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一位敢于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成绩卓著的公安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干公安不就是秉公执法吗？你瞅瞅，又是通报表彰，又是记功，最后把我抬举成全国公安英模。这事儿弄得这么玄乎，那——就像靠自己工资过日子的人被称作廉洁，下火车不拿别人的旅行包被称作美德一样，这事情，这标准，该怎么说呢！”这段话，教人如食橄榄，越嚼越有滋味。教人对“先进”“后进”等问题，不由得不反思一番。
我们评先进有什么较一致而科学的标准吗？似乎有而又没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时代在向前发展，而先进的标准却越来越低。甚至有些连一般公职人员应尽的职责都没有尽到的人，却纷纷被“评”为先进、劳模、突击手之类。还有一些先进，全靠有关部门和某些领导人的好恶和意图来取舍。
还有，没有先进凑先进，领导指定当先进，轮流坐庄作先进，等等，等等。
对于这样评选先进和廉价的先进，有人反感，有人无所谓，也有人垂涎。但不管心态各异也好，情况千差万别也好，由此产生的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我们的先进标准在一降再降，我们的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在大大滑坡。试想，如果一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分内工作的人就是先进、劳模，那我们十亿多人民又是什么素质和心理状态？我们的“中进”和“后进”又会多么可怕？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即只有少数人有社会责任感，请设想，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该向何处“进”，又能向何处“进”？！
我不禁冷汗淋漓。
（载1989年5月1日《银川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