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白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问。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天下的祸患，最难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实际上却隐藏着无法预测的忧患。
坐在那里看它发展，而不想办法来解救，恐怕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起来强行处理，那么，天下的人又会因为习惯于太平无事的安乐，而不相信我的看法，只有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能够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冒大难，以求成就伟大的功名。
这本来不是在短时期内勉强从事、苟且求取的人所能做到的。
天下太平，无缘无故地去引发大难的事端。我引发了它，我能够解决它，这样才能对天下的人有个说法。事到临头，却胆怯退缩而想逃避，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殃，必定会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景帝谋划，图谋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同时起兵，以诛杀晁错为借口，天子对此不能明察，杀了晁错向诸侯解释。
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而遭受祸殃，却不知道他本人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代做成大事业的人，不但有超越世人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夏禹治水，开凿龙门，疏导黄河，让水流到海里。在他的大功还没有建成时，也有洪水溃决奔腾横流的可怕危险。
只是因为能够事前预料到它的必然性，事到临头而不畏惧，而是从容想方设法来解决它，因此能够达到成功的地步。
以七国的强大，却突然削弱它们，他们发动叛乱难道还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种时候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天下承当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的命运，却拿出保全自己的计划，想让天子亲自带兵去打仗，自己反而在后方留守。
况且，引发七国之乱的人是谁呢？自己想要求得名声，又怎么能够躲避祸难呢！权衡亲自带兵的极大危险和留守后方的最大安全，自己是引发大难的祸首，却选择最安全的差使，把那最危险的事留给天子去做，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缘故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能逃脱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守后方，而让人君亲自带兵，按情理来说，天子本来就难于接受了，因而极不同意他的建议。
正因为如此，袁盎的话才能够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能亲身承当危难，日夜训练。面对东方叛军，严阵以待，这祸难不至于牵累自己的君王，那么，天子将会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能够找到机会离间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求得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至力于谋划保全自己的办法。
假使晁错亲自带兵讨伐吴、楚，未必不能成功。就因为他想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天子心中不快，所以奸臣才来钻空子。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办法，正是他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不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中庸思想教导人们为人处世不要以偏概全，不走极端。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只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而不能辨证的评价一个人。如果在社交处世中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无法正确地对待他人，更不用说尊重他人了。
如果从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角度来讲，社会就是指不同物质和个性的个体和谐共存，允许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发展个性。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相互协作、相互尊重和学习，也才有了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而缩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也需要将共性和个性分清，“学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而这个前提就是得从他人身上发现优点。
在唐、宋之间，有过著名的“五胡作乱”，几十年间都是胡人统治。五个朝代，都请一个叫冯道的人出来做官，而他对每一个君主都表现的极为忠心。对冯道这种行为，后人欧阳修骂他无耻，认为他替胡人做事，没有汉人的气节。但是，和欧阳修同时代的王安石、苏轼等人却认为冯道这个人很了不起，是“菩萨位中人”。冯道尽管在胡人的朝廷做官，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十分严谨，不贪财不好色。在他的谨慎和圆滑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的原则，这就是他值得后人肯定的优点，而不能一概地加以否认。
《左传》上记载：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当时齐襄公的弟弟。而齐襄公为政无道，为不受牵连，齐桓公在鲍叔牙的侍奉下逃到莒国；公子纠则由其老师召忽和管仲护卫，逃到鲁国。
后来，齐襄公被杀，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帮助下重返齐国，当上了齐国的国君，接着，伐兵鲁国。鲁国在齐军的压力下杀了公子纠，召忽见公子纠已死，也就自杀了。此时，管仲不但没有自杀，反而在鲍叔牙的举荐下，当上了齐桓公的重臣。
于是有人说管仲这个人不仁义。但孔子却说管仲这个人很了不起，因为他后来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没有使用武力，就使天下得到安宁，而且老百姓也得到了他的恩惠。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很可能都成了野蛮人了。
他为天下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不是一个只知道自己上吊，倒在水沟里默默无闻、白白死去的人所能比的。
管仲背弃旧主，为齐桓公做事，对旧主公子纠来说是不忠、不仁、不义，从个人处世角度看，是为了保全性命，可谓是圆滑至极。但是，他为天下人做出了贡献，为天下人尽了大忠、大仁、大义，从这个方面来说，管仲的做法又没有违反做人的原则。所以，孔子能够辨证的评价他，并没有局限在小的方面，而且还充分肯定了他的优点，这就是对人的尊重。
中庸思想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会变通，也就是在不违反原则性的前提下，能够做到灵活性，能够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从而在为人处世上，既不呆板也不失于圆滑。这样，在评价他人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偏激，也就不会因为别人有缺点就“一棒子打死”了。
孔子说：“君子以人治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真正的君子是根据不同人的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是自己不愿意、不喜欢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才是君子之道。不要被表现蒙骗，而要能看到其本质，也就不会对他人的评价失之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