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
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国徽的诞生
征集国徽图案
1949年10月1日，那是一个令中国人民多么激动不已的日子啊！这一天，毛泽东主席昂然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群情激奋，万众欢腾。
在高亢嘹亮的新中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声中，人们崇敬地仰望着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无数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上却没能悬挂上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只悬挂着两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标语。因为，国徽还没有正式诞生。
国家尊严呼唤国徽的诞生！
国徽和国旗一样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代表本国的标志。各国国徽图案的产生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含义，其制作和使用办法通常由各国的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
我国历史上没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结束了中国没有国徽的历史。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关于国徽图案的征集工作是与国旗图案征集工作同步开展的。
1949年6月15日傍晚，落日的余晖把古老的北平照得分外妖娆。晚7时40分，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工作小组。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第6小组的任务，就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
1949年7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就《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并在国内外报纸上登载了具体标准，其中对国徽的要求是：“（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该启事声明，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截止日期是当年8月20日，并要求应征者附详细之文字说明。
征集启事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以极高热情参与了应征工作，仅一个多月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投稿者既有高级干部、将军、着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投稿地区以东北、北平、上海为最多，遍及全国各个省、区，包括尚待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还有一些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来自四面八方的稿件，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情关切和热烈拥护。1949年8月5日，第6小组由马叙伦主持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家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3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应征国徽作品
8月24日，第6小组讨论国徽应征图案。令人遗憾的是，应征稿件及图案近千计，但符合要求的几乎没有。其间，代表们各抒己见，都极力主张将自己的设计图案作为正式的国徽图案。那些摆放在桌上的图案，大部分类似如今的全国政协会议会徽。许多应征者把国徽误以为是国标，把国徽设计成和国旗一样有国家标记的图案。对此，许多人都觉得不尽如意。于是，第6小组通过慎重讨论，提出“收到的作品……无可采用者，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毛泽东主席尤为重视国徽图案的选定。在多次召开的会议中，他时而倾听各种意见，时而低头仔细审阅着那些堆在桌上的国徽图案，但始终没有表态。9月14日，第6小组传达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据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都不满意。最后，毛泽东主席站了起来，望着大家，平静地说：“国歌、国旗都差不多定了下来，国徽嘛，可以稍慢一点儿确定。这个小组还要继续组织设计，如果一时定不下来，可以留待政府去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采纳了毛泽东主席的建议。
9月27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并请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沈雁冰，继续担任拟制国徽方案的召集人。
直到1950年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马叙伦也只能代表国徽审查委员会报告说：“自从公开征稿后，收到的国徽设计大多不合体制，未能采用。”
这确曾使许多人感到遗憾——因为没有合适的国徽，连开国大典也没能用上新中国的标志。但作为国家特有标志的国徽，乃十分重大而严肃的事，万万不可草率从事。开国大典虽未挂上人民共和国国徽，但丝毫不影响人民共和国迈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壮步伐。开国大典之后，为了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企盼，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有关部门仍在紧锣密鼓地组织国徽的设计。
同心协力绘国徽
前些年，关于国徽到底是由谁设计的，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中华读书报》从1997年10月至1998年2月，为探解国徽设计之究竟，相继刊出三篇文章，对国徽的设计作出三种陈述，更把这一争论引向高潮。
1997年10月1日，《中华读书报》选登了《建筑师梁思成》（林洙着）一书中有关国徽设计的内容，题为《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国徽始末》。文中说：“1950年6月23日，召开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所领导的林徽因参加设计的国徽图案。”
同年10月15日，该报刊登一封来信，题为《任继愈先生投书本报指出，国徽设计者应是高庄》。着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写给《中华读书报》的信中说：“据我所知，国徽设计者是清华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他叫高庄（男）。”“国徽最后选定了高庄的设计，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
由于任继愈先生是学界名流，其不同意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1998年2月6日，《中华读书报》又刊出题为《国徽设计者到底是谁》一文，文章提出国徽设计涉及好几个方面，有近一年的过程，它是多方面参与、阶段性完成、集体创造的成果。
但是，参与创作者的不同分工和责任还是可以划分得清楚的，主体创意：张仃；图纸成稿：清华大学营建系；模型定型：高庄。
一时间，关于国徽的设计问题，成了一桩未了的公案。
针对关于国徽设计不同意见的争论，为探解国徽设计之究竟，《北京青年报》于1998年7月19日用整版篇幅刊登梓平的《历史档案了结国徽设计公案》一文，运用翔实的史料，对国徽从图案设计到最后制作完成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从而使这一公案得以了结。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政协大会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未能悬挂国徽，使人感到遗憾。开国大典后，为了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国徽图案的设计，争取1950年10月1日前制作并悬挂上国徽，向第一个国庆节献礼，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决定邀请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进行国徽图案设计的竞赛。
两所着名高校热烈响应，分别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国徽设计组。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由营建系主任梁思成负责，成员有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画家李宗津、中国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申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罗哲文等，先后设计了二三十个方案以供比较、讨论和改进。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的负责人由我国着名的美术家张仃担任，小组的主要成员有张光宇、周令钊等几位美术家和美术教师。张仃作为着名的美术家，在开国大典前的一段时间里，曾被调到中南海总务处任艺术顾问，和梁思成一起负责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场、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等场合的美术设计工作，当时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徽就是他设计的。由此可见，两个国徽设计小组的阵容是强大的。
1950年6月10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提出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与先前设计的另两个图案一并送到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一开始，梁思成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并不赞成以天安门为国徽的内容。张奚若、沈雁冰则认为，天安门代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可以作为国徽的内容。6月11日的政协常委会虽然对这三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于是，决定下一步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进行国徽图案设计。
6月15日，由张仃负责的中央美术学院国徽图案设计小组又拿出一个新的设计方案，并附说明：“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说明书中还附有一份设计人意见书，主要是针对梁思成的观点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小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格。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三、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继承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华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倘一味强调“调和”，适用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富丽堂皇印象。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在作出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决定后，亲自说服了梁思成，使其接受了以天安门为主题的国徽设计方案。
6月15日晚8时，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所设计的方案。
梁思成发言：“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仁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它必须庄严稳重。”梁思成还提出：(一)国徽不能像风景画。“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二）国徽不能像商标。（三）国徽必须庄严。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一致认为：如果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应该将天安门端端正正地放在国徽的中轴线上，左右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的轩昂气质。国徽是国家的象征，代表政权，故用色不能太多，既要庄严稳重，又要富丽堂皇，要象征化、图案化、程式化，要有民族特色，图案要能够雕塑、做印章、钢印，便于印刷不走样。
田汉提出不同意见：“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在6月15日的会议上，决定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中的两幅进行合并：“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方案进行比较。由沈雁冰写出的《国徽审查小组报告》称：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赞成该图样时，提出了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象征化一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沈雁冰曾经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两图都不理想。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由于一些评委又提出修改意见，梁思成再次组织人员修改图稿，于次日写出说明书，指出：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
因为天安门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而它前面还有石桥、华表等许多复杂的实物，所以处理它的技术很需要考虑。掌握象征化的原则必须：
（一）极力避免画面化，不要使它成为一幅风景画。这就要避免深度透视的应用，并避免写真的色彩。
（二）一切需图案化象征化，象征主题内容的天安门同其他象征的实物画法的繁简必须约略相同，相互组成一个图案。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的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穗，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
1950年6月20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召开了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方案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