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等人指出：“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谈到它的方法论时，首先是如何收集被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的各种实物资料。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收集实物资料的主要手段应该是田野调查和发掘。因此，田野调查发掘方法便成为近代考古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考古学是时间的科学。因此，在整理从调查发掘中所得的各种资料时，最基本的一环，是要判断遗迹和遗物的年代。这便是考古学上的年代学。”“整理、分析考古资料的又一重要任务在于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份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这对研究各个时代的生产和技术发展水平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从史前考古学到历史考古学。考古学研究的总目标是要究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其中包括人类进化史、民族形成史和社会发展史。为了达到这个总目标，就必须从最基本的调查发掘工作做起，通过对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实物资料加以整理、分析，广泛地与各种有关学科相结合，扩大研究范围，充实研究成果，经过归纳，加以提高，从理论上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的产生肇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自15世纪以后，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希腊、罗马等古典美术品收藏热的兴起，美术考古学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美术考古学的建立，则归功于温克尔曼，他在1764年所着的《古代艺术史》不仅被认为是科学的美术史学的开创标志，同时也被认为是美术考古学的开山之作。自温克尔曼以后，西方的美术考古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在当代欧美学界，美术考古学已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的显学之一。
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内的传播和出现大约始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1929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美术史学家亚多尔夫·米梅里斯所着的《美术考古一世纪》，首次使用了“美术考古学”这一概念。此后，在三四十年代，滕固、岑家梧以及王子云等人均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为中国的美术考古学发展做出了贡献。1986年夏鼐和王仲殊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曾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学科加以论述。1990年，杨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较为完整地对美术考古学进行了阐述。自90年代至今，国内学者在美术考古学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95年，刘凤君出版了《美术考古学导论》；1996年，杨泓出版了《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2004年，阮荣春出版了《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2005年，孙长初出版了《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2007年，赵丰主编了《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具体的美术考古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为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建设积累了大量的实证材料，取得了显着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学界，美术考古学研究虽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但它已逐渐显现出了一个较为科学而系统的发展面貌，美术考古学亦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学科。
关于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和目的，夏鼐等人指出：“考古学和古代美术史，往往有共同的资料。古代美术史的许多研究对象，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岩画到各个时代的绘画、雕刻、造像、各种工艺品及神殿、寺庙和石窟寺等等，都属遗迹和遗物。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等方法，也适用于古代美术史的研究。但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杨泓在《美术考古学》一文中写到：美术考古学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传世的有关遗物，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与物质文化发展的联系，为人类文化史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实物例证。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有时与美术史相同，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具有质的差别……随着考古学逐渐发展成一门严谨的科学，作为考古学分支的美术考古学，才与从审美的观念研究美术的美术史区别开来……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起旧石器朝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但其研究重点，主要在宋元时期以前……美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5类。”
早在70多年前，陈寅恪即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0世纪以来，考古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科学的内容，促进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考古学纠正了一些错误、片面的历史看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从而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真理，并对以往的历史知识起到了一个检验的作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是在考古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所首倡的一种治学方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托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正的一种历史考证方法，它与传统的以文献参证文献的研究方法相比，强调了考古发现材料的史学价值，并将这种价值提高到与文献并重的位置。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说：“忽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正……；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着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王国维这种运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两方面作为证据论证问题的“二重证据法”，不仅是一般历史学所广为接受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必要手段。
1941年，岑家梧在《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中指出：“吾国艺术之渊源古远，数千年来，复不断吸收外来艺术之精华，从而融洽之，蔚为一伟大之艺术，然唐宋以前之绘画，少有传留；古代建筑，多已毁坏，金石雕刻，亦多湮没地下，无由窥见其面目。古往昔之言中国艺术史者，徒据文献记载，难免隔履搔足之憾，是中国艺术史之研究，必赖艺术考古学之助始可有为也明矣。”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第一手实证材料，并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相关的年代学标尺和类型学标准，田野考察方法的运用，扩展了人们对美术遗存的具体而客观的认识，使人们从感性和理性结合上加深了对艺术本体的认知，它不仅可以弥补文献与图像的不足之处，同时，在考察过程中考察者往往会发现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学者们指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自此以后，取地下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比较，用域外的文献与传统的文献比较，用人类学调查的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的结果对照，几乎已经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共识。”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历史学方法论的完善；美术考古学的运用也无疑促进了美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十一美术史研究与主客观问题
漆侠指出：“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序言中曾经提到，历史一词有两个意义，即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前者属于客观实际的历史，后者属于经过人们的头脑而从客观历史写出的，因而是属于主观方面的历史。冯先生把历史分作这两个方面，尽管二者的关系在序言中没有多所阐发，但应当说是对的……我们始终要强调主客观一致，而客观则是第一位的。”“历史科学大致是这样性质的一门学问：历史科学是对史料（包括文献的和实物的）诠释和运用的一门学问。历史科学建立在客观历史实际的基础之上，因而包括文献和实物在内的各种材料是第一位的；而对史料的诠释和运用则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主观认识，主观认识正确与否又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主客观问题在历史研究（包括美术史研究）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许多学者都曾作过不同程度的探讨。现仅举余英时等人之论点如下。
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流派，其中“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影响最为重大。所谓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工作之中心；所谓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历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正好触及到了现代史学的形而上下两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其所产生的某些流弊依然在泛滥之中。“史料学派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的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主要由于他们对于史学上所谓客观性的问题了解有其局限性，他们假定历史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而还原到本来面目。如果一切事实都考证清楚了，那么全部的历史真相自然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等待着最后的历史（ultimatehistory）的出现。正是根据这一假定，史料学派才否认史学和时代之间有任何关联。这一学派的人深信，纯粹客观的史实既能通过一定的考证程序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则史学家因自身所处的时代而产生的一切主观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学之外了。”客观地说，实证研究是不受时代影响的，一旦得出了正确的答案，便不会随着时代而更动。但是，这种考证虽然都涉及了基本事实（basicfacts），但却不能说它即是“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其次，史学家对考证对象的选择却无法完全脱离时代的因素。“史料学派不但误认为一切基本事实为历史事实，而且对每一事实复尽量作孤立的处置。因此他们主张证而不疏。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之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是和史学家对它的了解分不开的。历史事实无穷，史学家对此经过反复研究，才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之中发现它们之间主从轻重的复杂关系。发现这种关系便是对历史现象做出了最卓越的解释。在史学研究中，对史料的考证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却绝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今天的史学家一方面要用最严格的实证方法来建立史料，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的眼光来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史学家的这种疏通工作及其对史实的解释，不仅具有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尽管如此，历史的客观性还是不容怀疑的。“史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只有使历史的客观面貌越来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