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客观的，是由作品自身决定的内在属性，而非欣赏者对作品的心理体验和评价。认为把艺术作品的价值归结为欣赏者的审美愉快，是一种主观性的错误理论。
在肯定艺术价值客观性的基础上，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是由艺术作品的一般结构决定的，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两种基本质素（审美质素和艺术质素）。审美质素是作品能直接引起美感的性质，如“漂亮”、“庸俗”等；艺术质素是不直接引起美感却构成审美质素基础的形式方面的性质，如语言之“复杂”、“清澈”等。艺术质素和审美质素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不同的审美价值，而价值质素从效用角度可分为肯定的、否定的和中性的三种。茵加登为了编排自己的审美质素系统表而收集了二百多个质素词项，这更表明他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试图在作品结构之客观性的基础上保存并证明自己的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茵加登的文论重心是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但他所运用的带有系统论性质的层级结构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语义学和分析哲学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对参与艺术作品创造的能动作用的重视，影响了后来的解释美学和接受美学。
二、伊瑟尔的文本阅读理论
“现象学另一种面向读者的说法叫‘感受的美学’（aestheticsofreception）”262。这是卡勒的观点，其实他的“感受的美学”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在康士坦茨学派的主要人物伊瑟尔和姚斯手中分路行动，各有收获。
但是从方法论角度看，姚斯关注的是文学的接受史，重历史学方法研究的；而伊瑟尔则关注的是读者对文本这种“召唤结构”的“反应”这种文本分析方面。并且“伊瑟尔的理论资源来自于罗曼·茵加登”263，因此我们紧随茵加登之后介绍的是伊瑟尔。
伊瑟尔是从研究“新批评”和叙事理论走向接受理论的，其理论兴趣主要集中在具体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方面，注重对文本接受过程中读者反应的微观考察。伊瑟尔的主要文学理论和美学着作是《文本的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阅读活动的现象学研究》和《阅读行为》等，其中《文本的召唤结构》最为重要。
（一）重新定义“文学作品”
伊瑟尔接受了茵加登关于文学作品只有在被读者具体化后才可成为审美对象的观点。伊瑟尔认为，文学研究应该重视文本、读者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他改造了文本的内涵，批判了形式主义文本中心论的同时，提出“文学作品”概念，认为文学作品有“两极”（艺术极与审美极），“艺术极指的是作家创作的文本，审美极指的是读者对前者的实现”。即文学作品不单属于其中一极，而是“以虚在为特征”，而且“正是它的这种虚在性使得文本具备了能动性。”264很显然，伊瑟尔强调的是唯有将文本与读者结合才可以产生文学作品，即“读者-文本”交流过程的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文学文本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才现实地转化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的潜在意义也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的。这里的“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现象学文本的意向性特征。
（二）文学文本的结构
伊瑟尔从茵加登关于文本中存在“待定点”的观点出发，认为这种不可避免的“待定点”是由于文学作品的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表现性语言，它们是沟通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桥梁，正是这些“待定点”形成了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即文本的“召唤结构”（appealstructure）。该结构中的大量“待定点”（不确定点、缝隙）需要读者去填充（即茵加登的“具体化”），对此，伊瑟尔说它们是“需要被连结（connection）”的“空白”的“未言部分”，正是它们需要依靠读者“以揣度去填补的地方”，把读者“牵涉到事件中，以提供未言部分的意义”265。文本的空白和未确定点产生了一种“动力性”，它吸引着读者参与到文本所叙述的事件中，并为读者提供理解和解释的自由空间。
同时，文本的空白与文本的规定性形成一种协调机制，前者吸引并激发读者的想像，后者又吸引和规约着想像力的发挥，因此，阅读成为一种被引导着的“再创造”。阅读活动对文本和读者都提出了要求，从创作的角度看，作者要给读者留下想像的空间和余地，尤其在提供充分的理解信息的情况下，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点的多少，决定了文本召唤结构动力的大小，读者阅读文本更重要的是看它没有说什么，让沉默处说话。
（三）“隐含的读者”
“隐含的读者”（impliedreader）是文本中设定的可能读者，既不是现实的读者，甚至也不是指理想的读者，而是一种与文本结构的暗示方向相吻合的读者。他意味着一种允许读者用不同方式实现各种不同解释的可能性。每一次阅读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隐含的读者”角色的一次实现，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就是在“暗含的读者”引导下积极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隐含的读者”这一概念根本上是想强调文本对读者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并不是对读者“再创造”活动的取消。
实际上，伊瑟尔一方面重视“文本-读者”这一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看重对那些读者习以为常的想当然观念的颠覆。后者这种丢弃读者“成见”的要求，即让读者把自我的存在和历史“悬置”在括号里，伊瑟尔甚至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对此进行强调，阅读活动的参与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学习调整自我、改正缺点、校正思想的过程，或者说是重新思考、框定自己的过程。他说：“作品的意味（significance）”，“并不是存在于那些被密封在文本的意思（meaning）之中，但实际上，文本的这些意思却能使那些先前被封闭在我们自身内部的东西显现出来”266。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除了茵加登现象学和形式主义理论，伊瑟尔接受理论还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等多种思潮暗合。而且受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影响，它确信陌生事物能丰富认识，形成“视野融合”；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认为阅读应开放，随时质疑以备更新思想。但“伊瑟尔的方法指向的是读者的反应，而茵加登在这方面却不是如此”，并且伊瑟尔的接受理论与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的区别是前者“关心的是文本能对读者做什么，而不是读者能对文本做什么”267。
（第四节）从伽达默尔“理解的历史性”到姚斯“接受文学史”
相比于很少谈及读者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方面而专注于读者具体的阅读活动的伊瑟尔，姚斯以伽达默尔的方式，使文学作品处于它的历史“视阈”之内，处于它所由产生的那种文化意义的背景之中，探讨了文学作品这个历史“视阈”与它的读者不断变化的历史“视阈”之间的关系。
一、系统的现代解释学创立者——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
（一）启示来自于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
1、解释学的缘起。解释学（Hermeneutik，Hermeneutics）是一种探究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其缘起是由理解《圣经》而来的阅读和解释文本的方法。到了18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由具体到一般，建立了方法论解释学，传统的经文释义学和文献考证学则进而发展成为它的具体运用。它强调对文本的理解要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心理个性联系起来，要求解释者通过移情进入作者以及作者历史时代的视域之中，努力达到理解作者原义的目的。
后来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进一步把解释学融入到生命哲学中，认为一切文化产品都是主体生命的“表达”（Ausdruck），解释学的任务就是从历史、文献、作品本身出发，复原它们所表征的原初体验和所象征的生活世界，使解释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体验”（Erlebnis）和“理解”（Verstehen）。
2、海德格尔的“理解”。解释学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现代转向是由海德格尔引发的。以海德格尔之见，理解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它强调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的重要性，认为理解、解释在本质上必须通过“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见到”（Vorsicht）、“先行掌握”（Vorgriff）来实现。他说：“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268海德格尔的“先行具有”是指人们必须存在于一个已经存在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先行见到”是指我们思考问题时所具有的语言、概念以及语言的方式；“先行掌握”是指我们在解释之前就已经具有的观念、前提和假定等等。他认为，文本所呈现的意义，不仅来自于文本自身，还来自解释者在理解之前对意义的预期。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也是对意义的再创造。
3、海德格尔之思考“诗语”以直面事物本身的思想。清除流俗之见，从事情本身出发来组建理解之先行结构，这是海德格尔用来保证人突破“解释的循环”以获得新知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认为，人如何从时间与历史中跳出来，只有借助于语言。但语言有双重性：非诗性语言仿佛来自过去，在封闭着的时间的连续性中使流俗之见阻碍了我们靠近事物之初始真实；诗性语言仿佛来自未来，打破时间的连续性而在另一空间向度上，使我们直接面对事物本身以领悟语言启示的原初意义。
4、海德格尔给伽达默尔的两大启示：理解的本体论性质和理解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所建立的系统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乃是对这两大原则的系统发挥与阐释。
（二）理解的历史性
1、理解的历史性。意义的理解问题是当代解释学的核心内容。伽达默尔解释学并不研究解释的具体方法，而是探寻解释和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他认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客观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决定了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的理解必然具有历史性和有限性，理解者必定是站在自身和他所处的时代及环境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一切的。这些理解的历史性包含着三要素：一是理解之前就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二是理解对象的构成过程是历史的；三是理解主体的实践所形成的价值观。所以，从文本到理解者都内在地镶嵌于历史之中。真正的理解是要承认并正确处理这一无法摆脱的历史性，因为“人的成见远比他的判断更是他的存在的历史现实。”
2、成见分两种。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活动就是理解者将自己并入传统的过程。既然一方面传统保留在文本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又始终处于传统之中且传统也是我们之一部分，那么，传统与成见形成了当下理解的视野和出发点。但是成见分“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前者是正面的“生产性偏见”；后者是“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成见”，乃后天的错误认识所致，当在理解和交流中区分以消除之。
3、如何在理解中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成见呢？伽达默尔认为，具体方法是在不断的“视域融合”所形成的“解释的循环”中无休止地让两种视域（文本的“视域”和理解者的“视域”（即“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270））进行融合。“视域”（Horizont）标志着人从他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出发所能达到的理解范围。“视域”是不断形成、发展、扩大的。上述两种“视域”（理解者的和文本的）在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并不是抛弃自己的“视域”以完全进入对方的“视域”，而是彼此不断交流、碰撞，随着理解的深入，理解者不断丰富和扩大自己。而理解就是这两种“视域”融合的过程，是认知心理学的“同化”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fusionofhorizons）。每一次“视域融合”都会形成新的“视域”，一种既包含着理解者的视域又包含着文本的视域同时又超越了这二者的视域所形成的全新的视域，同时形成新的成见，而新的“视域”又构成下一次理解起点，如此循环不止。所以，读者的不同理解的总和接近和构成了艺术文本的全部意蕴。
4、判断理解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什么？伽达默尔认为，判断的唯一标准是“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effective-history）。所谓“效果历史”就是指一种理解在它自身的那个时代所起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以及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对后人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艺术文本一旦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并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艺术文本的意义是在理解中生成与存在的，理解要通过“解释循环”与文本展开历史性对话。换句话说，艺术文本和人们对艺术文本的理解都是包含着效果历史的，对艺术文本的考察，不能不考虑不同时代的读者及其所作的不同理解。
伽达默尔“效果历史”原则及其对读者地位的强调，直接开启了接受美学的接受文学史观念。尤其是他将历史看作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间的对话，为后来的文学理论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方法论。
二、姚斯：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解释学倾向于集中在过去的作品上面：它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主要产生于对过去作品的看法”，其最新发展“被认为是‘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接受理论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姚斯关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就是建立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成见”、“效果历史”、“视域融合”等命题之上的，他在作为接受理论奠基之作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传统文学史是“伪历史”。姚斯认为，传统的文学史关注的仅仅是作家作品的历史，而文学作品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创作的，其功能和作用也只有在接受活动中才能实现。这里的读者包括普通的读者、文学批评家、面对过去文学传统进行创作的作家、文学史家等首先也都必须是读者。显然，没有被读者接受的文学作品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的进程。他认为：“谁要是把文学事实的序列看成文学的历史，谁便把艺术作品中的文学事件同历史中的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了”，因为：1、文学事件不具有不可改变的后果性；而处于一定历史因果关系中的历史事件则不是；2、文学事件不会自动延续，只有在阅读和再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接受活动构成其历史的连续性。也即文学的历史发展是由各个时代的作家和接受者共同创造的，它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文学史的写作任务，就是描述这种“建筑在接受美学基础上的”对话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