬帆邀游。北斗星告诉我，我的祖国匈牙利会有一天将为我感到骄傲。”
旅行演奏生涯尽管给李斯特带来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荣誉，然而，伴随荣誉而来的是各种批评诽谤和不怀好意的挖苦。也许是因为妒忌，或是李斯特过多地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或是那些围在他身边的女人们所造成的不好的影响。他的许多朋友要么不理解他，要么远离冷淡他，有些甚至背叛他，攻击他。有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认为，李斯特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长得漂亮，仪态潇洒、文雅庄重。还有些评论家居然在报纸上写道：“李斯特为了使他的音乐会达到一种轰动效果，专门买通一些女人，让她们在音乐会上假装因过分激动、感动而从椅子上晕倒在地。”大诗人海涅也有意伤害他：“有时候我想这样来解释李斯特的巫术——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像李斯特那样组织成功的演出。在这方面，他也是天才。最高贵的人们自愿和免费为他服务，那些被收买的捧客则按照特别的纪律执行他的指示。”甚至还有些报纸粗暴无理地攻击道：“他变成一些人的偶像，有些人为他举行火炬游行，演唱小夜曲，女人跪在面前吻他的手，有几个疯子还在自己的衣服和手套上绣上他的头像，人们简直是失去了自己的清醒理智！……在他每次演出后的剧场里，工人们不得不花几天的时间用抽水机抽干那些女人们流下的泪。”
然而，李斯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宽恕所有的人。在漫长的生活中，尽管他受到粗暴无理的侮辱和毫无理由的责难，尽管他学会了欧洲各个大城市精神世界的很多东西，但惟有一条他没有学会：仇恨。在他后来创作的《安魂曲》中，他只表现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博爱。他认为，只有博爱，才是推动这个世界的动力。
后期生活
1847年，李斯特二度赴俄演出，在这段日子里，他结识了波兰的卡罗琳·莎依·维根斯坦公主，这使他的生活出现了新的转折。卡罗琳公主是波兰人，家财万贯，在她的领地上有3万农奴，是时她28岁，已与比她年长得多的丈夫——维根斯坦公爵这位沙皇的宠臣分居。卡罗琳公主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极高的才智和文学艺术修养，除母语波兰语之外她还能熟练运用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她还是一个虔诚无比的天主教徒，经常帮助那些缺吃少穿的农奴。她的宗教观念对李斯特的晚年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斯特在俄国的那些演出，她几乎每场必到，是李斯特音乐的崇拜者。同样，在与卡罗琳公主的交谈中，李斯特也为她那丰富的学识，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优雅的性格所打动，在一段频繁的交往后，他们俩终于相爱。这是一种相互敬佩和相互理解的爱，就像打铁一样，铁锤打在通红的铁上，溅起一束束思想的火花。李斯特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上写道：“为了同卡罗琳公主谈几个小时的话，我愿意多走成百上千公里的路。”
最为重要的是，卡罗琳公主终于说服了李斯特放弃颠沛的演奏生活，定居安心转向音乐的创作事业。1847年10月，李斯特在叶利查维特格勒举行了他旅行演奏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公开音乐会后，结束了他辉煌的近十年的演出生涯，并与卡罗琳公主隐居，开始了两人的同居生活。这段感情一直持续到李斯特去世，尽管其中李斯特也曾和其他女性有过各种感情上的纠络，但在感情深处，他却一直忠实于卡罗琳公主，从未有过离开她的想法。然而令李斯特终生遗憾的是：他和卡罗琳的结合并没有得到教会或法定的认可。原因在于，俄国沙皇不批准卡罗琳正式离婚，公主的合法丈夫维根斯坦公爵也不同意离婚，而且还欲加害公主，企图抢夺她的巨额财产。最终卡罗琳公主遗下了大量的财产从俄国逃了出来。在李斯特以后的生活中，他从未放弃过要与卡罗琳成为正式夫妻的想法，并为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他50岁生日那年，和卡罗琳结婚这一努力差点得到成功。然而，迫于卡罗琳前夫维根斯坦公爵的无理纠缠和俄国教廷的压力，梵蒂冈教廷将他们的婚事予以无限期的延缓。
这时的欧洲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刻，战乱四起。尤其是在匈牙利，爆发了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起义，这使得李斯特不得不放弃回到祖国匈牙利定居的打算。1848年，李斯特再度接受了魏玛公国宫廷乐长和乐队指挥的职务，和卡罗琳公主定居于魏玛。
如果说1848年以前的那些岁月是李斯特奋斗——成长——演奏艺术辉煌的成功的岁月，那么，在这以后直到1861年共13年的时间中，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的创作才能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他把他多年的思考、探索，业已成熟却又是较为复杂的思想，对人生的看法和追求，对祖国、民族的热爱及对饱受灾难之苦的民众的同情都浓缩在他的创作中。他首创了“交响诗”这一音乐体裁。并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如交响诗《前奏曲》、《塔索》、《普罗米修斯》、《英雄的葬礼》、《匈牙利》、《但丁交响曲》、《浮士德交响曲》、《匈牙利狂想曲》等等。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的心声，从中你可以听出他对人生的思索，对英雄人物的讴歌，对祖国民族的赞颂，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英雄的葬礼》，反映了李斯特对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深切哀悼和对奥地利统治者——俄国沙皇血腥镇压起义的憎恨。正像亡国的波兰在肖邦的音乐中得到反映一样，饱受煎熬的匈牙利也在李斯特音乐中得到了反映。
除此之外，李斯特的宫廷乐长和指挥的职位给他的音乐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不仅经常为观众们上演一些经典的古典歌剧和交响曲，还广为宣传和演奏当时欧洲一些作者的新作，介绍他们的音乐风格。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革新思想不受传统条条框框所约束的新音乐他更加推崇，并竭力为之鼓吹，使这些音乐能受到世人的认可。这可以从他对瓦格纳及其音乐的大力协助中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