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美术有何影响呢？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对于中国美术来说，它是机遇与挑战共存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全球化又给中国美术带来了负面影响甚至危害性结果。在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美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发展的主要原动力，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民族气魄和艺术风采的作品相继问世，有中国特色的新美术正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姿态持续前进。在这个跨世纪的发展进程中，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艺术家们在文化全球化迅速扩展的大背景下，主动参与国际交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积极汲取世界艺术的优秀成分，充实和发展了中国当代美术。这种历史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艺术表现形式、艺术表现技巧、艺术表现类型以及艺术研究方法等方面，尤其是体现在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设计艺术领域，诸如环境设计、空间设计、平面设计、IT设计、服装设计、工业设计，等等。全球化对中国当代美术的一些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化给中国当代美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危害性结果。由于文化全球化的扩张，由于对西方当代文化艺术的误读，一部分中国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们或是有意的或是无知的将西方艺术中的糟粕和垃圾奉为圭臬，他们心甘情愿地尾随西方垃圾艺术的后尘，丧失了作为当代文化人的基本人格和判断力。他们甚至以模仿西方流行艺术和颠覆中国民族艺术为己任，以制造惊世骇俗的假恶丑作品和编造谬论与谎言为荣耀。在艺术观念上，他们以西方的“尿盆文化”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艺术理想上，他们终极的企盼即是西方的评论家和收藏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和人格的收买。从而获取实际的经济利益和虚妄的传媒效应。他们所推崇的“全球化”、“国际化”和“后现代化”实质上是“买办化”、“奴才化”和“自我异化”。这一部分被西方腐朽文化所“化”的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们，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影响虽然是有限的，但危害却是较大的。文化全球化扩张所带来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这两面似乎代表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大旗，把一向不重视社会政治理论的中国艺术界唬蒙了，以为中国社会将一定要沿着阿尔温·托夫勒和丹尼尔·贝尔的现代化——后现代化的历史模式走，中国艺术看来也一定只有沿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路子走了。”正如有艺术家所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媒体掀起的关于“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来势汹猛、覆盖全球的强大的宣传舆论攻势下，一些所谓的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们便极力主张当代中国美术必须纳入西方“文化全球化”运动中去。一时间在中国美术界大有按“西方文化全球化”来覆盖中国当代美术之势。这的确是个事关中华民族美术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
（四）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艺术家如何抵御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如何建立科学的文艺发展观，中国美术界怎样才能够形成和谐发展的模式，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和出路当有何种抉择，这些问题超越了艺术的具体问题，其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所以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必然要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面对文化全球化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近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论着，提出了种种独到的见解和合理的对策。在这些见解和对策中，费孝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为我们应对文化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997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以“文化自觉”这四个字表达了他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反应。此后，他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对“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进行了充分阐述，这一概念也同时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文化自觉”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费孝通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他的回答是“和而不同”。他认为，所谓“和而不同”思想就是要承认不同，但又要讲“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不同”而不讲“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具体表现。
费孝通指出，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当代中国学者对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接榫之处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正如陈寅恪所讲“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钱穆所谓，“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对于当代中华民族来说“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讨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费孝通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它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多元一体”的思想即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多元一体”的思想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的文化态度，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识和欣赏。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费孝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也得到了中国美术界的响应，例如邵大箴在《当代中国艺术与文化自觉性》一文中即指出：“在对全球化这一流行的社会思潮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性。也就是说面对难以回避的现实，我们如何能主动地、自觉地因势利导，采取相应策略和有力措施，使我们的文化在这一大思潮中得到锻炼，获得发展……就艺术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加强我们的文化自觉性，减少和克服文化的盲目性。”
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中国美术理论家和美术家们在近几年来发表了许多颇有建树的论文和着作，尤其是《美术》杂志近年来连续刊载60余期“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专题讨论。实质上即是代表了中国美术界对文化全球化回应的主流态度。中国美术界对于全球化的关注，是与对中国美术话语权的担忧，是对中华民族艺术命运和文化主权的担忧，是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美术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态度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方面。中国美术界存在着认识上的不同和理解上的差异，但是，大多数中国艺术家并不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艺术上的一体化，大多数中国艺术家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坚持个人的直觉体验和真善美的基本理念，赞同艺术文化上的多样性发展模式。可以说当代中国美术界对“文化自觉”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
（五）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理念
当代中国美术的“文化自觉”，实质上是中国美术在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性问题，文化抉择亦成为当代中国美术所面临的严峻课题。近代以来，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了种种设想和观点。事实证明，无论是“中体西用”论或是“国粹主义”观念，也无论是“中国本位”思想或“全盘西化”论，它们都不适合于中国的客观现实，也都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当代，有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依然是人们关注、争议和不断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学界普遍认同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对于当代中国美术的文化抉择应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所提出的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理念。张岱年认为，辩证的综合创造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行之路。所谓辩证的综合创造是指：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原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这种综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辩证的理性选择。这种综合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
“文化综合创新论”在文化创新和民族精神及文化态度等问题上，都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对于创新问题，张岱年指出：“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高度民主、高度科学的新文化。”“创新决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融会中西优秀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对于民族精神问题，张岱年认为，弘扬民族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发展几千年，关键在于有着自己的民族精神。这个精神就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而随着时代的前进，民族精神必然会有所发展有所更新。对于文化态度问题，张岱年说：“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即不可能是固有封建文化的继续，也不可能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移植，只能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在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考察、分析、批判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遗产，也必须考察、分析、选择、汲取西方的文化成就。拒绝继承历史遗产是狂妄无知的表现；拒绝吸取国外的先进文化成就也是愚昧落后的态度。最重要的还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创新。”费孝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与张岱年这一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需要丰富和完善的地方，但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它揭示了中国文化包括中国艺术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普遍规律，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它也必然应成为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文化艺术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
（六）当代中国美术发展问题举要
以上我们从宏观角度综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综合创新”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具体到当代中国美术发展问题上，我们又应对哪些问题采取哪些抉择呢？根据目前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美术的发展现状，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首先是审美理想问题。一个民族的艺术，如果没有崇高的审美理想，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真善美仍然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的主流审美理想。王仲指出：“追求真善美统一是人类的进步本性。只要人类生存着，这种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崇高理想和生命激情就不会熄灭。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这种追求进步的本性推动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不断克服假恶丑。不断向着更高一级真善美统一的目标发展……人类艺术的方向永远是一元多样的，这个元就是真善美。各个时代的正直艺术家，都是在那里充分利用时代的资源，去追求真善美的一元理想，为人类艺术的宝库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精神财富。这个真善美的一元理想，是调动艺术多样个性的永不枯竭的泉源。”有关艺术中的真善美的内涵、价值和意义等问题，中外学界及中国美术理论界多有论着阐述，此不赘言。
其二是人文精神问题。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主要是指民主与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也包含着艺术家的文化修养、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人类的艺术源自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对精神世界的表述。艺术的终极价值仍是以真善美的创造去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而人文精神又是推动艺术终极价值实现的力量源泉。人文精神无论对于民族艺术的发展或艺术家的综合创造能力来说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各民族艺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信念和支撑。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封建主义腐朽文化的影响下，当代一部分艺术家们忘却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真谛，忘却了艺术家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恪守的荣辱观和价值观。他们缺乏人文精神的基本素养，缺乏对艺术审美理想的追求热情，他们将艺术蜕变为金钱与霸权的奴仆或中介，将假恶丑的行为、观念当作自己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这种假恶丑的行为和观念无疑给当代中国美术的文化生态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而历史终将会证明：任何高额拍卖的价格和肆意膨胀的权力以及疯狂异化的表演都救不了中华民族艺术的命。中国美术的发展途径只能是在民主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引导下对真善美进行不懈追求的途径，除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