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篇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说最好的国君，由于他以自然无为处事，任人民顺应自然、自由生存而不强加制约，所以人民就只知有个国君存在而感不到君主之威。比最好的国君差一些的，虽不是自然无为治国，但是尚能以仁义治国，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亲近、赞誉与拥护；比这种国君再差的，制定刑法治国，人民畏惧刑法而惧怕于他；最差的国君，只图自己享乐、满足个人欲望、地位，不顾国民的死活，残害欺骗国民，使民不聊生，以致人民轻蔑他，甚至反抗、打倒他。
最好的国君，以自然无为治国，看起来似很悠闲的样子，他轻易不发号施令，让人民顺应自然，自由地生活。他默默地完成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的大业（无不为），却不言己功，使百姓皆认为这种自由自在的太平生活是自然而成的、自然应有的。
老子把这种理想的政治情境，与儒家主张实行的“德治”、法家主张实行的“法治”相对比，将其等而下之。实行“德治”，老百姓觉得统治者可以亲信，而且称赞他，这当然不错，但还是次于“无为而治”者。实行“法治”的统治者，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实行残暴扰民政策，这就是统治者诚信不足的表现，人民只是逃避他，畏惧他。老子强烈反对这种“法治”政策，而对于“德治”，老子认为这已经是多事的征兆了。最美好的政治，莫过于统治者“贵言”，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和政治相安无事，以至于人民根本不知道统治者是谁。当然，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存在，只是老子的“乌托邦”式幻想。
这一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做老板的或其他管理人员，也需要“抓大放小”，给你的下属以充分发展的空间。这是衡量一个老板、一个领导能力大小的一把尺子。
诸葛亮的悲剧就在于太相信自己，而总是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手下，自然也就没有将别人也可以做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没有充分“放权”。因为诸葛亮的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用才之道，首要的一条就是以诚相待，充分信赖。如果你怀疑他，那么就不要使用他；而使用他，就必须信任他。试问，你如果对他疑神疑鬼，他怎么能够放开手脚去工作呢？
用人不疑，保护和支持人才，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手段。如果一个人被信任，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便油然而生。尤其是上级对下级的充分信赖，就是对下级的最好奖赏，它将形成一股促使下级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因此，可以这样说，信任是一种催化剂，是一种助推器，它可以加速蕴藏在人体深处的自信力的爆发，而这种自信力一旦爆发，工作起来就可以达到忘我的程度。
领导者在使用人才时，特别需要以自己的真诚来对待人才，在真诚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信赖的感情。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领导者的语言表达必须真诚恳切，而不是虚华浮夸。对下级讲话一定要一是一，二是二，推心置腹，情真意切，决不可言不由衷，装腔作势，封官许愿。现代领导者一定要避免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其次，要求领导者在工作行为上诚实，并多同下级商量。凡能公开的一定要公开，商量研究工作时，要搞“群言堂”而决不能搞“一言堂”、“家长制”。
领导者对下属人才的引导必须充满情感，原苏联领导人列宁认为，没有对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人们常说的“通情达理”，强调的是先“通情”，然后才能“达理”。因此，不能忽视感情的因素，不能不在晓之以理、以理服人的同时，动之以情，以情感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人“心悦诚服”，激起下级的信赖和力量。
充分授权给你的下属。在“抓大放小”的前提下，你要把本来属于下属的工作或者适合下属的工作，以及完成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权威坚决地交给下属。这样不但可以将你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对你的下属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为了能把你真正地解放出来，你因此要学会把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甚至是决策性的工作，还有使下属有所收益的工作授权给他们，让他们去做。这首先建立在你充分信任你的某些下属的基础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其中的道理，你可能比谁都清楚。因此，在你授权的时候，别忘了把整个事情都托付给对方，同时交付足够的权力好让他做必要的决定。
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八百元。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店主说：“不。”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个数呢？”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这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人，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的人却因为过于完美主义，事必躬亲，什么人都不如自己，最后只能做最好的公关人员，销售代表，成不了优秀的领导人。
战国时期，魏丈侯准备出兵攻打中山国，故召集臣下旨选带兵之人。
当时有人推荐一位名叫乐羊的人，说他韬略过人、武艺非凡，可担任带兵大将。
但也有人说如今乐丰的儿子乐舒正在中山国任要职，让乐羊带兵去打中山，他会投鼠忌器，无法下手硬攻。
但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魏丈侯派人对乐羊进行了调查，得知他对儿子乐舒在中山侍奉昏君十分生气，曾拒绝儿子奉中山君之命发出的邀请，还劝儿子不要再留在中山任职，但乐舒也不肯，于是父子俩分道扬镳了。
魏文侯知道这些后终于下定决心重用乐羊，任命他为大将军，带兵攻打中山。
乐羊果然不负魏文侯之望，指挥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打到中山国都，指挥军队把中山国都围得水泄不通。
魏文侯十分高兴，立刻派使者前去嘉奖。
但哪里料到乐羊却只围不打，数月之久未曾攻城。这样一来，那批怀疑乐羊的人便有了把柄，不断向魏文侯上疏，说乐羊是顾惜儿子的性命，因而不肯攻城，应撤换乐羊，再派能将。
但魏丈侯独排众议，相信乐羊自有其安排。而乐羊也对全军士兵说：“我对中山国只围不打，是想让中山国的国民知道我们是仁义之师、信用之师，以争取民心，以免中山国都国民跟着中山国君死守，增加我们的攻城难度，并非为了保全我儿子的性命。”
大家明白了乐羊的用心，更加团结一致。不久时机成熟，乐羊发动全面攻城，一举大获全胜。
魏文侯用人不疑终子大胜。事实上，他胜的不只是军事上，更是人心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