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垠汉简为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所发现的71枚西汉简牍。其简文所署年代最早为黄龙元年（前49年），最晚为“元延五年”（实为绥和元年，前8年）。这批简牍实物今下落不明，但图像资料均刊于1948年黄文弼所着《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中。土垠汉简为新疆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字墨书实物，其艺术风格与中原地区汉代书法一脉相承。这批汉简最长者为23．6厘米，是为汉代普通简之长度。其形制有简、牍、棨、传等。内容大体为屯戌日志、过所文书、军需记录等。书体主要有隶书及章草等。《己未立春简》为正背两面所书隶书简，长21厘米，宽1．2厘米，厚0．2厘米。书法用笔精熟，结体秀逸，点画舒展、聚散有致，是汉简隶书之典型代表。
（二）尼雅出土《苏且简》
尼雅简牍主要指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所出土的汉晋时期的木质简牍。1901年斯坦因曾在他第一次中亚考察时，于尼雅等地发现晋简50余枚。1906年至1907年斯坦因在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时，于尼雅遗址掘获了包括《苏且简》等汉代谒简多枚。1931年斯坦因在第四次中亚考察时，在尼雅遗址又掘获了包括《汉精绝王简》等多枚汉代简牍。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队在尼雅遗址出土9件晋简残片，这批木简的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至公元4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原魏晋时期。由此可知，尼雅简牍分为汉简和晋简两类。《苏且简》为尼雅汉简，正背两面书隶字，下方有检署之系绳凹槽，属谒、刺类简型。据考这枚谒简最初有可能是系在礼物之上的。其书法用笔平实，结体规整，风格典雅。
（三）楼兰出土《泰始五年牍》
楼兰简牍是指在新疆楼兰古城一带所发现的晋简。楼兰为古代西域城郭国，都楼兰城，故址在今罗布泊西北岸。为汉代通往西域的第一个城国，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扼丝绸之路要冲。汉武帝通西域后，往来使者必经楼兰之地。楼兰王两面称臣于汉和匈奴。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汉遣傅介子至楼兰，刺杀楼兰王安归，立其弟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都善，迁都扦泥城（今新疆若羌一带）。西晋、前凉时其楼兰故城又被称为“海头”，为前凉西域长史驻地。公元4世纪后渐废。自1900年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该遗址发掘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如钱币、铜器、陶器、织物、木雕等，其中尤以汉文简纸文书及怯卢文木牍等最具学术价值。迄今为止，在楼兰遗址共发现了410枚晋代木简，其中包括1900年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掘的木简121枚；1906年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掘的木简173枚；1908年至1909年橘瑞超在楼兰遗址发掘的木简5枚；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掘的木简48枚；1980年新疆考古人员在楼兰发掘的木简63枚。楼兰简牍的年代大致集中于公元3世纪中叶至公元4世纪上半叶。《泰始五年牍》其内容为粮草收支记录，两面书写。“泰始”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泰始五年为公元269年。其书体为行书，中锋用笔，笔法纯熟质朴，圆润饱满。其书写迅疾劲健，字与字之间穿行跨距而又不失清丽潇洒之风韵。结体生动紧凑，布局充盈饱满，呈现出恣肆华美的风采。
（四）敦煌出土《年伏牍》
敦煌汉简是指在汉敦煌郡和酒泉郡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其遗址主要分布在今甘肃省敦煌、酒泉、玉门一带，亦主要集中于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迄今已发现简牍25000余枚，其中包括1907年和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酒泉、安西一带汉代遗址中掘获的800余枚汉简；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附近掘获17枚汉简；1944年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等地发掘的48枚汉简；1977年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91枚汉简；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1217枚汉简；1981年敦煌县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76枚汉简；1986年至1988年间。在敦煌一带出土和采集的248枚汉简；1990年至1992年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35000余枚汉简（其中有字者23000余枚）。这些简牍的年代大致集中在西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至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之间。其书体呈现出由篆变隶，由隶及草的演变过程，文字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书写者或为专职写手或为官吏和遮民。书法风格虽变化多样，但大都展现着自然潇洒、开张博大的艺术神韵。《年伏牍》之书体趋于扁宽，强调横画排列的形式感，中锋用笔，粗细相间，偶有撇捺，重笔突凸，乃汉简通例。其结体在扁宽之中又呈不规则之异形，可谓险境横生。布局疏密参差，疏能跑马，密而有犯，字之大小变异相间，整体书风呈雄强、放逸、奇绝之神采。
（五）居延出土《阳朔五年牍》
居延汉简主要指在甘肃金塔居延烽燧和相邻的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所发现的汉代简牍。这些简牍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郡尉和肩水都尉管辖范围的屯戌文书。其年代约在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亦即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2世纪初。迄今为止共发现简牍约有30000余枚。《阳朔五年牍》1974年出土于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西汉成帝阳朔年号仅行四年。阳朔五年实为鸿嘉元年（前20年），西北广大，不知中原王朝改号，故以阳朔年号续之，此类情形尤多，如上述土垠《己未立春简》之“元延五年”即是同例。《阳朔五年牍》属公文文书。其书法已脱尽篆书影响，趋于草隶书体，用笔无拘无束，迅疾跌宕，疏朗自然，娴熟流畅。
（六）武威出土《兰台令简》
武威汉简是指在甘肃省武威地区所发掘的汉代简牍。迄今为至，武威汉简共发现633枚，其中包括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6号东汉墓发掘的竹、木简504枚；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18号东汉墓发掘的木简10枚；1981年征集到有可能出自磨嘴子18号墓的木简26枚；1972年在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发掘的木简92枚；1984年在武威五坝山汉墓中发掘的木简1枚。《兰台令简》出土于磨咀子汉墓中，该墓出土汉简数量较多，内容包括日忌、杂占、《仪礼》和王杖诏书等。此简即为王杖诏书简之一。简宽约1厘米，小字隶书，疏密均匀，用笔精湛，挺劲舒展，字型扁长相间，笔画排列均整，布局协调自然。
（七）甘谷出土《延熹元年牍》
甘谷位于甘肃省东部，渭河南岸。秦置冀县，唐改伏羌县，金为甘谷县，元又改为伏羌县，1929年复称甘谷县，至今延用之。甘谷汉简发现于1971年12月间。汉简出土地为一汉代墓葬，位于甘谷县渭阳区十字道乡。墓葬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遗物百余件，其中包括23枚简牍。这批简牍多系松木制作，文字墨书隶体。简牍背面上端编写顺序号，正面书写双行隶书文字。简牍连编成册，先编后写，留有两道系绳空间，宽约0．8厘米，将文字横分3段。牍长约23厘米，宽2．6厘米，厚0．3厘米。每牍约容60余个汉字。这组简牍为策书，乃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6年），宗正府卿刘柜关于宗室之事所上皇帝的奏书，以诏书形式，颁布州郡奉行的一种官方文书。《延熹元年牍》，隶书，3段两行，法书秀丽规范，偶有横画和撇笔突出其燕尾波挑之势，法书娴熟，与同时代之居延、敦煌、武威诸汉简书风近似而尤显严谨特质。
（八）大通出土《闻鼓音简》
大通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地处湟水支流北川河流域。晋设长宁县，清置大通县，1985年改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1973年后，考古工作者配合基建工程，在南距西宁市14公里，北距大通县城21公里的上孙家塞发掘了178座汉墓。其中在115号汉墓中出土了400余片西汉时期木简。这批汉简为杉木质，完整的长约25厘米，宽1厘米，厚度一般在0．2厘米左右。墨书隶体，每简书一行字，每行字约30至40字不等。简文内容主要有部曲（军队编制）、操典（操练法规）、军队标志和军功爵级、赏赐制度、行杀、处罚规定及《孙子兵法》语句等。《闻鼓音简》其书法用笔圆润饱满，笔画沉稳劲健，使转自如，结体方圆相间，布白疏朗自然，为西汉简牍书法难得珍品。
（九）楼兰出土《李柏文书》
《李柏文书》为楼兰出土纸质文书精品，1909年橘瑞超在楼兰古城发现。今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该文书包括两件首尾完整的书信稿件和与此同出的若干残纸。文书内容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书信草稿。《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其人亦是在楼兰鄯善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晋书·张骏传》载：“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李柏向前凉王张骏献计“请击叛将赵贞”。后为赵贞所败，众将建议杀柏。张骏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李柏免于死罪。此书信残纸，即写于李柏击赵贞之前夕，内容与“击赵贞”有密切关系。其书写时间据孟凡人考证，约在公元325年。其人活动时间与王羲之（321-379，一说303-361，又一说307-365）同时代或稍早。《李柏文书》不但是研究前凉时期楼兰史的一个线索，而且亦是探讨楼兰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途径。《李柏文书》书体为行书，作为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而非为创作所谓书法“作品”而书写的文稿，在不刻意求“美”的状态下，最能反映出书写者对书法技能的掌握程度。相对于同时代其他诸多名家之书迹，大都为后人勾摹或伪作的情况来说，《李柏文书》及楼兰简纸墨迹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李柏文书》行笔方圆转折自如，略带隶书遗韵，点划静动相间，结体聚散分明，每字皆具态式而通篇气脉相联，用墨干润结合，呈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活的生命力。《李柏文书》及大批前凉楼兰纸质墨书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在王羲之时代，其帖学书法并不仅仅兴盛于中原和江南地区，西北地区无疑亦是帖学的一个重要的流行区域。
（十）楼兰出土《五月二日文书》
该文书出土于楼兰古城，年代为前凉时期，书写者“济”。孟凡人曾将《李柏文书》与楼兰出土的《张济文书》做以比较，认为李柏与张济在楼兰一带活动的时间有一段是并行的，两者的文书又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似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目前所见的楼兰纸文书中，类似李柏文书的笔法与风格的作品其数不少；所发现署有济逞、张济逞、超济、张超济、济等墨迹亦有多件，这些不同的署名应为张济一人之名或字或号。张济之书作遗存其风格十分近似，书体有楷、行、草等。从其笔法来看，楼兰文书中尚有许多虽未署名的作品，但极有可能为张济所书。据学者们考证，张济本为中原人氏，为避战乱而举家迁居凉州，后张济在楼兰为官，而家属乃居凉州。西晋末年和东晋初年，中原地区战乱频乃，民不聊生，大量民众纷纷流向相对安定的两个地区，一是江东的东晋政权，另一是割据河右的张氏凉州政权。楼兰世属凉州刺史节制，因而迁徙于凉州的中原人在楼兰一带的活动日趋增多。这种人口的流动亦带来了文化的传播，《李柏文书》、《张济文书》以及数百件晋代汉文简纸文书的发现，证明了在此期间由于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交往，在西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楼兰书派的事实。楼兰书派的出现虽与中原文化的输入与传播有直接关系，然而，由于西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等因素，楼兰书派在艺术风格中亦展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征，在中国书法史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五月二日文书》无论在用笔、结体、章法和气韵方面都达到了极为完美的程度，在艺术上与王献之《二十九日帖》有着极为近似的形式特征。
（十一）吐峪沟出土《诸佛要集经残纸》
吐峪沟位于新疆鄯善县，古称“丁谷寺”，西邻高昌故城，为吐鲁番盆地最早开创的一处佛教石窟群。现存约50个洞窟，分布于火焰山吐峪沟两岸断崖上。此地为汉唐丝绸之路要道，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佛教至为兴盛之地，至今尚残存有诸多早期佛教壁画。吐峪沟文书和阿斯塔那文书等，共同构成了高昌书法的主体内容。《诸佛要集经残纸》书于西晋元康六年（296年），1912年为日本大谷光瑞调查队吉川小一郎所掘获，今藏日本。此残纸不仅是吐鲁番地区亦为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纸质墨书书法珍品之一。其书体带有隶书韵味，用笔敦厚爽利，结体自如宽博，神韵闲雅静穆，具有鲜明的西晋书风特征。
（十二）阿斯塔那出土《毛诗关雎序残纸》
阿斯塔那墓地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火焰山下。东邻古高昌故城。吐鲁番地区原为车师前部地。西汉初元元年（前48年）筑高昌壁，魏晋时高昌壁为戊己校尉驻地。前凉建兴十五年（327年）张骏置高昌郡。此后该地为前秦、后凉、段氏北凉、西凉、沮鞠氏北凉、阚爽政权之属地。北魏泰常五年（422年），北凉沮鞠无讳败走高昌，逐郡守而据有其地，自立为凉王，是为高昌立国之始。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柔然灭沮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自此以高昌为号立国，都高昌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为唐朝所灭，改建制置为西州，并为州辖境内置县。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回鹘据有其地，建立高昌回鹘国，至14世纪20年代并入察合台汗国。自晋至唐，千载之间，高昌地区遗留汉文文书颇丰，其中尤以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最多。至今发现之最早文书当属西晋泰始九年（273年）《翟姜女买棺契》。仅十六国时期（304-439年）百余年间之文书，现已发现近200件。古籍《毛诗关雎序残纸》出自该墓地59号墓，此墓出土有纪年文书甚多，时间大多集中在北凉神玺三年（399年）至玄始十二年（423年）。《毛诗关雎序残纸》亦应属上述年代之间遗存。其书法“具有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特征。即从用笔看，犹存隶书遗意；而从笔画顺序及字形结构看，却十分接近后来的楷书。”其书用笔爽利，点画精到，笔致之间有灵动之势，逸秀之美皆洋溢残纸之上。
（十三）阿斯塔那出土《王念卖驼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