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威理与刘步蟾之间的争斗，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一桩积案，其中的是非曲直，100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
据《晨园漫录》记载，琅威理与刘步蟾矛盾冲突的爆发是这样的：北洋舰队成军后，任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并聘任英人琅威理为海军总稽查，亦授予提督衔，“其职守在于备顾问，督衔之加不过予以虚荣而已。然琅威理俨然以提督自居”。有一次，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按照惯例，舰上撤下了提督旗而代之以总兵旗，琅威理看见后，大发雷霆，说：“丁去，我固在，提督旗胡可撤者！”命令仍然升起提督旗。北洋舰队左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的刘步蟾，则对琅威理素来不满，此时他根据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与琅威理力争，坚持应悬总兵旗。双方各不相让，最后“互讼于李鸿章。鸿章以奏定之北洋海军官制只一提督、二总兵，提督去自应由总兵代，亦不直琅威理之所为。”琅威理感到大受侮辱，恼羞之下，“遂愤而去职，归国后，犹复逢人称道其在华受辱不置云。”
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平淡无奇，引起人们歧义纷争的是在琅威理与刘步蟾之争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
有人认为，琅威理为升事旗一与刘步蟾的争斗，是中了刘步蟾预设的圈套。台湾军事研究编纂委员会曾编辑《历代战史长编》一书，其中记载晚清时人的评论说：“或谓闽籍将校，恶琅威理之督教甚严，与琅有违言，素不相能，乃以计逐之。琅威理去后，海军纪律渐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次南巡，则相率淫赌于上海、香港。”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曾在1894年2月的一封信中抱怨：“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现在牛奶已经泼翻了，我们必须重新安排罐子。”
30年代时，有些学者撰文论述此事，也持这种观点，他们写道：“那个时候，固然也聘得有英国的军官，来主持全军的训练，但是中国人嫌他规矩太严，不但是年轻的军官，不便去嫖、去赌，就是当管带、当大副的，也不容易去抽大烟。
所以上下齐心，想方设法，要把他轧掉。中国人向来是会做这一手的，久而久之，自然也就达到了目的。从此以后，兵船上就能公然地抽大烟、推牌九、斗福建纸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倒是色色俱备，抽得抽，赌得赌，嫖得嫖，居然就有在岸上嫖得不愿意回船的。”冷嘲热讽，不可谓不辛辣。如此看来，刘步蟾与琅威理的争斗，是为了气走琅威理，去掉这个“督教甚严”的眼中钉，使自己和弟兄们能够有机会去懒散鬼混，去吃喝嫖赌。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有人指出，上述说法纯粹是对刘步蟾的诬蔑，是对北洋海军的丑化。在他们看来，刘步蟾不仅是一个“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的优异人才，也是一个极力抵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军的爱国将领。“他素来对于那些充任北洋水师‘教习’的洋员，不学无术，冒充内行，指手划脚，专横骄纵的行为，十分不满，曾对前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独揽北洋舰队大权的行为作过坚决斗争”。他们认为，琅威理与刘步蟾的争斗，并不仅仅是为了悬挂什么旗帜，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大量史料表明，琅威理是被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上台去的。赫德曾一再敦促李鸿章授予琅威理一个统领海军的职位，并且再三请求英国海军部派遣琅威理来华，说什么“如果琅威理不能来，中国的海军就会全部落入德国人或美国人之手；而如果琅威理来华任职的话，就能够不让幼稚的中国海军落入非英国人的掌握”。言下之意，就是说琅威理是代表英国来掌握和操纵北洋舰队的。所以，当琅威理不满于屈居丁汝昌之下而啧有烦言的时候，赫德极力劝他要学会忍耐，要顾全“大局”。1890年6月，琅威理终于因为不满足于他所居的地位而“愤而去职”，赫德不能不承认这是他所遭到的一次“最大的打击”，他在一封信中慨叹说：“琅威理终于辞职了。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力争置于英国手中的中国舰队，现在可能落入别人的掌握了”，“我想我现在只好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了”。显然，琅威理在北洋海军中任职，是英国政府力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重要一环。
由于刘步蟾对琅威理揽权行为的坚决抵制，使他不得不辞职，这是英国控制中国海军阴谋的一次挫败。由此可见，刘步蟾与琅威理这些洋员的斗争，“带有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中国海军的性质。这说明刘步蟾不愧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将领”。
按照第一种说法，刘步蟾成了一个卑贱的小丑，而琅威理则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根据第二种说法，刘步蟾又成了一个高尚的英雄，而琅威理则是一个罪恶的阴谋家。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事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