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执持盈满，不如适时停止；显露锋芒，锐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无法守藏；富贵而骄，自取祸患。功业完成，含藏收敛，是合于自然的道理。
本章论述的重点是“盈”和“功遂身退”。老子劝人功成而不居，急流勇退，结果可以保全天年。然而有些人则贪心不足，居功自傲，忘乎所以，结果身败名裂。贪慕权位利禄的人，往往得寸进尺；恃才傲物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耀人眼目，这些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否则，富贵而骄，便会招来祸患。就普通人而言，建立功名是相当困难的，但功成名就之后如何去对待它，那就更不容易了。
“功成名就”固然是好事，但其中却也含有引发祸端的因素。老子已经悟出辩证法的道理，正确指出了进退、荣辱、正反等互相转化的关系，否则便会招致灾祸。因而他奉劝人们急需趁早罢手，见好即收。在事情做好之后，不要贪婪权位名利，不要居位其间，而要收敛意欲，含藏动力。
急流勇退是一种睿智的生活态度，君子所重不在结果的功成名就，而在过程中的尽力而为。凡事发展到顶峰，随后而来的就是衰退和败落，聪明的人不会贪图虚荣放不下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否则只能羁绊住自己。
“智慧应用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种，不听范蠡的劝告，迷恋相位，遭致杀身之祸。灭吴之后，越王勾践进入吴国，在吴王的文台上举行盛大的酒宴，以庆贺胜利。文种上前献祝辞称颂说：“皇天佑助，我王受福。良臣共谋，我王之德。先君显灵，辅君成事。君不忘臣，臣尽其能。功配上天，德不可掩。举酒祝君，万福无疆！”越王听了这一番领辞，却默然无言。文种再上祝辞说：“我王仁贤，怀道抱德，灭仇破吴，不忘返国。赏无所吝，群邪杜塞。”越王仍然面无喜色。
这时范蠡已看出勾践这个人，只可共患难，而不可共成功。他不惜群臣之死，以成就自己的功业，却不愿封赏功臣，他面有忧色而不乐。这时范蠡就已暗下决心，要离越而去。因此等到勾践从吴返越，又北上争霸中原，意得志满，凯旋而归之后，范蠡便劝文种说：“现在已是离开越王的时候了，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文种却不以为然。范蠡又写信给文种说：“我听说天有四时，春生而冬伐；人有盛衰，泰极而否来。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大概只有贤人才能做到吧。蠡虽才能低下，还能明白进退之道。飞鸟已尽，良弓当藏；狡兔已死，良犬当烹。越王的为人，脖子长而嘴如鸟喙，目如鹰视，行步如狼，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处荣乐；可与历危，不可与处安。您如不忍离去，必为所害！”但文种始终不信越王会加害于己，到底没有离去。
勾践大业成就之后，果然对他的功臣们态度逐渐冷淡起来，并且愈来愈疏远他们。文种因此而心中郁闷不乐，整日忧心忡忡，并且多日辞病不上朝。于是有人向越王诬告文种说：“文种自以为是他才使君王得有今天，但他却官不见加，地不见封，因此他心怀怨恨，愤疾于内，而色形于外，故而不来朝见君王。”勾践听了这一番话，便开始对文种产生恶感。有一天，文种对越王说：“臣多年来之所以早朝而晚归，苦身焦思，就是为了助王灭吴。现在吴国已灭，大仇已报，君王也就不再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勾践听出了文种话中的意谓，心中不快，默然不语。
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的一天，越王召文种问道：“我听说，知人易，自知难。难道有谁能知道相国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吗？”文种回答说：“君王提出这样的问题，令人感到太可悲了。君王知臣之勇，不知臣之仁；知臣之忠，不知臣之信。臣多次劝谏大王损声色，减淫乐，对王尽心竭忠，言无所讳，因此多次触犯了大王。不能顺从大王之意而言，必然难免获罪。臣不敢畏死而不言，但愿言而后死。从前子胥被吴王所杀，临死前曾说：‘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破，谋臣亡。’范蠡临行前，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从大王之问，臣可见大王之志了。”勾践默然不应。文种回到家里，对他的妻子说：“我已看出，君王有杀害忠良之意。我的性命难保，只不过在须臾之间了。”
果然不久，勾践又召文种，对他说：“你有谋略兵法，克敌制胜的九术之策，今用其三，即已灭吴。还有六术在你那里，望你能用其余的六术辅我前王于地下，以谋灭吴之前人。”于是文种仰天叹道：“可悲呀！我悔不从范蠡之谋，而终为越王所杀！”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文种得剑，又叹道：“本为南阳之宰（这是说自己本是楚国宛令，宛即南阳），而今为越王所擒！”又自笑道，“后世百代，忠臣必以我为鉴！”说罢，便伏剑而死。文种死后，勾践把他葬在国都郊外的西山上。
可怜一代相才文种，死得如此悲惨。“智慧应用二”
张良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在他少年时代，秦灭韩，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终于“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趁秦始皇游天下时，在博浪沙进行狙击。秦始皇出巡，有专车36乘，张良与刺客实在无法判断出秦始皇在哪一辆车上，于是“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而大怒，在天下搜索刺客，张良只好更名换姓，逃亡于下邳。这一来他从贵公子变成了逃犯，不得不改变过去的贵公子作风，注意尊重他人。
恰好在下邳圮上遇到黄石老父，以屈身为黄石老父穿履，得到黄石老父的信任，授以《太公兵法》，并告诉他：“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张良有了做帝王师的才干，需要的是一个能依照他的意见行动的帝王，这个人就是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乘机起兵的刘邦。
刘邦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帝王样子，相反倒是一个无赖。他自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长的任务是“捕盗”，手下可以管5个兵，而且在捕捉犯人时多少也有一点小权力，于是刘邦可以借机交点朋友，如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其中萧何是沛主吏掾，曹参是沛狱掾，与刘邦打交道最多，“高祖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为此，刘邦最信任的是以萧何、曹参为首的丰沛老乡。这些丰沛老乡组成的队伍，本来不一定能成大事，偏偏在下邳遇上了张良。
刘邦一见张良，便认定这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拜张良做厩将，对张良的建议也言听计从。而张良“为他人言，皆不省”，从而认定刘邦是一个值得辅佐的人，于是不断给刘邦出主意，包括破武关取咸阳，屯军霸上，鸿门宴全身而遁，制止郦食其分封六国主张，说服刘邦封韩信为齐王等关键性谋略，终于把一个“好酒及色”的无赖，变成了代秦而立的皇帝。张良对这样一个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不大看得起，何况刘邦做了皇帝后又拼命封赏他的丰沛同乡。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王五年的时候，已经诛杀了项羽，平定了天下，于是讨论功劳，进行封赏。众多的大臣互相争功。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还没有一个决定。高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所以封赏的食邑最多（食邑就是受封邑的租税）。功臣们都说：“我们身上穿着坚固的盔甲，手中拿着锐利的兵器，作战多的人参加了一百多次战役，作战少的人也有数十回合的战役，攻取城池，占领土地，有的功劳大，有的功劳小，各有一定的等级。现在萧何没有汗马功劳，仅仅靠着舞文弄墨，议论政事，不曾实地参加作战，分封功劳的时候，反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什么道理呢？”高帝说：“各位都知道打猎的事情吧！”功臣们说：“知道。”高帝说：“各位知道猎狗吗？”功臣们说：“知道。”
高帝说，追赶捕杀野兽兔子的是狗，然而发现遗迹并且推出野兽所在地方的是人，现在诸位功臣，只能获得走兽罢了，就像打猎的时候猎狗所获功劳一样。至于萧何这样的人，他能够发现遗迹并且指出野兽所在的地方，他的功劳就像打猎的时候人所建立的功劳一样。况且各位仅仅以本身跟随我作战，最多也不过两三人。但是萧何全宗族几十人都跟随我作战，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这个时候，群臣们没有人敢说话了。
张良见刘邦只认萧何等丰沛同乡的“人”，将其他功臣皆视为“狗”，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见到刘邦将非丰沛同乡的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分别诛杀，更想到跟刘邦供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当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张良立刻说：“始臣在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刘邦想，留离长安较近，让张良住在留比让他去齐更容易监视一些，于是封张良于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