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之“阿斯塔那”一词其维吾尔语为“首府”之意，因附近有高昌故城而得名，现为村名。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该村北，因与哈拉和卓村东相接，故又称“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该墓地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占地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迄今为止已发掘墓葬500余座，尚有诸多墓葬还未清理。墓葬年代约在3-8世纪之间。据已发掘的材料来看，该墓地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晋至十六国时期（3-6世纪）；第二期为麴氏高昌时期（6-7世纪）；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8世纪）。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墓葬中均发现有陶器、壁画、文书等。其中第二期和第三期墓葬还出土了诸多砖、石、木质墓表及幡画等。该墓地出土文物已达万余件，对研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揭示汉唐时期西域与内地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王念卖驼券》为1965年于阿斯塔那第39号墓出土，题字纪年为升平十一年（实为东晋太和二年，367年），属第一期墓葬遗存。纸本，蓝色书写，长23．8厘米，宽8．3厘米。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其书法用笔老辣奔放，布白疏密参差，黑白分割自然成行，收放相间，皆在气韵贯通之中，亦有变幻莫测之笔致。结体灵动，点画刚健，书写极为娴熟，乃西北纸质文书中精品之一。有学者指出：“《王念卖驼券》初看用笔草草，似不经意，细观则流畅自然，功夫颇深。升平二字间有游丝连带，兹、驼、罚、显等字因用笔关系出现飞白，使粗细浓淡本甚适宜的笔墨更加富有变化。如将此书与后人所摹晋代书家名迹进行比较，虽用笔不够精到，法度不够谨严，但其爽爽生动之态，率意自然之趣，却颇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残纸所书时间当在陆机《平复帖》或王羲之《兰亭序》之后，应与王珣（350-401）所书《伯远帖》时间相当。南北法书，风格各异又似有联系。江南秀士，但求唯美，潇洒作书，北方烈汉，唯求气韵，飞沙走笔，共同构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多样化的审美意境。
（十四）阿斯塔那出土《沮渠封戴木表》
《沮渠封戴木表》亦称《追赠沮渠封戴敦煌太守木表》、《沮渠封戴赠官木表》、《沮渠封戴追赠令》。1972年出土于阿斯塔那177号墓葬中。木表书于北凉承平十三年（455年），木牍墨书，高24．2厘米，宽约12厘米。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沮渠氏为卢水胡人。卢水胡始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为匈奴、小月氏、乌桓等民族结合而成的部族。主要活动于河西走廊、秦陇及关中等地，尤以甘肃张掖充南卢水一带为主要活动地，因被称之为卢水胡。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后，司马氏政权南迁，东晋时代开始。此后，中国北方为匈奴、鲜卑、氐、羌、羯等民族豪酉所割据，进入战乱与融合的十六国时期。卢水胡沮渠部建立北凉后，曾称蕃于东晋，并与东晋及刘宋保持较好的关系。沮渠氏对汉文化较为重视，由此汉字及其书法亦在北凉得以流行，此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沮渠无讳据守高昌之时。少数民族在西北汉字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此为一例。研究西北书法艺术不可忽视对民族关系的探讨，此乃揭示西北书法艺术美学与文化特质的途径之一。《沮渠封戴木表》即书于沮渠氏据守高昌之时，亦为“北凉体”典型作品之一。其书字形方扁，隶楷笔法相间，刚劲跌宕，劲健自如，使笔如刀，燕尾出锋，偶有撇捺则重笔外拓，点划峻厚，笔连气贯，具有较强的艺术张力。以其书法风格及其作品之年代和相关的民族历史情况来看，我认为该作品极有可能为活动于沮渠高昌国的少数民族书家所书。
（十五）敦煌出土《道德经残纸》
敦煌纸质文书亦称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敦煌写本等。主要是指敦煌所出5至11世纪以汉文及其他文字所书写的文本和少量印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策于莫高窟第16窟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1902年，甘肃提学使叶昌炽发现了这些文书的价值。1907年以后，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及奥登堡等人，相继将大量敦煌文书劫往海外。劫余文书于1909年度藏于京师图书馆。敦煌文书共有约5万件以上，现散于世界各地，如中国北京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以及中国的敦煌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香港艺术馆，日本的龙谷大学、大谷大学等，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等。敦煌文书形制包括写卷、册子本、刻本和拓本。有纪年的文书最早为西晋建衡二年（270年），最晚为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文书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典籍及非汉文文书等。敦煌文书书法艺术具有极高的价值，其早期书法遗存的发现，改变了中国书法史上两晋南北朝墨迹遗存稀少的状况。为客观揭示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实，提供了可信的物证。其大量的民间书家所遗留下的艺术珍品，亦为人们打开了一个独具风采的艺术天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书法的形式和内涵的认识。《道德经残纸》又称之为《太上玄元道德经卷》，据传此卷出自于敦煌藏经洞，今藏于香港。书写于西晋建衡二年（270年），如果此卷确属真迹并出自敦煌藏经洞。那么即可认为此卷乃在敦煌有纪年的文书中属最早的一件。卷未尚有“敦煌郡索紞写记”之题款。历史上的索紞字叔彻，敦煌人，西晋学者，着名占梦家。敦煌索氏世为豪门，《晋书》有载如大书法家索靖等，而同为敦煌索氏的索紞，《晋书》亦有载，列入《艺术传》中。此件残纸法书之笔法是由隶书和章草笔法变化而来，且犹存隶意。其书横画下笔锐利，收笔凝重；竖画下笔沉稳，收笔轻敛。点画圭角清丽，字形质朴稚拙，书风隽遒自然。从原件真伪情况来看，是否为真迹，尚有争议。此类现象在现存之西北文书中并不鲜见，这亦是西北简纸书法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十六）敦煌出土《三国志残纸》
近百年来，在西北丝绸之路沿途，曾发现有晋人书写《三国志残纸》数种，如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纸》，1965年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纸》等。敦煌《三国志残纸》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原件书写于白麻纸上，残宽41．7厘米，高24．6厘米，残存24行半字，行18至19字不等。所书内容为《三国志·吴书·步骘传》部分。今藏敦煌文物研究院。据考此残纸当为东晋（317-420年）时代遗物。书体与同时代之写经体极为近似，横画入笔锐利，收笔重按并略呈方圭。竖画下笔凝重，收笔略显顿滞。撇捺重按轻提，似如钉头针尾。布白结体皆疏朗有致，字形宽窄大小参差谐和。整体风格圆润饱满，依然带有隶书和章草之风韵。
（十七）敦煌出土《正法华经残纸》
此件写经残纸当为晋代遗物，极有可能出自敦煌藏经洞。晋人写经书法常参以隶书和行书意蕴，用笔横画迅猛，收笔含蓄，竖笔重起轻收，撇笔迅疾，捺笔厚重，字形峻伟雄拔，质朴隽遒。此件法书不仅具有一般写经之特色，而且具有独到之风采。其法书规范谨严，点画撇捺运笔娴熟，而意态巧生，情趣盎然，无狂怪之笔，在规矩中创造出丰富的意境。若无超凡脱俗之心态或精良之笔墨，是不可能写出如此精湛的书作的。在西北居延和武威诸地，都曾发现过汉代毛笔，这些毛笔大都为竹杆或木杆，硬毫，笔锋短而健，有笔杆尚刻有制笔者名号。这说明自汉以后，西北制笔业已有专人为之。既有专业制笔者，亦有专业书写者，此皆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民间书法之状况在史书记载中常常缺如，故今人多以无名氏书法或民间书法概称之。然无名氏书法或民间书法却往往反映着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普遍状况，此类书法无虚伪巧饰之弊，有真切鲜活之美，在中国书法史中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十八）敦煌出土《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残纸》
该残纸出土于敦煌藏经洞，书于北魏兴安三年（454年）。黄麻纸，全长37．2厘米。高21．7厘米。书写者署名谭胜，史无载。原件今藏敦煌研究院。北魏时期，刻石书法与墨笔书法皆呈现出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风采：刻石书法蔚成流派，雄强多姿，千载风流，刻工持刀，尚再创造，可谓“刀笔法书”；而墨笔书法真迹可见，其用笔方圆顿错，使墨干湿浓淡，笔画精微之处，篇章气势神韵皆溢于纸面。故石刻与墨迹各有千秋矣。《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残纸》与石刻书法迥异。亦与普遍纸本写经之笔墨爽利、结体严谨书风有所不同，其书含蓄内敛，稚拙多态，线条柔韧，运笔悠然，点画充满神趣，行距舒展，风格奇逸。
（十九）敦煌出土《大般涅盘经卷》
此卷为敦煌藏经洞所出之北魏时期佛经写本。白麻纸，墨书，现藏敦煌研究院。敦煌北魏时期写经书法上承汉代的草隶和章草，下启隋唐楷书，处于汉字发展的特殊阶段。北魏写经书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蕴含着一定的民族、地域和宗教意韵。北魏时期的艺术可以说主要是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而这个时期的宗教艺术如壁画、雕塑等，均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清秀空灵、冷峻神秘的风格，其写经书法尤为如此。《大般涅盘经卷》为佛教的重要典籍，考古发现晋唐时期之此经抄本尤多。此卷书法字形于规整中展示翘丽，严谨里呈现多姿。结体紧密，点画有力，用笔干净利落，方中带圆，道劲洒脱，尚存浓厚的隶书意蕴。整篇结构均匀安稳，疏朗雅致。每字亦有行草笔意的波磔点画，在典雅静穆中渗透着书写者心灵激荡的情愫。
（二十）武威出土《优婆塞戒经残纸》
武威旧称姑臧，在东晋时期为十六国之一北凉首府。北凉为沮鞠氏所建之河西政权。公元397年，卢水胡酋长沮鞠蒙逊拥段业为凉王，建立政权。401年又杀段业自立为张掖公。411年自称河西王，都姑臧。史称北凉。全盛时期辖河湟、西域等前凉旧壤。439年为北魏击灭。历二主，共39年。迄今所见北凉时期书法遗存有数十件之多，“其书写的间架结构和运笔方法有着十分明显的共性：字形方扁，在隶楷之间。上窄下宽，每每有一横或者竖、撇、捺一笔甚长，竖笔往往向外拓展，加强了开张的体势，富于跳跃感。特别是横画，起笔出锋又下顿，收笔有燕尾，中间是下曲或上曲的波势，成两头上翘形式……鉴于此书体在4世纪末期和5世纪前期的古凉州及以西地区盛行，又在北凉的书迹中表现最为典型，故称之为北凉体。”《优婆塞戒经残纸》为北凉玄始十六年（427年）书于姑臧。罗振玉《汉晋书影》收录，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此卷卷六之末段。其书潇洒奇肆，运笔飘然自在，结体紧凑，笔势放逸，点画扎实，如银钩金针，神采四溢，是为“北凉体”之典范作品。
结语
通过上述择要评析，我认为，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简纸书法经历了一个由隶至楷的漫长发展过程，其隶书、草隶、章草、行书、行草、行楷、楷书诸体，各具特色，蔚成体系，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简牍书法的发现，不仅展示出两汉时期西北隶书潇洒飘逸的艺术风采，而且还填补了两汉书法史中草隶及章草等法书真迹的空白，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视觉空间，客观地揭示出了两汉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其纸质文书的发现，不仅展示出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北行书、行草、行楷及楷书多彩多姿的艺术面貌，而且还填补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帖学”法书的空白状态，从而证明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帖学”书风不仅共同流行于中国南北诸地，而且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方面，西北地区甚至还成为书法风格和样式演变的原创平台。由于西北地区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其历史、文化、地域、民族、宗教及交通等因素之影响，因而在西北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简纸书法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和自然因素，形成了以楼兰书风、高昌书风、敦煌书风、北凉书风等不同风格流派所构成的特征鲜明的西北书法艺术体系，在中国书法史中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借鉴资源。
五楼兰、尼雅、营盘织物艺术举要
近百年来，国内外考古学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一带发现的古代遗址已达40余处。其中出土较多艺术品的遗址包括有：古墓沟遗址、铁板河遗址、小河遗址、楼兰遗址、土垠遗址、尼雅遗址、米兰遗址、扎滚鲁克遗址、营盘遗址、安迪尔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雕塑、壁画、简牍、木雕、陶器、铜器和染织品等，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其中所发现较为集中和典型的汉晋时代织物的遗址，当属楼兰、尼雅和营盘三地。
楼兰遗址地处罗布泊西岸沿线，包括编号为LA，LB至LM，LQ，LR等十余座城址、寺院、住宅和墓地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曾发现有佛塔、壁画、木雕及大量的汉文和怯卢文书残纸和简牍。所出土的汉晋时代的织物亦是十分丰富，其代表性织物包括有《赫尔墨斯毛织壁挂》、《晕间三叶花缂毛》，以及多种带有汉字吉祥语的丝织物。
《赫尔墨斯毛织壁挂》为希腊神话中的商业神赫尔墨斯（Hermes）的毛织物头像残片。其造型采用写实性和装饰性结合的手法，以平面的色彩和渐变的层次，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神情。20世纪初此件织物被斯坦因在楼兰LA古城所发掘，今藏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晕间三叶花缂毛》于楼兰高台古墓出土。缂毛亦称为厨，采用“通经断纬”织花法织成。此件缂毛，紫红为地，以黄、绿、蓝等色显花。图案为一较完整的石榴花形，花形之中为一株三叶花，并饰以黄色圆珠纹点缀。其石榴花形下方饰以对称之花朵，右侧饰一排浅红色的竖形波浪纹。实物今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同类的织物在和田山普拉遗址和尼雅遗址亦有发现。楼兰遗址所出土的汉字织锦则体现出鲜明的中原文化特征。
尼雅遗址在今新疆民丰县尼雅河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遗址分南北两部分，其周边较为广泛的范围内亦发现有较多的遗址和墓葬。尼雅遗址包括有寺院、佛塔和民居遗迹等，曾出土过许多带有键陀罗艺术风格的木雕饰品及汉文和怯卢文简牍等。所出土的汉晋织物，内容、质地及装饰手法丰富多样，如《万世如意锦袍》、《蓝白染花棉布残片》、《人物禽兽锦袍》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