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期，李鸿章、左宗棠、沈宝桢等人，大办“洋务”，兴建近代新式工业，组建近代新式海军，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有关“洋务”问题的迄自时间，所指内涵，史学界向有不同看法，众说纷纭。因而大有辨证其来源及含义之必要，以解读者之迷离。
“洋务”之称，是以“夷”、“夷务”演化而来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对中国边疆地区各兄弟民族以及周围各邻邦统取蔑视态度，称之为“夷”、“蛮”。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完成工业革命并开始以“坚船利炮”侵略我国的时候，清廷仍以“天朝”自居，怀着蔑视之意，称外国人为“夷人”，并把与之有关的通商、交涉事务称为“夷务”。这是“夷务”
的源称。
1842年《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方代表曾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使用。”“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
由于英方坚持，《南京条约》和外交文件中，此后使再未出现过“夷”字。但在清廷内部官方文件及私著中，“夷”
字、“夷务”仍然沿用。
罪早提出“师夷”思想的应首推“第一位放眼看世界”
的林则徐。他主张不能继续坚持“天朝”为夷所师的思想，而应该“以夷变夏”；进而又有魏源继其思想，明确提出“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及魏源著述的《海国图志》集中代表了当时提倡“夷务”以“制夷”的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曾诱导起一般士大夫从事“夷务”及兴建近代工业、近代海防的心理建设。
最早奋起响应学习西方，试图将“夷务”付诸实践的应首推以洪秀全、洪仁秈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他们称外国人为“洋兄弟”，要求与西方国家在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主权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批准颁刻《资政新篇》，提出仿效资本主义的28点主张，以期“与番人并雄”。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较前有所加深，“夷务”逐渐被“洋务”所代替。“洋务”涵盖什么？李鸿章说，“‘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李时岳，胡滨《洋务与洋务派简论》），这里是指外交活动；有人把清廷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为“洋务衙门，是指设立与洋人事务有关的机构；有人又把李鸿章1863年3月在上海奏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一事，视为“创办洋务之始”，以后雇洋匠、采购机器、创办轮船招商局、修筑铁路等一些军事工业民用工矿交通企业的创办，都被视为“洋务”。直至后来，几乎把西方的一切知识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的一切事务统统包含在内，都属于“洋务”
的范围。
真正兴办“洋务”应从19世纪60年代初，即洋务企业家引进西方设备创办军用、民用工厂企业，如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以及轮船、电报、纺织、矿务等企业为其开始。而以甲午中日战争后，因北洋海军的覆灭，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步被帝国主义瓜分，正式宣布了在中国兴办“洋务”以图“自强”、“求富”、“抗侮”的所谓“洋务运动”失败。
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冲破了“洋务”思想的藩篱，他们所讲求的西学和所主张的社会改革，已不限于“洋务”的范围，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即要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二字自此就成了历史上的名词，而渐以“维新”、“变法”、“革命”所代替。
但是，最近有人撰文提出了与上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洋务”起自1840年“抵抗派首领林则徐”，迄止“孙中山领导的以革命共和相号召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李时岳、胡滨《洋务与洋务派简论》）。
提倡“洋务”，是有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逐步发展的过程的。19世纪60年代初以前，兴办“洋务”在实践上可说是尚未真正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讲，此阶段只是处于提倡“洋务”的认识阶段，即所谓“夷务”阶段。因此说“洋务”之源始于“夷务”，是符合认识逻辑的。但是，说“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道光君臣就进行了一系列洋务活动”确是不确切的。
另外，“洋务”活动从19世纪60年代付诸实践始，其内容主要是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兴办民用企业、购舰造船兴办军事工业等，几乎没有触及中国社会制度等政治问题的活动。而要求变革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问题，只是在“洋务”
活动破产之后，维新变法乃至革命共和的倡导者才明确提出，并积极付诸实践。因此，兴办“洋务”迄至甲午战后，又是符合社会发展逻辑的；而将“洋务”活动延至孙中山的革命共和时期，显然也是不恰当的。我们还是要坚持社会发展的不断论与阶段论的辩证统一。不然的话，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也就又可以说是“洋务”活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