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当然是伟大的，他的《通论》在经济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及作用。但他显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当然也会犯错。而把他当成经济上帝而顶礼膜拜的政府决策者们当然也会随之犯错。
亨特·刘易斯在赫兹利特的基础上，再次就凯恩斯的一些重大错误进行了批判。
比如，凯恩斯是以强烈反对通货膨胀政策而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但是，他对于贷款利率偏高导致社会贫穷的判断以及用制造新的货币来解决利率偏高的方法却会带来无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当新发行的货币进入银行体系后，一开始确实能降低利率。但是，货币多了，商品的总量不变，那么商品的单价势必上涨，这就会造成凯恩斯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通货膨胀。所以，经济学家梅尔基奥·帕尔义评论道：“脱去其科学性的外衣，凯恩斯开出的药方就是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之后，商品的价格上升。贷款人将会发现，等到贷款到期后，回到自己手中的钱能够购买的东西却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这样，他们要么减少或不再放贷，要么只能提高贷款的价格（也就是利率）。这样，绕了一圈之后，本意要降低利率的措施（增加货币投放）反而导致了利率的上升。瑞典经济学家纳特·维克赛尔最早洞察到了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循环。至今为止，包括凯恩斯本人在内，都无法反驳维克赛尔的这个洞见。
凯恩斯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鼓励更多地消费，更少地储蓄。但他本人就在这一点上言行不一。凯恩斯曾经因为彻底的投资失败而陷入债务之中。后来，当他再度积累起资本后，凯恩斯不再将其消费掉或用于投资，而是小心翼翼地加以管理。当他变得很富有后，他还是依靠薪水过活，并竭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而他本人并没有子嗣，似乎没有理由留下一大笔遗产。他没有身体力行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更多地消费，更少地储蓄”。
而事实上，凯恩斯上帝的药方在他本人也没有料到的领域里泛滥成灾了。这就是遍存于世的过度的透支消费。
以美国为例，2005年半数35岁以下的美国人的信用卡欠款平均为3741美元，而这还不包括教育、汽车、房屋以及其他债务。2008年，美国人平均每个驾驶者拥有1.1辆汽车，而2008年的平均储蓄率为零。
看起来，这该是凯恩斯最忠实的信徒了。但其实，凯恩斯主张政府多印刷货币，并投入经济体系中，是希望将这些货币用之于商业投资或公共工程的。但美国人如此超前的消费方式也许连凯恩斯本人见了都要瞠目结舌。
所以，亨利·赫兹利特讽刺道：“凯恩斯主义的世界多么美好！你支出越多，财富就越多；你吃得越多，蛋糕就越大。”但最终，到了算总账的时候，美好的泡沫终究还是会破灭的。
事实上，凯恩斯虽然有错，但并非所有的错都得由他负责。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也是被人利用了。很多人打着凯恩斯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兜售的是对其私利有益的观点。真可谓是“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这也让对凯恩斯的批判性认知更为困难。
但是，有良知有学识的经济学家绝非凤毛麟角。即便是凯恩斯狂热的追随者保罗·萨缪尔森（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最后也不得不秉公写道：“（《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烂的书，结构凌乱……任何外行人都是被作者原先的名声诱骗，而花了5先令购买该书……这是一本令人费解的书，这样，除非潜在的反凯恩斯主义者愿意花很多时间并甘愿冒被诱惑的风险，否则他们就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信任这部……天才之作。”
这样的态度就对了，但要摆脱对凯恩斯的崇拜绝非易事。
凯恩斯本人在另外一本著作中曾经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经“欺骗”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后来，劳合·乔治想改变原来的一些决定，就转而劝说威尔逊回到原来的想法。但是，他发现“要祛除这个长老会信徒受到的欺骗比当初欺骗他还要困难”。
也许，我们在面对经济学巨子凯恩斯的时候，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继续信任他，还是怀疑他？我们有必要让自己清醒一点，既不盲目服从，也不盲目反对。我们说别再把凯恩斯奉为上帝，并不是要否定他所有的智慧及成就，而是要“辨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才是普天下人的福祉所在。
一杯“咖啡”平天下
群体缺的不是智慧，而是让智慧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群体没有必要为了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而受制于那些看起来天赋异禀的人。即使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才智，依靠群体来做决策也是明智的选择。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的是群体智慧远远胜过个体智慧，哪怕构成群体的个体都是平庸之辈。一群“乌合之众”的智慧累加起来真得能做到这一点吗？
很多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H.L.麦肯在1926年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低估群体智慧而蒙受损失。”
但事实并非如此。
1907年，英国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偶然来到普利茅斯镇。当时，镇上正在举行一项竞猜活动。人们挑选出了一头肥壮的公牛，然后由大家对公牛的体重进行竞猜下注。每个人花6便士就可以买到一张有编号的彩票，只要在上面填上姓名、地址和估计的体重，就可以参加竞猜。竞猜结果最接近公牛真实体重的人将赢得奖金。
高尔顿一时兴起，在竞猜结束后，买下了所有的800张彩票，并剔除了字迹模糊的13张。他将所有竞猜者的结果累加在一起，然后除以参加竞猜的人数，得出了一个平均值。
参与竞猜的除了少部分精擅估重者（如屠夫等），绝大多数都不是行家里手，很多人都是凭感觉而估重的，其中不乏错得很离谱的人。高尔顿就像我们此刻所认为的那样，平均值一定会严重偏离公牛的真实体重。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平均值为1197磅，而公牛的真实体重为1198磅。两者之间竟然仅仅相差了1磅，误差率只有0.08%！
三个臭皮匠，真的胜过了诸葛亮！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只要群体的数量足够大，那些在两个方向上偏离真实质量的估计值自动就对消抵充了。
激进与保守、乐观与悲观就在这对消抵充中逼近了真理。
也就是说，群体没有必要为了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而受制于那些看起来天赋异禀的人。即使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才智，依靠集体做出的决策也是明智的选择。
但要发挥集体智慧却并不那么容易。
因《第五项修炼》一书而名扬天下的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曾经一直对集体创造力的两面性深为不解——为什么歌唱、跳舞、击鼓、赛跑可以令人们汇聚在一起，用集体的方式创造出富有活力、精彩纷呈的东西，而在生活中更为常见的其他部分，如教学、管理、施工、医疗以及处理无数的日常压力时，集体的创造性为什么却总是乏善可陈呢？
当人们唱歌跳舞赛跑时，人们心情放松，充分展现了自己真实的一面。而当他们进行更为严肃的日常工作时，却深受组织、层级、氛围以及后果的约束而不敢畅所欲言，甚或曲意迎合权威人物或权势人物的看法与观点。这样的群体，当然不可能创造出一种两极偏离却又对消抵充的融合过程，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有益的集体智慧了。
群体缺的不是智慧，而是让智慧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要想确保“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关键不在于每个臭皮匠有多么优秀卓越，而在于如何给他们提供一种无所顾忌、足可畅所欲言的机制，让他们得以尽情发挥哪怕不那么智慧的智慧。
“世界咖啡”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当然，这并非是指一杯真实的咖啡，而是一种集体深度会谈的方式。当人们在这样的方式下开展交流时，就像与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喝咖啡那样轻松随意。
在“咖啡”的香味缭绕下，每颗心都是平等的，从而这个世界也就是平等的。群体的智慧因为没有等级（层级）、成见（偏见）的约束而自由流淌，终于能够撞击出美丽的思想火花，形成足以付诸实践的深刻洞见，并让人们从内心生发出破解困局的冲动。
这就是“一杯咖啡平天下”，尽管这只是一杯精神意义上的咖啡。
“咖啡”的威力无远弗届，出现在形形色色的组织中。
鲍勃·维齐是惠普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这一杯“咖啡”可真是帮了他的大忙。鲍勃曾经担任过惠普喷墨打印机部门安全方面的领导者。这项工作的范围涉及全球5大工厂的1.5万名员工。刚开始的时候，事故率很高。比如在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工人每年每100人中就会有6.2人受伤；在波多黎各，事故率是4.1%；在爱尔兰，则是2.5%～3%。当时，鲍勃采用的是杜邦公司的一种叫做STOP的程序来促进安全。但这种方法显然并不太管用。当鲍勃改用“咖啡式会谈”激发员工参与，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后，事故率神奇地下降了。科瓦利斯的事故率从6.2%骤降到1.2%，波多黎各分公司从4.1%降到0.2%。
显然，当臭皮匠们的智慧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相互激发后，鲍勃得到的就是最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不仅仅是惠普公司，墨西哥国家社会事业基金会、维多利亚大学法学院、斯堪的纳维亚可持续发展论坛、非洲残疾妇女组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到处都是“喝咖啡”的好场所。这也正是“世界咖啡”的内蕴所在。“咖啡”无处不在，“咖啡”无所不能！
总之，群体中从来就不缺乏智慧和创造力。钻石并非埋藏在别处，而是就在你自家后院。要想将智慧的钻石从自家后院中开采出来，其实用不着挖掘机，也用不着铁铲子，一杯“咖啡”足矣！
当然，前提是你要掌握如何与大家一起“喝咖啡”的原则与技巧。
孤独是一种生产力
市场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拥有商业直觉的人手中。这种直觉可以说是天赐的礼物。而要享受这份天赐的礼物，其代价就是要承受那种不为人了解的孤独。成功的企业都必须经历孤独，战胜孤独。所以，对于想要开创商界伟业的企业家来说，与其去忍受孤独，不如去享受孤独！
几乎所有的成功者在成功之前都经历过不被人理解的孤独状态。这些成功者也正是因为熬过了这个艰难决绝的阶段而获致成功。可是，成功之后的孤独却更加让人难以接受。很多人往往无法抵抗这种成功后的孤独，而不得不放弃自己极为超前的奇思妙想，让自己与平庸的普通大众混为一谈。但是，人们却很少了解，孤独是一种生产力，孤独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如果露丝·汉德勒也屈从于这种孤独，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出现每3秒钟就能卖出1个的芭比娃娃了。
在露丝想要在玩具市场上推出芭比娃娃之前，她已经是一个那个时代极为难能可贵的成功女商人了。当时，她正担任着美泰玩具公司的副总裁。总裁是她的丈夫艾略特·汉德勒。艾略特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师，但却对管理毫无兴趣，只不过在那个男权盛行的年代，他必须在名义上担当总裁一职，以免过于惊世骇俗。公司的实际权力全部掌控在露丝手中。用露丝自己的话来说：“我其实一直是总裁。”
从1943年与丈夫一起创办美泰后，到了1959年，时年43岁的露丝已经成功地让这个在半个简陋不堪的车库里起家的家族企业成长为全美第三大玩具生产企业——公司价值高达1400万美元，其所推出的玩具琴、玩偶之家等全都大获成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打嗝”玩具枪。这个玩具在推向市场后，在经过了6个星期的沉默期后，市场突然爆发，连美泰公司仓库里的有缺陷的存货在修整后也被抢购一空。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在白宫也只是得到了一支修理过的打嗝枪。
功成名就的露丝凭借敏锐的直觉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需求——每个小女孩都希望自己尽快长大成人。由此，露丝决意开发娇小性感、制造精良并配上时尚服装的芭比娃娃。露丝预料，这样一个小小的塑料娃娃将会成为小女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但是，一贯支持露丝的艾略特却破天荒地反对说：“没有哪个母亲会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个有胸脯的娃娃。”
丈夫的反对给了露丝很大的打击，而雪上加霜的是，美泰公司整个设计团队里的男性设计师也异口同声地予以反对。
露丝陷入了众叛亲离式的孤独之中，但她没有屈从，仍然一意孤行。从设计、选材到在日本寻找代工生产者，倾尽全力，大力推进。对芭比满怀希望的露丝甚至提前和日本的制造商签订了为期6个月的生产合同，要求对方每周发送2万个娃娃，并配上4万套可换的服装。
但随之而来的1959年的纽约玩具博览会却给了露丝当头一棒！她带去的样品非但没有像美泰以往的玩具那样引起轰动，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采购商们纷纷指责芭比太过成熟，根本不适合用做小女孩的玩具。
而露丝投入巨资的电视广告也已经粉墨登场。另一家玩具公司的总裁在看了芭比娃娃的电视广告后，甚至评价说：“美泰真是疯了，他们竟然在电视上劝妈妈们给孩子们购买看上去像妓女的娃娃。”
原先担心供不应求的露丝不得不面对库房里堆积如山无人理睬的局面。为了减少损失，露丝不得不向日本发送紧急电报，要求立即减产40%。尽管如此，四面楚歌的露丝还是没有放弃，她坚定地认为，芭比娃娃的游戏价值就是激发孩子们对未来自己的想象。
露丝孤独的坚持终于获得了小女孩们的回报。尽管母亲们不喜欢芭比，但小女孩们却对它一见钟情，纷纷缠着妈妈购买。
《财富》杂志2003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平均每3秒钟就有1个芭比娃娃被售出。”而随着露丝不断推出新造型，美国女孩子拥有的芭比娃娃不是1个、2个，甚至也不是10个，而是更多！芭比，这个由露丝一手缔造的虚拟玩具人物，也由此成了知名度足可与卓别林、肯尼迪相媲美的人物。
芭比让美泰成功上了市。芭比让美泰成为排名第一的玩具公司。到了1963年，美泰的收入达到了2600万美元。2年后，这个数字又超过了1亿美元。3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8亿美元。
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露丝对自己的商业直觉的不懈坚持。在四面楚歌的孤独中坚持并不容易，但是，往往只要再往前一步，巨大的成功就会扑面而来。
这样的例子并非只有露丝遇到过。
索尼创始人之一的盛田昭夫也有过和露丝极为相似的遭遇。盛田昭夫在屡获成功后担任了索尼会长。当他在20世纪80年代要推出Walkman随身听的时候，也遭到了公司内外的一片反对。大众的意见认为，这个没有录音功能的单放机是不会有市场前景的。
但盛田以敏锐的市场直觉感知到这一产品将会带来人们欣赏音乐方式的革命性创新，并乐观地估算会销售250万台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