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一般有三个发展方向：文化、僵化和腐化。
当制度成为了所属组织的文化，就会迸发出最大的生产力。比如，当不拘礼节、不受等级约束这一明显逆背一般组织管理原则的制度成为以色列的国家文化、公司文化后，以色列这个四面受敌、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国，竟然开创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全世界最具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国度。
但是，再美好、再成功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正确。这是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产生的背景时势。当世易时移后，再盲目坚持先前的制度，就会陷入制度的僵化陷阱，从而以最决然的姿态背离制度的初衷，给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个体造成巨大的伤害。
而最可怕的是制度的腐化。一旦制度所赋予的权力出现了寻租的冲动，那么，制度也就给自己找到了最决绝无情的掘墓人。
制度如水，功用得失，皆在人心。
紫蓝青绿黄橙红
组织中广泛性的争议、质疑，正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体智慧，最大程度实现创新的肇因。这正是对传统智慧及管理秩序（也许是桎梏）的一种颠覆。
有这样一个谜语：红橙黄绿青蓝紫，打一国家名。谜底很简单——以色列。
一提起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除了想起“犹太人”和“战争”，恐怕不会对以色列再有其他的印象了。
但其实，我们除了对以色列所处生态环境及政治环境的恶劣性知之甚少外，对于他们在恶劣环境中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更是视而不见。
实际上，这是一个在经济上、商业上、科技上极为出色的神奇国度，也是当今世界最能体现创新与创业精神的国家。
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全欧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公司的总和，甚至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
2008年，以色列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
2006年，股神巴菲特打破了自己从不投资外国公司的惯例，花45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以色列公司——伊斯卡。
巴菲特的这次著名的收购几乎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众所周知，巴菲特是一个风险评估及调控的高手，但他收购的这家以色列公司却面临着极其巨大的风险。伊斯卡位于以色列北部地区，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就曾受到伊拉克的导弹袭击。而当巴菲特完成这次收购仅仅2个月后，黎巴嫩战争爆发，4228枚导弹落在了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伊斯卡所在的位置距离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境只有8英里，在这场袭击中首当其冲。
很多人都判定股神这一次真的是失手了。但巴菲特却认为，工厂本身并不代表公司的价值，伊斯卡的真正价值在于拥有卓越的品牌、优秀的员工、良好的管理以及遍布全球的忠实客户。所以，尽管导弹可以破坏工厂，巴菲特却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灾难式的风险。而伊斯卡的总裁威萨姆在遭到袭击后第一时间内与巴菲特通话验证了巴菲特绝没有看走眼。威萨姆说：“尽管我们只剩下一半的员工了，但是我们保证所有客户的订单都会按时完成，甚至还会提前。”
……
而这只是一个弹丸之国。以色列的人口只有710万，建国时的国土面积仅有1.49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部分都是沙漠。国土四周都是敌对性的国家。建国至今，以色列与它们已经发生了1948年独立战争、1967年六日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1982年与2006年两次黎巴嫩战争等多次战事。以致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贝宝（Paypal）公司的总裁汤普森在收购了一家以色列公司后，乘飞机前去视察时，突然十分恐慌：“我是在这里买了一家公司吗？我飞到了一个战争区！”
但为什么强敌环伺、战事频仍、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这些足可致命的因素都没有阻挡住以色列发展的步伐呢？
以色列的成功显然是有悖常理的。它的成功秘诀绝不是我们惯常熟悉的“红橙黄绿青蓝紫”，而是打破常规、反其道而行之的“紫蓝青绿黄橙红”。
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曾经总结说：怀疑和争辩，这是犹太文明的象征，也是今天的以色列的特征。在犹太教和以色列人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
这句话实际上正是以色列成功的最大秘密！
由于特殊的原因，每个以色列人年满18岁都要去部队服役至少两到三年。由此，以色列的很多事物都带有军队特色。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军队都是其最等级森严的组织。但以色列的军队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几乎没有等级之分。在以色列，每一个权力人物——包括总理和军队政要，都有一个绰号，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都可以用绰号来公开称呼他们。比如，前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沙龙的外号分别是“比比”和“阿里克”，20世纪80年代的国防部参谋长摩西·列维的外号是“高佬”，而现任此职的摩西·亚阿隆则被称作“妖怪”……
这一细节生动地展现了以色列人不拘礼节、不受等级约束的特性。而当这一特性体现在战斗中、创业中、工作中时，都非常自然地展现了巨大的效力。
在以色列的军队里，底层人员掌握了相当多的机密信息，他们甚至可以否决掉不称职的上级。
实际上，一切大的机构，无论是军队还是企业，都必须始终防范顺从、集体思维的出现。否则这种整体性的趋势会促使机构轻率地陷入某种可怕的错误。遗憾的是，大部分军队，还有众多的企业，都更愿意为了纪律而牺牲灵活，为了体制而牺牲主动，为了可控而牺牲创新。
而以色列为了最大限度地防范陷入制度僵化，甚至会在战争胜利后对军队进行结构的创新（在赢得1948年独立战争后，以色列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开展了深度的变革）。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组织甚至在失败之后也不会轻易这样做。新的体系、制度不一定比旧的好，但引进新鲜的思想会有效防止军队思想的僵化。而思想的僵化往往是胜利之后的罚金，也是日后失败的伏笔。
广泛性的争议、质疑，正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体智慧，最大程度实现创新的肇因。
当以色列人离开军队，开始创业或工作时，国防军中无等级之分的做法自然会渗透并现实地发挥影响。
英特尔公司是一家老牌的世界五百强，其内部管理的官僚化十分严重。但来自以色列分部的员工却给英特尔公司好好上了一课，并最终成就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更大成功。英特尔公司以电脑芯片起家。电脑芯片的运算速度的提高一直以“时钟频率”的提高为基准。但一再提高“时钟频率”，会带来更大的功耗。功耗壁垒由此成了制约瓶颈，但谁也不敢轻易加以否定。只有“不受约束”的以色列员工，敢于另辟蹊径，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随后就是“粗鲁无礼的一再坚持”，几乎是“迫使”英特尔高层采纳了他们的方案。而这一变革最终竟然成了英特尔的生命线！
抛弃“红橙黄绿青蓝紫”，选择“紫蓝青绿黄橙红”，在组织中肆无忌惮，畅所欲言。这正是对传统管理智慧及管理秩序（也许是桎梏）的一种颠覆。也正是这种颠覆，造就了以色列绚烂夺目的彩虹之舞。
紫蓝青绿黄橙红，谁持彩练当空舞？
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商业组织、我们的社会组织，都能从以色列绝境制胜的成功秘诀中汲取精髓，以更出色的姿态雄踞于全球化的竞争丛林。
制度的伤害
再美好、再成功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正确，永远不造成伤害。而把伤害的后果全部推到制度身上，虽然能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但却于事无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更要认识到，制度造成的伤害，在我们不做准备、不予正视的时候，尤为惨重。不仅是养老金制度，所有涉及制度的领域概莫能外。
与其说德鲁克是一个伟大的管理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神奇的预言家。
2004年，德鲁克预言通用汽车将从美国三大汽车集团中消失。而德鲁克去世后仅仅过了4年，通用汽车果然在2009年的金融风暴中宣布申请破产重组。尽管与德鲁克描述的“消失”还不完全一致，但德鲁克的这个预言显然已经成为他一生中许多个精准判断中的最后一个。
德鲁克之所以拿“通用汽车”说事，是源自于他对通用汽车的了解。让德鲁克声名鹊起（开创了管理学这门新学科）却也引发轩然大波的第一本书——《公司的概念》正是立足于他对通用汽车公司长达18个月的全面深入的调研。
而德鲁克的《养老金的革命》这本书也必须从通用汽车公司说起。事实上，当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很多人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制度的时候，不应该忘了在20世纪50年代接替阿尔弗莱德·斯通担任通用汽车CEO的威尔逊。
正是威尔逊率先提出并获得美国国会通过的养老金制度安排，造就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老有所养的安心局面。
在威尔逊之前的早期养老金计划都是“年金”计划，基本上只投资于政府债券、抵押贷款等有固定收益的项目。但威尔逊否定了这样的做法。他认为，这种貌似安全的做法反而会带来让一个国家和企业面临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或者会带来利率的大幅下降，从而降低了工人们的预期养老金。他的方法是必须将养老金通过购买股票的做法“投资于美国”——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性资产和生产能力及增长能力进行投资。
另外，也有人主张将工人的养老基金投入他们所在的企业。但威尔逊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如果用工人们的养老基金去购买他们所在企业的股票，就等于把工人们的所有鸡蛋都放到了一个篮子里”。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工人们退休后就会流离失所，而能够保持长久繁荣的企业总是极少数的。
威尔逊的这两大创举，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也让他一举成名。
1952年，威尔逊的养老金计划首先在通用汽车公司实行，随后的一年内，8000多个基金应运而生。但是，随着养老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一场革命悄然兴起。德鲁克将其称之为“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在他看来，根据最传统最严格的定义，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通过养老基金，美国的工人阶级控制了超过2/3的企业股份（普通股）和大约40%的借入资本（国家债券、企业债券和票据等），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唯一的“资本家”了。本文中数据除特别注明者外，均直接取材于德鲁克写作《养老金革命》一书时的数据。
尽管威尔逊深谋远虑，规避了很多风险，但他制定养老金所依赖的大背景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在今天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这个背景变化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1935年，美国开始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时，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仅为1∶9或1∶10。但到了7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1∶4。当时，大部分人的寿命不超过50岁，而现在，50岁的人还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了人口总数中的较大比例。
婴儿出生率的快速增长和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随后出生率的再次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增长带来的老龄化，远远超过了此前设定的养老基金的承受能力。
威尔逊绝对不会想到，50年后，通用汽车公司每年居然要支付70亿美元的巨额养老金费用。而这个问题在由行业工会和各级政府控制的养老基金上更为突出。
很多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对它们的养老金负债进行过任何资金储备，比如纽约市，在林赛市长执政的10余年间，一直假装做到了“收支平衡”。直到1975年，随着退休员工的不断增多，纽约市需要支付的养老金越来越多，自欺欺人的幻象这才无法维持。实际上，纽约市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而这样的窘境绝非只出现在像纽约这样的特大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是一个仅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但是，仅警察和消防人员的养老金缺口就高达1000万美元。
因为没有顾及制度赖以制定的背景可能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出发点美好、预期良好的制度往往会造成伤害。
目光敏锐的德鲁克最早准确预见了问题的发生，也相应提出，必须从结构上对养老基金做出变革，让它能够更好地符合经济现实，更好地服务于雇主和雇员，更好地满足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的政治经济需要。
但遗憾的是，各层级的决策者们似乎对此置若罔闻。连德鲁克本人也不得不哀叹自己这本所有著作中最具针对性的书，却也最为人所忽视。
实际上，养老基金带来的问题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不敢正视现实，甚至“文过饰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地假装问题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