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航海技术先进和舰船制造精良的国家，时至近代，中国才开始向外国购买兵船。最早购买的外国兵船是哪一艘？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林则徐在被道光皇帝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和筹办海防的时候，不但注意加强原有水师战船的防御和进攻能力，而且为了准备对英作战的需要，“开始购买西洋兵船”1840年7月，林则徐向美国商人购买了“甘米力治”（Cambridge的译音，即“剑桥”）号夷船，服役于广东水师。英国军官宾汉在其所著《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林（则徐）以为他能将中国的海军加强，使之与英国的海军并驾齐驱。林放弃了对外国事务的反感，他购置了一艘美国陈旧的军舰‘剑桥’号，排水量1200吨、要将这船加以整修，作为巡洋舰”。此事在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也有记载：林则徐“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使务乘海潮、据上风，为万全必胜计。”
即是说，林则徐购买“剑桥”号的目的，主要是用来演习进攻敌舰，以提高水师的战斗力，找到克敌制胜的方法。也有史料记载说，林则徐购买的“甘米力治”号夷船，不是一艘兵舰，而是一艘旧商船，林将其买回以后，才整修改装为兵船，服役于广东水师的。有人认为，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林则徐购买“剑桥”号，总可以说是“我国购买西船之开端”，并不因为“剑桥”号本来就是兵船、或者是改装为兵船而有什么不同。
另一种说法是，林则徐购买“剑桥”号兵船一事，未见之于他本人的奏章书牍，其间不少情节也模糊不清，所以并不一定十分可靠，至少是尚有说不清的地方。他们认为，中国购置外国舰船，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的19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中国“海禁洞开，门户四辟”，那些企图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动以巨舰横行海上”，进行武力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渐渐苦于没有制服这些海上强敌的办法，虽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己可裕如”（林则徐语），然而“此种制造，夙所未习”，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始有师习欧法，购置船炮之议”。
而决定向国外购买舰船则还要稍迟一些，是“于同治元年（1862年）订购，同治二年九月到华”的。《海军实纪·购舰篇》记载：这一批向英国购买的舰船，为“中号兵船3只，小号兵船4只。中号每只配用舵工、炮手、水手及看火人等约共30名，将来另配内地水勇100名；小号船每只配用外国舵工、炮手、水手及看火人等约10名，将来添配内地水勇30-40名”。从配员人数来看，这些舰船大约是驱逐舰和炮舰之类。船名为“金台”船（原名“北京”），“一统”船（原名“中国”），“广万”船（原名“厦门”），“得胜”船（原名“穆克德恩”），“百粤”船（原名“广东”），“三卫”船，（原名“天津”），“镇吴”船（原名“江苏”）。据英国报纸吹嘘，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舰。以“江苏”号为例，据说这是“所有海军科学权威一致公认的最快的服役舰只之一”，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漂亮的一个模式”。而实际上，这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舰船其实不过是一批应被淘汰的老掉牙的旧货，《泰晤士报》当作先进典型的“江苏”号炮舰，其实不过是一艘过时的木质轮船，比当时已在英国海军中服役的铁甲舰差了老大一截。这批舰船开来中国后不久，就由于中外在船舰的调动指挥权上的矛盾和清政府与地方督抚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旋即退还发卖”，化为一场春梦。所以有论者认为，这实际上还不能说是中国向外国购买舰船的开始，而只能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又一种说法是，同治二年（1863年），由海关总税务司代向英国购买的“天平”号轮船，才“实为中国向外国购船之始”。在《海军实纪·购舰篇》中就持这种观点。
遗憾的是，关于这艘船的“船身、马力及价银卷档略而无考。唯所记员兵人等名目并月间饷数，即后来中国水师兵轮之所本”，由此看来，这艘船的购买，对于中国海军的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该船“所记员兵人等名目”来看，这艘船上有“炮勇头”和“炮勇”等名目，炮勇头为工人，每人月饷35元；炮勇为12人，每人月饷30元，可见这是一艘兵轮无疑。从船上员兵人数总共只有39名来看，这艘船的规模不会很大，至多是艘小炮舰而已。
还有一种说法是，近代中国向外国购买兵船，不是始于1862年向英国订购的8艘中小舰船，更不是始于1863年向英国购买的“天平”号轮船，而是早在1856年就开始了。王志毅著《中国近代造船史》一书说，这一年，清政府曾命令两江总督怡良雇募火轮船入江，攻剿太平天国农民军，“旋置买火轮船一艘隶向荣（清军江南大营统帅，时驻镇江）调遣。此为晚清购买外国轮船之始。”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于广西桂平，两年之内，出广西，入湖南，克武汉，占南京，建立起一个农民政权，与清朝廷分庭抗礼。当时，江南督抚身负“剿贼”重任，惶惶不可终日，主张借用外国火轮兵船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颇不乏人。署理两江总督杨文定在《为借船助剿以安商民而令永好致英美两国公使之照会》中声称：“自贼匪掳船东下，连陷江宁、镇江，钦差大臣向荣亦以须借贵国火轮兵船为望。希念两国通好已久，今商民被扰，贸易不通，且贼匪禁烟甚严，一遇我国吸烟之人，无不被杀……倘蒙见久发火轮兵船前来洗荡贼匪，必当奏明皇上，加重酬劳，而贵国借兵恤邻之声名，亦永传不朽矣。”这种想借助于外国的坚船利炮来镇压农民起义的想法，并非杨文定一人，在他们的不断鼓噪和吁请下，清政府终于在1856年命令两江总督怡良雇募火轮入江“剿贼”，怡良则因为雇募为难，干脆购买了一艘兵轮，归钦差大臣、江南大营清军统帅向荣调遣指挥，成为镇压农民军的一种“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
以上四种说法，各执一词，何者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