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24日，《人民日报》“读者之友”版用大半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刊登了陶维革给该报记者傅昌波的信《请代我向国旗敬个礼》，以及傅昌波给陶维革的回信《国旗，镌刻在我们心中》。
这两封信的发表，犹如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激起了层层波澜，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其原因就在于陶维革曾经是一名国旗卫士，当他从国旗班退伍后，身患重病仍心系国旗，所表现出的拳拳赤子之心。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陶维革，曾用名陶卫旗，祖籍湖北省黄冈市。
1967年1月4日，陶维革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宁港乡林港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农家的清贫生活，从小铸就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
陶维革从小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了当一名威武、雄壮的军人。1984年10月，17岁的陶维革实现了他梦寐已久的宿愿，来到首都北京成了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
到北京，去天安门广场，亲眼看看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陶维革久有的向往。入伍后，他和新战友们一道，先来到武警北京总队驻首都工人体育场新兵训练二大队参加集训。当他听说新兵训练结束后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执勤、站哨，表现突出的还可以进国旗班，就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刻苦训练，争取成为一名国旗卫士。
由于陶维革为人纯朴忠厚，训练中既刻苦认真又特别勤奋，通过3个月的新兵集训，就显示出良好的素质，当时新兵训练二大队领导很想把他留下来。所以，当新兵训练快要结束，天安门警卫中队副指导员杜东学到新训二大队挑选战士时，二大队领导就有意安排陶维革到工人体育场看台顶层去训练，以避开挑选。
其实，早在部队会操和训练抽查时，杜东学副指导员就了解了陶维革的情况，并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当他发现了顶层有新战士，便走上看台顶层，一看是陶维革，便当场拍板说：“这个战士我要了。”一听这话，陶维革甭提多高兴了。正是为了实现去天安门站岗放哨的愿望，他才故意从看台顶上朝下看，以引起杜副指导员对自己的注意。此时，他为自己的“计谋”成功而暗自庆幸。
于是，陶维革成了天安门警卫中队的一名新战士。后来又经过几次筛选，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跨进了心驰神往的“国旗班”。
面对国旗，陶维革暗暗发誓：一定要站好祖国第一哨，保卫好五星红旗。他在床铺的正上方端端正正地贴上“护卫国旗、重于生命”几个大字，作为信念和座右铭。
为了早日成为一名升旗手，陶维革苦练站功、走功和抛旗、收旗功。训练中，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刻苦，经常“偷偷”增加训练量。
陶维革曾经这样对家里人介绍自己的训练情况：“尽管经常加班加点，训练极为严格，站岗异常艰苦，可是当我们一走进广场，走上那神圣的哨位，看见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高高飘扬的国旗，我们心里就感到无比的充实，浑身上下便充满了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勤学苦练，陶维革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1985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早晨，陶维革参加了第一次升旗仪式。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参加升旗的过程时，曾写道：“那是198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我提前醒来，实际上几乎一夜未合眼。因为班长昨天答应我：明天由你升旗。我当即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礼服用熨斗烫了一遍又一遍。咔、咔、咔，我和战友们迈着有力的正步来到广场。晨光中，已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们。”6时30分，我按动电钮，国旗在国歌音乐声中冉冉升起，我的心也随着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面对旗杆，一股热流在我周身奔涌。“升旗后回到营房，我的心仍在怦怦地跳动：今天的动作潇洒吗？利索吗？明天还让我升旗吗？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偷偷窥视着领导的表情。终于听到排长和班长的对话声音：可以。我高兴得几乎蹦起来，从来没有过比这更高兴的事情。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陶维革患有严重的胃病，因执勤任务重，他一直没顾上治疗。1986年2月，老兵已经复员，新兵还没有补人，“国旗班”当时连陶维革在内只有5个人，一个人要担负平常4个人的执勤任务。
过度的疲劳使陶维革的病情不断加重。他虽然知道自己的胃病在加重，但他想，如果自己少站一班岗，别人就会多站一班岗。于是，他就靠服用止痛片硬撑着。在国旗下，他曾经一天站了6班岗。
有一天，陶维革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觉得腹部痛如刀绞，两眼一阵阵发黑，酸水一股股往上涌，豆大的汗珠从他苍白的脸上直往下淌。陶维革一声不吭、纹丝不动，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
领班员见他紧咬牙关，脸色苍白，直冒虚汗，知道他又犯病了，提出让人来顶替他，他坚决不肯。直到两小时后，战友们来换哨他才下岗。从哨位上下来，他硬挺着保持军姿回到营房，倒在床上便晕了过去。后来他说：“我当时站的地方非同一般，我是站在祖国第一旗下，有成千上万双眼睛注视着我，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祖国的形象。”
经急救中心诊断，陶维革患的是十二指肠溃疡急性穿孔，立即就送医院做手术。手术后老大夫钦佩地说：“我从医30多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真不知他是怎么挺过来的，再晚一会儿，恐怕就有生命危险。真是条硬汉子！”
为维护祖国的尊严，陶维革的身上永远留下了一条18．5厘米长的疤痕。
为此，支队党委给他荣记三等功一次。不久，陶维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84年10月入伍，到1990年2月退伍，陶维革在国旗班这个光荣的集体里整整生活了6年。他爱岗敬业的精神深受领导和战友们的赞誉。
1990年2月26日，是陶维革离开北京退伍返乡的日子。早晨，陶维革正准备和战友们一起排队出操。班长对他说：“今天由你升旗，是首长点名安排你最后一次升旗的。”陶维革一听十分激动。他明白，退伍战士升旗，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是领导对他的特殊照顾。他穿上礼服，扛着国旗，迈着正步来到天安门广场。凝望着国旗伴着国歌音乐声冉冉升起，陶维革思绪万千。他想到马上要离开北京，离开“国旗班”，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再也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为国旗站岗，心中有依依难舍之情。
离开“国旗班”回到黄冈老家半年后，陶维革被安排在原黄冈地区轮渡公司，后来被黄冈地区交通局借调到机关食堂任司务长工作。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干就是4年。由于过度劳累，他又病倒了，最后被确诊为“再生性障碍性贫血”，即通常说的血癌。
生命垂危的陶维革，在极度痛苦中始终想念国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去看看天安门广场新的升旗仪式，去看看“国旗班”的战友们，并把对国旗的爱转向他幼小的儿子身上。他说：“我要把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国旗升旗手。”
陶维革在生命危急关头，表现出的对祖国、对国旗的热爱，通过新闻媒体的介绍传遍国内外。他的病情牵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还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全国各地对陶维革的慰问和救助，连同对国旗的爱一起，很快传到陶维革的病榻前。五星红旗的设计者、80岁高龄的曾联松老人，得知陶维革的情况后，深受感动，特地托上海“国旗班”给陶维革寄了一面他亲笔签字的国旗，并赠诗一首，诗名是《颂五星红旗》：耸立重楼高厥巅，天安门上舞翩翩，芬芳桃李花烂漫，掩映云霞彩万千，夏云多姿呈壮美，秋风伴舞艳青天，曾遭浩劫淹血泪，急起自强不夜天，借问春光今何在，嫣红奋起已飘飘。
1995年4月20日，经请示有关部门同意，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将陶维革当年升过1200多次的国旗，送到了他的病房。一看到五星红旗，已经卧床10个多月、骨瘦如柴、生命垂危的陶维革激动不已，两行热泪顺着他毫无血色的脸洒落在国旗上。陶维革像见到久别的亲人，把国旗紧紧拥抱在怀里，贴在脸上，长达17分钟！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顿然泪下。
病床上的陶维革，只要一闭上眼睛，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在他的眼前飘扬。他常常梦见自己扛着五星红旗，正步走向天安门广场；常常梦见自己在国旗下站岗放哨。回到国旗身边，成了陶维革魂牵梦萦的难解情结。
为了圆这个梦，他曾多次向医院提出过出院的请求，但都因身体状况太差，医生没有答应。
这一天，终于来了。
国庆46周年前夕，陶维革收到国旗护卫队请他参加国庆节升国旗仪式的邀请。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稍有好转，医生答应了他赴京的要求。
1995年10月1日清晨6时10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观看升旗仪式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特别引人注目。只见他身穿旧军装，手戴白手套，胸前挂满国旗徽章，热泪长流地向国旗敬了一个长达2分7秒的军礼。他就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原“国旗班”升旗手陶维革。
升旗仪式结束，人们围了过来，请陶维革谈谈自己的感受。他难以表达内心的激动，只是高呼：“国旗万岁！”这发自肺腑的呼声，通过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激动，为之流泪！
陶维革到北京了却“向国旗敬个礼”的夙愿后，深知自己的生命历程不长了。在返程的路上，他对陪伴的亲属说：“社会各界这样救助我，我很过意不去。我想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回报社会，报答国旗。我没啥专长，但我升过、护过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我活一天，就要讲一天国旗。”
在生命历程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陶维革先后参加升旗活动，作辅导报告达21场次，听众超过5万人次。针对不同的对象，他把《国旗讲稿》修改了8遍。
国旗卫士讲国旗，对人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武汉市图书馆馆长听了陶维革的报告，对其大加赞赏：“真实的故事，真切的感受，朴素的语言，不朽的财富！”
然而，病魔是无情的。1996年6月5日下午2时20分，陶维革那颗对国旗充满深情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年仅29岁的陶维革以其不平凡的经历震撼了千万人的心，他的离去也牵动无数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各界人士纷纷赶来为他送行。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有稚气未脱的儿童，有远道而来的战友，有社会各界人士……
五星红旗遍地红
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高耸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之颠，它海拔8844.43米，在茫茫云海中傲视人寰，雄奇而神秘。
中国登山队员登顶后展开五星红旗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征服珠峰就成为各国登山健儿的宏愿。1921年至1951年的30年间，英国登山俱乐部的一支登山队，曾先后10次向珠峰挑战，但屡屡失败，无功而返。加拿大、美国、丹麦、瑞士等国组织5次攀登，也都先后失败，只能望峰兴叹。直到1953年，英国的两名登山队员才从南坡登上珠峰。南坡地势较北坡平缓，自然条件要好一些。北坡则山势陡峭险峻，常年冰冻，气候变化无常，严寒、低压、缺氧，加上滚石、冰塌、雪崩和暗冰裂缝等，使人的生存条件濒临极限。西方国家登山队由此断言：从北坡登珠峰只能是死路一条。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登山活动的传统，但现代登山运动还是一个空白点。1955年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第一批登山运动员许竞、师秀、杨德源、周正同苏联运动员一起登上位于苏联境内扎埃莱山海拔6773米的十月峰，开创了我国登山运动征服高度的第一个纪录。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了中苏两国运动员组成联合登山队，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为了做好战前准备，1959年2月，中国登
山队在西藏境内的念青唐古拉峰进行冬训，有60名男队员和6名女队员，分3批登上海拔6177米的东北峰。同年7月，又有25名男队员和8名女队员再次登上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创造了一次集体登上7500米以上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同时打破了法国运动员创造的7456米女子世界纪录。
1960年5月，苏联登山队突然决定，不再参加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对此，中国登山队以无高不可攀的战斗精神和科学求实的态度决定独立向珠峰挑战。
5月17日，中国登山运动员开始了从北坡向珠峰进军的壮举。
24日上午9时30分，运动健将王富洲、屈银华、刘海满和一级运动员贡布4人，离开中国登山队设在珠峰8500米山坡上的最后一个营地——“突击营地”，开始了征服珠穆朗玛峰最后300多米险峻而艰苦的征途。
在海拔8570米到8600米之间地段上，横着曾被英国登山“探险队”称为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这里平均坡度达到60～70度，并有一道近乎垂直的岩壁。1924年，英国登山家马洛里·欧文就是在攀登这堵峭壁时遇难。因此，外国探险家劝诫后人：“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外国人办不到的事情，中国人也办不到吗？
中国登山队的健儿们誓死要超越眼前这个“不可逾越”的台阶！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在前面开路，他用双手伸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向上攀登，但4次努力均告失败。4名队员轮流攀登十多次也未能成功。最后，他们决定依靠集体力量，采用搭人梯的办法攀上去。于是，刘连满蹲下身子，其他3名队员轮流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然后用绳索把他拉上去。他们爬上只有3米高的“第二台阶”，花费了3个小时的时间。
傍晚，4人到达8700米的高度，此时，刘连满因体力消耗过大，筋疲力尽，已经完全失去继续前进的能力。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3名共产党员停下来召开了一个战地临时党小组会，决定：第一，只要有人活着，就要力争完成登顶任务；第二，由于缺乏仪器和氧气，必须争取时间，连夜进军；第三，刘连满留在原地休息。然后，他们留下仅有的几粒奶糖和最多的一瓶氧气，把刘连满扶进睡袋。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凭借星光白雪，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一步一步地继续艰难行进。
深夜，当他们到达海拔8830米时，3个人所带的人造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他们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氧气没有了，但我们能后退吗？屈银华和贡布坚定地说，继续前进。
他们一齐抛掉空氧气筒，用坚定而迟缓的步伐继续向前。
头痛、眼花、气喘、乏力的种种高山反应一齐袭来，但没有阻止登山队员前进的脚步。
在越过一片点点白雪的岩石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终于到达了峰顶。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喜马拉雅山群峰的一座座黑影，都已静静地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现在，在他们的头顶只有茫茫星空，再也没有可攀的山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