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显著增高，有的圈足特别高，这类圆体的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有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点是圈足都很高。这类高体的有肩尊，湖南宁乡等地出土的较多。但是这种尊流行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后就邃然减少。饔（瓿）这种器形有短颈和无颈合口两类，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石楼的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及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颇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高体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就基本上不再铸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体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毕竟是越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五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商周彝器通考》图989盂，形体似盆而深，唇阔而平，无耳而有四系，兽面纹是晚期前段典型式样，似稍早于寑小室盂。另一种所谓“中柱盂”，郑州商城窖藏商代早期的有一例，器形似盘，中有一以困纹为饰的柱。殷墟西北冈大墓和殷墟五号墓中柱盂皆似水器盂形，有附耳。西北冈的盂中柱围绕四条龙，作为水器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用途未详。
2.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l号墓的尊和卣成组合出土，殷末铸铭同组的青铜器，也有觚形尊和卣组合的现象，殷墟西区43号墓属第四期，时代最晚，亦出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也有卣随葬，而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二百余件，没有觚形尊和卣发现。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卣似乎表现为两者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此时急邃流行，但容器部份乃与以前相似，形体基本上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的两种，双耳在口沿以下，有垂珥。有一种簋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粗大而又有长垂珥的，则更为晚出。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基本上消失。
沿用的酒器中爵觚大致相似，只有小的变化，例如平底爵巳不再出现，爵柱的位置后移等，继续行用袋足斝，但体形都较为低而宽，柱饰粗壮。盉的式样较前减少，此时行用的多为袋足盉，开始有形体亦较低的式样出现，前段的无鋬盉则没有发现。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这一情形不仅和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是一致的，而且和其他玉雕、牙雕和漆器等广泛发展也是一致的，呈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灿烂光辉。
青铜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兽面纹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而所表现的物象却很多。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除了纹饰炯炯有神的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浮雕有圆浑和峻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分割为两部分。
铭文在商晚期后段有所发展，前段青铜器铸铬的一、二字较多，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五、西周早期武王至昭王
周初的青铜器，以器形和纹饰而言，因袭商人遗风，非常明显，而在青铜器铸铭方面，周人形成了自己的习尚，与商人全然不同。周初铭文，有丰富的政治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朝代更换的背景，同时也说明了周初文化的着眼点。
但是，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形比较复杂，这中间混杂有相当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中期的青铜器。周克商后，把商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给周人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亦被分赐给周奴隶主贵族，而通过征服战争，还可以有种种掠夺。因而有大量商人青铜器，落到周人手中。至今周初墓中仍可发现一部分商器，其原因即在此。例如传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一组礼器，其铭文非只一个族氏，而至少有三个族氏之多，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商末之器。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三件，所铸族氏之名有九种之多，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陕西关中周原等地周人旧居的墓葬中，出土的商器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克商之前周人没有大规模的青铜工业，至今还未发现可以构成时间发展程序的先周青铜器体系。在克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这些转而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因此出现了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如果不铸铭文，就难以区别是商或周，因而讨论周初的青铜器特征，必需与铸有周初铭文的器物结合起来。对于时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称之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
可以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很多，如武王时代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代的小臣单觯、何尊、保卣、保尊、盥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康王时代的有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旅鼎。昭王时代的有旅尊、旅觥、旅方彝、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小臣宅簋等。
西周早期墓葬重要的发掘，有陕西宝鸡竹园沟和纸坊、澧西马王村、泾阳尚家堡、河南睿县辛村、洛阳砖瓦厂、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燕国墓地、河北昌平白浮、元氏西张村、湖北江陵万城、山东滕县滕侯墓地等等。西周早期几乎没有新出的器形，但在沿用的器物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在鼎类器中，流行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口圈呈圆角三角形，腹部庞大而下垂的兽蹄足鼎，如德鼎、大盂鼎、外叔鼎等都是这种式样，中、小型鼎中也很普遍，它的流行直至西周中期。另一种是鬲鼎，即所谓“分裆鼎”，比商晚期更为流行。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分裆愈来愈浅，鼎做成袋足原是为的扩大受火面积，鬲鼎到了西周早期，以其特点来说多是徒存形式，袋足几乎成了残痕，如成王时的献侯鼎是其退化的典型式样。方鼎仍然是长方槽式，多数形体无大变化，有少数敛口垂腹四角圆浑的有盖方鼎开始出现，较早的为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圉方鼎。西周早期鼎足的做法，也有某些变化，在商代晚期，除小鼎而外，多是短粗的柱足，西周早期鼎的柱足，趋向于长而较细。
鬲类器中深袋足的束颈鬲逐渐减少，分化出形体较低而阔的几种式样。
甗类器多为甑鬲连铸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主要是甑的高低阔狭有些不同的做法，下部的鬲足也有作兽蹄形的。但西周早期的数量比商代晚期多。
簋类器的变化比较显著。方座簋的出现最为突出。簋这种器形周初完全是因袭商末的式样，但是有些簋的圈足下连铸一方座。周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玉时的叔德簋、伯矩簋、德簋，昭王时的令簋和过伯簋，以及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几具方座簋等等，都表明方座簋是始于周初的特有形式，在殷墟或相当于殷墟时代的墓中或传世器物中，从未有方座簋出现。
西周簋的设计趋向于加高圈足，方座簋的出现必定包含了提高器体成分，其他圈足簋的设计，也有类似的情形。有的双耳下有长珥，为了解决支撑的问题，在相应的两侧又接上垂长珥的两耳，成为四耳簋，用四根柱状的珥把鼎体悬托起来，也有四耳做成兽腿的形状。小臣速簋在圈足下另加三柱足，有的簋在圈足上做成四条很长的兽腿。乙公簋双耳垂珥做成象的长鼻以为支柱，另在圈足的相应位置又置有两象耳。攸簋圈足下有三个立虎悬托簋体。也有的加高圈足，在圈足下缘再加一圈宽阔的边条。凡此种种做法，都在于升高簋体，用意是和方座簋的设计相同，是西周早期簋形制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卣类器在西周早期一度相当流行，现存的青铜卣中，属于这一时期的不在少数，卣和尊是周初两类最主要的酒器。形体大别为两类，一是各种椭扁体卣，一是直筒形卣。据现有的发掘资料，这两类卣存在着同样的组合关系，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地中出土的这两类卣都为一大一小的两器组合，这两器的容量比值约为3∶2。甘肃灵台西周早期墓的漯伯筒形卣，也为大小两器组合，两卣大小组合的情形，最早的见于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鼎卣，此卣大者一器、小的另有一方座，其容量亦约为3∶2。这一情况也许在商晚期后段出土的卣已有成对的资料，但大小相配成组合的资料甚少。在周初两卣大小相配成组是固定的现象。
椭扁体卣这种器物的流行，本来是在帝乙帝辛时代，邲其卣就是帝辛时的产物。但是筒状形自传世的商器并不多，先是在灵台西周早期墓，后是在宝鸡竹园沟成组的发现了多起。
西周早期椭扁体卣比较普遍的是器腹下垂的很多，在铸有周人铭文的卣中，没有发现如商代晚期器腹最宽处在器体中线的较早形式的卣。垂腹形卣分为较高的和稍低的两类，但西周卣的发展趋向是器体偏低。
大约在成、康之际，有一种截面为椭方形的卣出现，即把扁体垂腹作成椭方体垂腹，如士上卣、庚赢卣等少量的截面为圆形垂腹卣，也出现于此时，如宗宝彝卣。
壶类器中主要是截面为椭圆形或椭方形的阔颈提梁壶，它是远承商代晚期前段同类扁壶而经过变化的式样。它的形体小于前者，颈阔也不如前者，但都有盖和提梁，前者提梁和盖或有或无。这种壶整个的数量甚少，它大约是卣的补充，有的著录中统称为卣，但以形体而言，实属于壶类而不是属于卣类。
尊类器中，盛行无肩觚形尊。成、康时期有一类器体比例较高，圈足下常有宽阔的边圈用以增高气势，例如成王五年的何尊。也有不加边圈作寻常高度的，是商晚期形式所沿用。以上两种器腹都不显著臌出。另一种觚形尊腹部呈圆弧状臌出，是为新的变化。昭王时期的几件标准器如瞏尊、召尊等形体较低而宽，是这类尊的较晚式样。
西周早期爵也有某些特点，形体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两侧前端高于后端，是多数器的共同特点。具有刀形足的爵，也是此时的特点之一。觚因袭商晚期，可以确知为周人所得的臣辰觚，与商觚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周原扶风家族器群中的青铜觚，中腰极细，不似一般商觚可以看得出器腹，纹饰只施于圈足上，是周初觚发展的惟一新式样。西周觚的数量远比爵的数量少，但爵、觚是成套最基本的酒器，当必有一定数量的漆、木觚相配。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漆觚、漆罍、漆簠，说明西周早期一些酒器和食器，是用漆、木器替代的。至于觥、罍、觯等酒器，基本上是商代的因袭，但前两种方形器较多，尤其是方觥，为晚商所罕见。
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是商晚期的式样。兽面纹没有什么变化，但角型中多内卷角、牛角，其他的角型也有，但很少。有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周初具有时代特征性的纹饰是蜗体或卷体有触角的兽纹，武王时代的天亡簋，泾阳高家堡周初墓出土的一组青铜礼器都有这样奇异的纹饰。但是天亡簋上这一纹饰的图形已相当成熟，不能排除先周或商晚期出现这类纹饰的可能。
凤鸟纹有所发展，盥方鼎、仲子觥等等，都有西周早期典型的凤鸟纹饰。商代晚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大鸷鸟或凤纹为装饰，但西周早期的凤纹显得更为华丽，数量更多些。其他鸟纹的种类，也比商代的鸟纹多。
西周早期青铜器最有特色的发展，是大量的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天亡簋、何尊、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麦尊、令尊等等都是铸有长篇铭文的重器。一般铸有数十字铭文的青铜器则属于常见，远远超过了商代晚期，从而体现了商周两代文化差别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宗教意识很浓，把青铜器作为单纯的祭器或礼器，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现了几篇载有锡命或记事体裁的铭释。周人则不同，他们也以青铜器作为庙堂的宝器，但是很突出的是他们凭借青铜器铭文来宣传作器者个人或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而这种荣誉和地位常常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西用早期许多青铜器铭文内容多以克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巩固统治种种政治事件或政务活动为背景。这一类内容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中最为突出，铭文的格式也比较活泼。西周早期一般地记载作器祭祀祖考的铭文也不少，这是商代习俗的遗留。周初青铜器中非周族所铸的器也不少，非周同姓的诸侯国所保存的还是原来的文化和礼俗。
六、西周中期穆王至夷王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基本上是晚商的体制，除了铭文以外，整体面貌改变不多。到了穆王时代，青铜器各个方面出现了急速的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了明显的分界。有的著作中将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划入西周前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而原有的传统式样也顽强地保留着。这一时期产生了形制很新颖的青铜器，也出现了传统的老样子或其残留。在穆王、恭王二世，这个过渡的特点尤其明显。懿王、孝王以后青铜器的传统式样虽然渐渐地淡化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一些旧时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