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摘录完上文之后，随翻阅近日报刊，又见一则奇闻，据《江苏法制报》报道：安徽省五河县第一中学的两名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的校长任命考核，编发手机短信给县里有关部门领导反映问题，却被定性诽谤，不但遭遇降、撤职处分，还被拘留了10天，罚款500元。据这两位教师李茂余、董国平称：“2006年3月，县委组织部把五河机械厂的书记张某定为一中校长人选考核，各方面意见很多，我们也分别向组织部、纪检委和部分县领导反映过问题，张不合适担任一中校长。2006年4月，考核组又组织第二次考核，大有必用张某当校长的意图。我们认为这对一中是不负责任的，本着事实求是的思想，编发了两条短信，想让领导更了解情况，引起领导的重视。”短信内容为：“悲叹县委毁一中，硬把痞子当能人。众人皆明组织过，力保虚名违民情。逃猛浮夸好酒色，注重舞弊善投机。拉帮结派治骨干，差点因他丢示范。”“组织愚丢一中，设圈套对付民众，如此产生校长，太辱人本功德能。谁让一中复杂，组织若诚先查，清除脑中蛔虫，痛改前非服民众。”2006年8月18日下午。李茂余被公安传唤，并对其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8月25日被以诽谤和指使他人发短信为由决定拘留10日和罚金500元。警察带着李茂余进了拘留所，一位细心的警察发现他是县人大代表，立即报告上级。李茂余暂时获得回家的人身自由。9月4日，县监察局给予李茂余行政降级和罢免学校工会主席的处分。9月11日，五河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对李茂余同意行政拘留的决定，从9月12日起，李茂余在拘留所被关押10天。几乎同样的程序，县教育局宣布了对董国平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决定。8月18日，董被县公安局以短信诽谤的理由传唤、讯问。讯问开始即收缴了手机，同时检查随身物品并控制了人身自由，而后对其住宅进行了全方位搜查。晚上10时左右开始审讯，此间未通知家属。8月25日，董国平被执行10天的行政拘留、罚款500元。此后，五河县电视台连续多日播发了该事件的相关报道，并称：“近日，我县公安部门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利用匿名手机短信散布谣言、中伤他人的诽谤案。县公安部门透露，这是一起严重的有组织、有计划、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造谣诬蔑、混淆是非、诋毁他人、攻击组织的违法案件。目前，有关部门已对查明的作案人员给予了相应的处分。”读完这条奇闻后，我又想起了邵燕祥的那句话：“不禁不寒而栗。”
事情还没有完了，2007年2月27日《西安晚报》又刊载了《成都商报》提供的报道《重庆“彭水诗案”又掀波澜：书记免职两月当副局》，介绍了“彭水诗案”的关键人物之一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的情况，有关组织部门对此解释为“正常调动”。“彭水诗案”被称为是现代的“文字狱”相关责任人在案件未查清的情况下，依然被有关部门“正常”重用，那么是否“彭水诗案”和“文字狱”都应属“正常”现象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认为，这种“正常”才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正常”！又过了几日，在《西安晚报》2007年3月5日版又刊载了一条消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称，彭水诗案负责人将面临党纪处分。该副市长还表示，将蓝庆华调任统计局副局长，这本身就是一种处理，蓝心胸狭窄，而一个胸襟开阔的人应对网上意见一笑了之。这个副市长的表态表面看来很有水平，但他这样的“官话”是否说的太轻松了吧？一个人民的“父母官”动用“刑具”收拾他的“子民”，难道就可不受法律制裁，就可“换岗”了事？蓝氏问题难道仅仅是“心胸狭窄”？一个人民“公仆”听到人民反映的意见，难道就可以不做反省，“一笑了之”？说的也许太轻松了！当日《西安晚报》还刊发了一个文图并茂的消息：钟南山说，目前中国对政府部门及各方面工作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突出的问题是下级不能监督上级。对掌权的领导干部缺乏制约。钟南山的话与上述杨敏之的话都说到了问题的要害。
再回到前文所述2006年10月26日的《南方周末》中。此期还刊载了俞评撰《执法机关不能贪吃“嗟来之食”》一文，文中针对山西警方接受兴旺矿业公司赞助800万元购买的警务直升机一事，指出“警务机沾上了企业的血统，是否会生出旁枝斜叶来，真还是不好说。”“谁能保证公益赞助不会异化为权钱交易？谁又能保证执法者不会被不法矿主收买，沦为他们非法开采、瞒报事故的守夜人？权力癌变甚于瓦斯爆炸，死难矿工仅只是官场食物链的最后一块肉。”“执法机关代表着国家行使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就应该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地吃皇粮，而不能贪吃嗟来之食。政府权力必须与企业资本作清楚的切割，才能保持其公正、权威、廉洁、高效的法律人格。政府部门接受赞助和捐赠，与企业互相取暖，只会使其公信力受损，甚至导致腐败。”
此期《南方周末》还发表了严宝康对现今演唱会等旅游文娱体育场所（会）“票价”越来越高，而“赠券”越来越多的现象而撰写的《谁为“人情成本”埋单？》一文，文中指出：“赠券越来越多，票价越开越高，由此产生的人情成本却早由人民大众埋单了。”“对于一些能拿到赠票的人，我想，他们并非付不起门票钱。他们之所以不买票就进景点、进影院、进球场，很大程度上是在炫耀特权，他们将免费看戏免费旅游当成自己应得的福利。权力在缺乏监督之下，就这样变得有恃无恐。”“特权意识加剧社会不公平，赠票泛滥，正是特权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铲除某些人头脑里顽固存在着的特权意识。”铲除“特权意识”或“权力消费”，正如上引杨敏之和钟南山所言，其根本在于对旧有制度的改革。
对于现今社会“卖官鬻爵”现象猖獗的状况，此期《南方周末》亦有关注。石飞在《揪出“官帽店”老板不能放掉店掌柜》一文中指出：“这些官帽店老板、乌纱帽批发商，已不再是一级党委的班长和带头人，完全蜕化或异化成了独立王国的国君。在其一亩三分地上，党管干部变成了小国之君的封赐，一切干部任用条例、程序都是做秀骗人的形式，官职的变更、升迁都以赤裸裸的金钱交换为前提条件，官帽明码标价的丑闻，媒体时有披露。组织部本来是同级党委管理、任用干部的职能部门，然而一旦被卖官书记所辖制，就会堕落为卖官鬻爵的工具，什么组织考察、任职公示等程序尽皆要被腐败染色和扭曲。否则，不听招呼的组织部就要被改组。我们有理由说，在买官卖官猖獗的地方，腐败书记是官帽店的黑老板，组织部长往往是官帽店的黑掌柜。”
关于“官场腐败”问题，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在2007年7月31日的《检察日报》中撰文指出，“官场腐败”有三个特征：第一，官位货币化、市场化；第二，卖官规模化、期权化；第三，卖官稳固化、一体化。对于如何从源头上治理“官场腐败”问题，李景平教授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第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第三，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第四，建立国家预防腐败机制。李景平教授在该文中提出了“官场生态”这一概念，他指出：“一旦人们违背生态运行规律，结果将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
（六）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地区，是一个充满了神秘的土地。百年以来，罗布泊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变迁已成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新疆考察，在阿不旦地区发现了喀拉和顺湖，他误以为这即是闻名于世的罗布湖泊，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罗布泊方位的争议。1900年着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到新疆考察，证实了罗布泊的具体方位，纠正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错误，并发现了楼兰古城，他那死里逃生的探险经历引起了国际学界对罗布沙漠的关注。
自1900年3月28日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岸发现楼兰古城之后，先后有英国斯坦因、美国亨廷顿、瑞典贝格曼、日本桔瑞超等外国探险家在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和盗掘，他们在楼兰遗址、米兰遗址、营盘遗址、小河遗址、尼雅遗址发现了大批古墓葬和古遗址，揭走了大量精美的佛教壁画，挖掘出汉文和早已失传的西域民族古代文字文书，盗走了数以千记的丝织品和装饰艺术品。这些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遗产震惊了海内外，罗布泊的古代文明也逐步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中国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十分关注罗布泊的历史与文化。早在30年代，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了西汉时代的土垠遗址，在那里出土了71枚汉简，证明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发展和中原与西域的交往史实。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罗布泊地区的考察研究一直处于一个停滞状态。70年代至今，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对罗布泊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考察与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
然而，由于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地域十分辽阔，它也因而成为一个生命的禁区，在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地区考察探险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1980年6月，着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沙海中失踪，至今尚未发现确凿遗物或遗骸；1995年6月，也就是在彭加木殉难的15年后，上海探险家余纯顺也在罗布泊遇难。可以说，对每个考察人员而言，走向罗布泊业已成为考验和磨练的代名词。
2003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有幸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凡人等30余位专家学者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组成的学术考察队，穿行戈壁沙漠无人区，历时20余天，行程千余里，对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古城、米兰佛寺、土垠遗址、营盘遗址等诸多文化遗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特别是对新近发现的距今1500年左右的粟特壁画墓做了实地调查，了解到罗布泊西北岸尚有数千座古墓存在的事实。尽管2003年3月《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披露楼兰古墓被盗事件之后，国家加大了对该地文物的保护力度，但被盗古墓的残迹依然怵目惊心。在考察被盗墓葬时，我将散落于地表的汉代丝绢、毛织残裙、生牛皮鞋、木机残件和彩陶残片一一收集，并转交当地文管部门。考察队的专家们也向当地文管部门提出了关于保护楼兰古墓的建议和设想。这次考察活动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考察活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罗布泊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曾是连接东西方政治、经济和艺术文化交往的重要桥梁，与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也是欧亚民族大融汇的一个平台。距今3800年左右的古欧罗巴人干尸在罗布泊的发现，证实了早期西方人东渐的事实；汉文简纸文书的发现证明了中原政权对该地曾实施过行之有效的管理及中原文化在该地的传播与流行的历史状况；佛教东渐在罗布泊地区留下了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艺术遗产都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渊源之一，并在世界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极度干旱的沙漠腹地为保留星罗棋布的古代遗址和遗物提供了绝好的条件，考古发现证明了罗布泊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唯一一处集埃及文化、西亚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等东西方不同文化于一体的文明产物。罗布泊地区文明的消亡，楼兰古国的覆没，不但与社会因素有关而且也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密切关系，它为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难得实例。迄今为止，罗布泊的文化宝藏还远远未能揭开，罗布泊学术考察研究还将是当代学者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随着考察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它无疑将会为揭示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和中国艺术的客观面貌提供新的依据。
十三跨学科对话录
（一）艺术与考古
2006年7月12日，我在工作室中与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宁宇教授就美术学与考古学关系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即兴式的对话，内容涉及到诸多理论与方法及研究现状等问题；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夏、朱尽晖、田荣军、高占盈、林香在场傍听、插问并作了谈话记录，田荣军执笔整理后，曾以《倚重考古学成果重写中国美术史》之题发表于《艺术考古》文集中。现据原记录整理稿，摘要如下。
王宁宇：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体制化的过程中，考古学、艺术学与历史学有一个交互伴生的轨迹；可以说是相互扶持、共同前进的。时至目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无论在艺术学、历史学还是考古学中都早已不是一种引进的“时尚”或“潮流”，而是各个学科研究必备的基本手段了。
李青：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前提。上世纪，中国的考古学运用、借鉴了西方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现实情况，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美术学还没有形成科学化、系统化、层次化、规范化的研究体系。当代中国的美术学迫切需要借鉴考古学等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以促进自身的学科建设。
王宁宇：虽说作为区别于艺术爱好者和艺术史研究的正规历史考古学是16世纪在英国开创的，但起初西方的考古学研究也没有一个系统完善的科学规范，甚或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一股“邪门”的冲动力量在引导——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为了“探宝”、“盗宝”。直到18、19世纪都还有人举债、变卖家产到中东等地挖掘某国王的墓葬以图得到宝藏；结果就有人挖出了出乎预想之外的历史文化珍宝。后来当有了一定的学养储备、产生了相应科学机制之后，西方人意识到这些挖出来的东西是另一种不可估价的“财宝”。于是开始系统性和规律性探索，终于形成了最初的考古学；再经一代一代地摸索、总结、改进，新的理论和新的科技手段不断加入，才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规范的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