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东汉末年，袁绍曹操联合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长沙太守孙坚作为先锋，一路攻城拔寨，却受制于负责粮草供应的袁术。袁术嫉妒孙坚建功立业，暗中掣肘。孙坚无功而返后向盟主袁绍投诉。袁绍却因为袁术是自己的兄弟而多加呵护。这一联盟虽然有着共同的目标，但最终却同床异梦而归于涣散。
这样的联盟只能说是一个“裙带组织”，奉行的是个体“利益最大化思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裙带关系”。
既然如此，是不是我们就该抛弃联盟这种方式呢？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跨国界、跨地域、跨行业的复杂难题，诸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流行疾病、恐怖袭击等，仅仅靠单方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应对，联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1992年，当美国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飓风之一——安德鲁飓风以每小时265公里的速度横扫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沿岸时，人们几乎束手无策。飓风毁坏了12.6万座房屋，导致25万人无家可归，摧毁所经地区80%的农场，造成了40人死亡。飓风还造成了260亿美元的损失。有11家保险公司因无力理赔而宣告破产。
批评的矛头直指联邦政府的种种不力。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应对确实没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客观地说，又有哪一个机构能够独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灾难呢？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联盟，而是该立足于如何消除联盟因“裙带思维”而带来的种种弊端。
办法就是化“裙”为“群”！
联盟必须进化为“群”，用“群”带起各相关利益方，形成“群带组织”及“群带关系”，并用“群带思维”取代“裙带思维”，才有可能取得预期中的成功。
所谓“群”，并不是指人数众多的大组织，而是指由各种组织联合而成的群体，其领导及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机构和行业，涵盖政府组织、商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他们为了完成某种无法独力完成的任务而组合在一起。
群带和裙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裙带组织奉行的是“利益最大化思维”，而群带组织奉行的是“利益优化思维”；裙带关系谋求的是个人私利、小团体的利益，而群带关系则谋求共同目标下的群体利益。
群的成员不一定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必须共同面对困难，一起分享可用资源。为了成功地创建群，必须摒弃自身利益（效益）最大化的惯性思维，转而学会“优化思维”。
“群理念”倡导者之一的惠普公司高校关系总监芭芭拉·沃说：“群这种途径利用了自身利益的积极作用。它不要求各组织的领导者放弃自己对财富、权力或地位的追求，也不要求各组织放弃自己的目标。当个人和组织发现，面前的困难是他们无法只依靠自身力量就能解决的时候。他们便会转向群。”
群的成员必须认知到其他价值体系也有其正确性，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遵循这种价值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的最终胜利，是联盟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其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同盟各国中，美英法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却没有因此而对更大的共同利益产生矛盾及危害。否则，当代的历史就有可能全盘改写。
在组建“群”时，必须慎重地吸收各种形式的组织参与其中，包括公共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等。
2004和2005年的飓风高发季节里，佛罗里达又连续遭受了一系列高强度飓风和热带风暴的袭击，但已经吸取教训的州政府与商业街及民间组织迅速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群带组织”，高效率地协同作战，共渡难关。安德鲁飓风曾带来的批评与质问也因为“群带组织”的良性运作而被消弭于无形。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组建“群带组织”时，甚至也不能简单地把对手拒之门外。在根据“共同的核心利益”筛选合作者时，不要排除那些似乎与你的当前利益相对立的人。
比如，在200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禽流感研讨会上，各大公司和各国政府纷纷要求立即捕杀已经感染病毒的野生禽鸟。但在该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国际鸟类保护组织——国际鸟类联盟却没有被邀请与会。显然，这是考虑到鸟类保护组织的反对立场。但是研究表明，捕杀会将幸存的鸟驱赶到别处，导致病毒更快地传播，而且会使健康的鸟变得紧张而更容易感染病毒。如果邀请国际鸟类联盟与会，并听听他们的中肯之言，对于最终的正确决策其实不无裨益。
在“群带组织”的运作中，“永恒协商”法则是非常重要的。群的成员之间必须保持持续的互动和沟通。因为在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其目标一定是变化的。有了永恒协商的态度，就可以不断调整任务与责任，就可以有效规避“群成员自己铺就的坎坷道路上的难关”（即内耗），实现各阵营的均衡。
未来的我们，还将面临更多的、更大的难题，形势殊难意料，但只要明白“群带关系”的奥秘，并善加运用，我们的胜算显然就会更大一些。
“包”打天下的力量
文明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个人知识的局限，但方法并不是通过掌握更多的知识，而是通过利用那些已经存在并广泛分布在大众当中的知识。“众包”可以将这些分散的知识萃取出来，并聚合成无坚不摧的强悍合力。
毫无疑问，“众包”是继“长尾理论”出现后的一个非常炫目的商业新概念。但事实上，正如《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那样，“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众包”这种做法并不新鲜。
早在1774年，英国就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悬赏2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200万美元），寻找一种能够精确定位航船经度的方法。当时顶尖的科学泰斗，包括牛顿在内，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后来，一个名叫约翰·哈里森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木匠发明了经度仪。这种做法，就是不折不扣的“众包”策略。
而金庸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武侠小说《侠客行》中甚至也出现了极为契合“众包”内涵的做法。侠客岛的龙木二位岛主为了破解“侠客行”武林秘籍的终极奥秘，广邀天下武林中的杰出之士上岛共同参详。最终，身为文盲的石破天一举破解了这个秘密。详参《如何成为带头大哥》（陈禹安著，凤凰出版社，2009年10月）一书。
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就是当你把自己的难题（很大程度上是组织的最高机密）公之于众后，最终解决难题的人往往是最意想不到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把《联线》杂志资深编辑杰夫·豪提炼出的这个新词汇——“众包”，简单地视为新瓶装旧酒而不予重视。因为，在这个互联网以其巨大的能量最大限度地摧毁了地理疆域、社会层级以及专业分工限制的时代里，“众包”确实能发挥不可估量且深具魅力的作用！
所谓“众包”，其实是“外包”的极大化和免费化。也就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和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
这种做法在当前似乎具有不容置疑的现实可行性。
目前，全球上网的人群总数已经超过了10亿，这些人每天大概有2亿到6亿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就总量而言，这是一种亟待开发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如果能将其中的志同道合者通过网络社区（虚拟社区）的形式组织起来，充分发挥群体智慧相互激发、相互融合的作用，那将是何等惊人的一种力量啊！
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说过，社会的每个成员只能拥有全部知识的一小部分，因此，对于社会上其余的大部分工作，人们都无从得知……文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都能从不知道的知识中受益。文明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个人知识的局限，方法则并不是通过掌握更多的知识，而是通过利用那些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广泛分布在大众当中的知识。
而“众包”则是将这些分散的知识萃取出来，并聚合成无坚不摧的强悍合力的最佳策略。
“众包”可以解决两大类问题。
第一类是成本限制的问题。
这类问题本身并不难，但却因为巨大的成本投入让人望而生畏，组织只能根据自身资源有选择地加以部分解决。
比如，在互联网兴起之前，观察鸟类只能是个别热衷于此道的专家做的事。因为这件事涉及的范围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组织拥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观察。但是，当爱鸟网站eBird在2002年诞生后，到2003年5月，该网站就收到了遍布全球的爱好者超过10万份的观察报告。到了2008年5月，该网站已经收到了超过115万份观察报告。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业余爱好者的专业水平一点也不比所谓的专家差。鸟类研究科学家曾经认为一种叫做褐噪鸫的鸟已经绝迹，后来科学家们在墨西哥的科美滋岛考察时发现了这种鸟，就满怀喜悦、大张旗鼓地公布了这一讯息。但其实，业余爱好者们早已经在几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并未绝迹的鸟，并将此发现刊发在了非专业杂志上。
第二类是能力缺陷的问题。
任何组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必然有其能力盲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无论多聪明的人正在为你工作，但最聪明的人往往是在为别人工作。但是，“众包”则提供了一种廉价的可能，让不属于本组织的聪明人为你工作。
比如，梅尔卡雷克是一个性格温和但行为古怪的电气工程师。他的实验室只有录音棚的两倍大，但是他却解决了高露洁公司内部研发人员无法解决的问题。
高露洁想在不逸散到周围空气的情况下将氟化物粉末注射到牙膏内。公司内部的科学家们对此一筹莫展。但梅尔克雷克通过网络得知这个难题后，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想出了解决之道：只要在和牙膏管接触时，给粉末带上一个电荷，带有正电荷的氟分子就会被牙膏管吸引，从而避免逸散。关键在于，这是一种物理的解决办法，而高露洁的科学家则一直沉迷于用化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对于高露洁公司来说，梅尔克雷克就是最意想不到的“哈里森”或“石破天”。而这样的人正隐身在芸芸众生中，等待着你把他发掘出来。
历史学家在评述日本战国三雄的时候有过一段精妙的论述：“如果把日本统一看做是一块饼，那么织田信长就是种麦子的人；丰臣秀吉是将麦子做成饼的人；而德川家康则是最终享用这块饼的人。”
如果我们用这段论述来比拟今天网络世界的商业发展，那么，发现了“长尾现象”并提炼出“长尾理论”的克里斯·安德森就相当于种麦子的织田信长；而紧随其后提出“众包”理论的杰夫·豪就是将麦子做成饼的丰臣秀吉。那么，谁又是坐享其成的“德川家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