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把对外扩张定为基本国策，精心炮制了所谓“大陆政策”，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和中国。为此，它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加紧扩军备战，扩大造舰计划；一面大量向中国大陆派遣特务，组织间谍网，收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
在甲午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活动十分猖獗，当时在中国各地，尤其是辽东、山东、江苏沿海一带，潜伏着许多日本间谍，其中隐藏得最巧妙，活动最频繁，对中国海军破坏最大的，是宗方小太郎。日本海军中将八角三郎曾这样评价过他：“宗方一生中最显赫的业绩，莫过于在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时潜入威海海军基地侦察，立了奇功。”
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宗方小太郎就来到了中国。他穿着中国服装，梳着清朝发辫，说着一口流利汉语，以学生身份游历中国北部九省，搜集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矿产资源等情报。以后，宗方小太郎担任了日本在华北间谍网的负责人，主持过在华日本间谍的训练工作，到1894年6月26日，宗方小太郎接到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密令，化装成中国人，只身潜往北洋舰队的基地威海和旅顺去刺探军事情报。
宗方小太郎到达威海的当夜，便侦察了中国舰船的数目、种类以及海湾形势、灯塔设备等，次日又详细刺探了刘公岛的地形，甚至潜登上“致远”战舰，窥探舰上装载的从上海运来的军火。他还将沿途的里程、地名、道路情况等详细记载下来。这样，宗方小太郎不仅对当时中国海陆军的动向、实力、布防等极为机密的军事情况了如指掌，还为日后日本军队进威海卫基地勘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进军路线。
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日本领事及烟台日侨全部撤退返日，宗方小太郎竟然肆无忌惮地单独一人潜伏在烟台与威海，继续进行刺探北洋舰队情况的间谍活动。
从1894年7月初到8月底，宗方小太郎进行了极其频繁的间谍活动，刺探到许多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让我们看看宗方送出的一些间谍报告的记载吧：
报告第十一号：8月5日，“午后七时军舰‘镇远’号入港，盖为购买粮食自威海来者也。即派人探听威海之动静。
自威海至成山角之电线已告架设完成，山东布政使带兵六营驻防于该地云。本港附近地区新招募兵勇200余人赴旅顺，归提督宗庆节制”。
报告第十三号：8月13日，“传说孙金彪派兵二营驻扎于烟台、威海间要地；袁世凯率兵1500自天津出发，由陆路赴朝鲜云”。
报告第十五号：“目下碇泊于该港之兵船有‘镇远’、‘定远’等17艘，外尚有鱼雷艇4艘（昨日下午所见）”。
所有这些情报，宗方小太郎每次都及时地，详尽地用明语或暗语通报日本的特务机关。这些暗语是古里古怪、难以捉摸的，例如：“买卖不如意”，意为“舰队不出威海”；“草帽辫行市如何”？意为“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近日回沪”，意为“威海之舰队移至旅顺”，诸如此类。据此，计本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随时得以掌握中国陆海军的最新动向，从而为他们制定对付清军、尤其是北洋舰队的作战方针提供了有力而精确的依据。据说。李鸿章雇佣英国轮船“高陛”号载运数千清军出发去朝鲜仁川的情报，即系宗方所获，及时通报日方。日本海军随之派出舰队拦截英船“高陛”号和担任护航的中国军舰，“广乙”号，结果“广乙”
号被毁，“操江”号被掳，“高陛”号被击沉，船上数千官兵葬身鱼腹！
宗方小太郎不仅仅卖力地执行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还积极向日本政府特别是海军军令部出谋献策。例如，宗方小太郎在给日本海军军令部的第十一号报告中说：“以目下之形势而言，中国断无使自身之要地空虚而向朝鲜进攻之勇气。由此观之，虽有所谓以威海舰队之半数开向朝鲜之说，其实可能派至旅顺地方。今日之急务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也。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否则持重于朝鲜近海，以待彼之到来，其中虽必有深谋远虑在，然为鄙人所不能理解者也。依鄙人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负，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噫！今日之事，惟有突击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而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事态的发展，不幸竟被他言中了！日人岛田四郎在所撰《宗方小太郎》一书中说：“在军歌中唱到的‘不见烟也没有云’的黄海之战中，宗方为日本舰队打败中国舰队立下伟大的功勋。”宗方小太郎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难怪日本海军军令部对他的情报极为重视，规定凡是他提供的报告，必须尽快递呈，只有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长、次长等首脑人物才有权阅读。海军中将八角三郎说：“军令部颇为重视宗方的报告，对华重大方针几乎全以宗方报告为依据。”
对于这样一个罪大恶极而又活动猖獗的日本间谍，清朝官厅竟长时期未能缉获归案。直到1894年8月下旬，由于潜伏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被捕，以及宗方小太郎自己发出的第十二号和第十四号报告被上海官厅查获，宗方小大郎的间谍行径才被揭露。上海官厅立即以南洋大臣刘坤一的名义电告烟台地方官员，命其立即逮捕宗方小太郎。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绝密行动，清朝官吏竟视若儿戏，慢吞吞地修书一封，通知旅顺兵备道龚照屿，告诉他上海方面已经查获宗方的间谍报告，“实系刺探军情，饬即查籋”；又说“第思倭奸数十人潜伏内地，行踪诡秘，如旅顺等处难保无溷迹其间。我军两次运兵，皆有倭船截击，显有伏奸暗通消息。”
命令龚照屿严拿宗方，自己则把皮球踢了出去。就在清朝官厅优哉游哉，准备按部就班地逮捕宗方小太郎的时候，宗方突然接到了东京本部的密电，告诉他情况十分危急，命令他立刻离开烟台去上海。于是，宗方小太郎匆匆收拾行装，将后事托付给一个化名张四的人，于8月29日冒险登上怡和洋行的“连陛”号，一路上提心吊胆，祈祷老天保佑：“天若谅我区区微衷，必不擒我；倘若被捕，是天弃我也。”两天后，“连陛”号驶进吴淞口，宗方小太郎侥幸逃过中国官员的盘察，仓皇下船，躲进租界。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的日本间谍，竟然天助神佑般地逃脱了惩罚！1894年10月，宗方小太郎回到日本，明治天皇破格命其身穿中国服装觐见，以表彰他的功绩。次年1月，宗方被任命为日本联合舰队队附，随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一行，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此后他成为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高参，专事起草文件，出谋划策，又犯下了许多新的侵略罪行。
宗方小太郎真有什么“天助神佑”吗？这谁都不信。然而人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当时缉捕宗方小太郎的罗网已经拉开，他怎么会逃脱惩罚的呢？如果说这得力于东京特务机关的密电，那么，日本特务机关怎么恰巧在此刻电令宗方逃遁呢？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针对中国当局的行动而采取的对策？如果说这是出于精心策划，那么，是谁走漏了将要逮捕宗方的风声？是日本方面截获了电信，还是中国官员有人里通外国，出卖情报？如果说这是有人向日本方面告密，那么，他是谁？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他的下场怎么样？这一切，都还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