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十年“文革”期间许多丧失了良知与良心的人对吴宓进行的批斗、殴打、辱凌和恐吓，从身心上已对吴宓造成了难以治愈的伤痛。斯人悲夫！自从1969年他的腿被摔残后，接着右目即盲，来到泾阳半年多后，其左目亦逐渐失明，几乎成了盲人，有时执笔续作日记，然写出的许多字却是重叠在一起的。更为严重的是从几年前开始，吴宓的精神即出现了障碍。在泾阳时吴宓的神智时儿清醒，时儿恍惚。如在恍惚之时，吃饭前尚问是否要“请示”；闻知外孙圆圆来玩耍，便说：“圆圆这个名字好听，这是我给他起的。”而事实上，圆圆起名之时，吴宓还在西师“牛棚”之中。吴宓在清醒之时，对往事记忆犹新，常与亲属谈起儿时的趣事、旅美的见闻和欧游的感受；他还亲笔开列了那个“学生”周锡光所“借”和“保管”的文稿和书籍的详目，并再三嘱咐吴须曼一定要设法收回。在泾阳期间，他曾口述了少许《自编年谱（1925年）》的内容，由家人作了记录。据说还与王力、吴汉骧通过信。
1978年夏，吴须曼的小女儿王环珠从泾干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正好可以照顾吴宓的生活。吴宓时常鼓励王环珠要努力学习，1977年一段时间，吴宓的身体有所恢复，一有功夫，吴宓便给王环珠补习功课。1978年恢复高考时，王环珠顺利地考入重点大学，此皆仗吴宓之教诲。有一次，王环珠对吴宓说，泾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英语课，吴宓问“为什么？”王环珠告诉他：“因为没有英语老师。”吴宓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教课。”一日，吴须曼的二女婿罗春生去看望吴宓时，见他端坐在靠椅上，便说：“舅父，你靠在靠背上可以舒服点。”吴宓答曰：“我习惯了这种坐姿。”其实，挺直腰板，昂起头颅，这是吴宓历来的习惯。由此在“文革”挨批时，他总是僵直地硬挺着脖子，不低头，为此吃尽苦头。在吴宓的神志清醒与恍惚交错之时，他常常会在夜间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有学者写到：
吴宓先生被送回陕西在他的年老的妹妹吴须曼那里。眼睛是看不见的了，神志一天天昏迷。最后时刻他要吃要喝时叫：“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凡理解先生为人的人会体会出这六个字是严重的抗议，是凄厉的控诉！“我是吴宓教授”意味着我是光明磊落的，我是刚强不屈的……“我是吴宓教授”是已经感到就要与人间永别时用生命的最后的一股力，用最后一口气患宣布自己的人格！
他离世前用最后一丝微弱的声音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包含了多少意蕴，多少血泪，多少生命的挣扎？这也是对那个时代提出的最深沉的控诉！这里正好可以借用一下100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
自1911年1月吴宓先生17岁时离开故里安吴堡之后，其间仅在1961年9月15日返回过一次。如前文所述，那次吴宓是从广州到北京，再由北京到西安，在西安与亲友相会，并应邀在陕西师范大学讲学后，由西安至泾阳安吴堡老家探望亲友。翌年12月30日曾作《怀安吴堡》绝句十五首，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眷念之情。然而这次由重庆返回泾阳后，在泾阳县城居住了一年，安吴堡与泾阳县城虽仅有8公里之遥，但终因身体不佳等原因，吴宓先生却未能再回故里探访。
1978年元旦过后，吴宓感觉不适。到1月14日时，他的食量突然大减，只能喝点羊奶（吴宓在泾阳居住期间，吴须曼老人长期为吴宓订有新鲜羊奶），继而呈现昏迷状，吴须曼和亲友们随即将吴宓送到解放军513医院。16日病情危殆，医生诊断为“双侧颈内动脉血栓形成，呼吸循环衰竭”，经抢救无效，于17日凌晨3时许与世长辞。医院没有太平间，吴宓的遗体即被暂时停放在吴须曼的宿舍内。面粉厂厂长张传真随后即派人（名为长江和秉正的两位职工）和吴须曼及亲友一道用车将遗体运到西安三兆公墓火化，火化之时仅有鲁豫生和罗春生二人各献花圈一个，以示哀悼。火化之后，亲友们将骨灰盒暂寄于殡仪馆内。一代国学大家在他的故乡结束了他85岁的生命历程。
吴宓病危期间，吴须曼曾两次致电西南师范学院，至吴宓去逝后两天，西师中文系严家银来到泾阳，除对家属表示慰问外，并到解放军513医院取得吴宓死亡证明书，当日归去。而吴宓家属要求西师主持召开追悼会之事，也不了了之。此后不久，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召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这个追悼会由中文系领导主持，除古典文学教研室部分教师参加外，外语教研室参加者寥寥无几。追悼会极为草率，会场上放置吴宓一遗照，然不到20分钟追悼会即宣告结束。
吴宓逝世以后，缪钺教授间接得知噩耗，他曾赋诗一首为之哀悼，诗云：
长病幽明隔，交亲五十年。
旧游如梦里，卓节记生前。
藤影荷声夜，黔山滇水问。
平生相契意，追忆泪如泉。
吴宓的九弟吴含曼曾撰一祭文和挽联，兹录祭文如下：
松涛悲号，燕山白头，西望长安关山阻，遥忆秦川泪满襟。白雪笼罩，忆嵯峨而慨叹；清泪夺目，思泾水而呜咽。时至岁首，序属严冬，八秩晋四，亘古稀闻，半壁河山，辛勤耕耘，千万学子蒙受教益。学而不厌，八斗五车何足道；诲人不倦，三千门徒岂堪称，自幼熟习古籍，古为今用；终身钻研红学，红心为国留寰宇，功垂后世。
自1月17日吴宓遗体火化之后，在吴须曼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1973年10月17日吴宓给她所写的那首《示须妹》一诗：“多年不见亦不思，小聚亲人又别离；预嘱焚尸须有待，休急速，重逢恐是命终时。”这首诗写的十分凄凉苦楚，它亦反映了吴宓晚年无可奈何的心境。吴须曼感到，吴宓所说：“须有待”、“休急速”，应是期望沉冤昭雪之日的来临，不愿披着强加于他的许多罪名去见祖宗于九泉之下！然而，吴宓在世之时，却始终没有等到这一天的来临。学者有言：“当专制和腐败弥漫人间，旷世奇才生不逢时的时候，他又到哪里去淘取颗粒硕大的精神晶块？造物主毕竟是公平的，如果杰出人物的精神能量不能向自己的创造物从容转化，他就往往以人格的形式直接显示自己。社会可以阻挠他创造物的形式，却无法禁止他以人的形象来标示历史。”
1978年12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曾是吴宓的朋友或学生，大家在讨论时，谈及吴宓的学术贡献及其晚年遭遇而至今尚未正式平反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旋即由冯至、朱光潜、李赋宁等30多位知名学者联名上书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求为吴宓平反昭雪。此事遂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年6月6日，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吴宓教授的平反决定》，决定指出：
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先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长期受到打击和专政，以年逾七十高龄，历尽种种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终于双目失明，双腿残废。亲属受到株连。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977年1月，吴宓先生获准到原籍陕西泾阳养伤治病，但为时已晚；1978年1月17日，吴宓先生在陕西泾阳含冤去世。
1979年7月，吴须曼等亲属收到了来自西南师范学院的邀请信，信中写到，西师将召开为吴宓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并邀请吴宓亲属参加，人数不限，费用全由西师承担，云云。接到信函之后，在陕西的吴须曼和吴资曼以及在北京等地的吴学文和吴学昭等吴宓亲属即赴重庆。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和吴宓亲属参加的追悼大会，为吴宓平反昭雪。会上西师党委再次宣布，吴宓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吴宓教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吴宓教授的政治名誉，应予恢复。”7月20日《重庆日报》发表了这则新闻。但这一切都显得来得太晚！
1980年吴须曼从泾阳离休后回到西安居住。9月，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吴须曼之弟吴协曼教授携夫人柯翼如自英国回陕，专程到西安三兆公墓祭奠了吴宓的亡灵。1981年，在吴宓逝世3周年之际，吴须曼与亲友一道将吴宓的骨灰安葬在嵯峨山下，并立碑为记。
1987年3月10日，泾阳县政协马富明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历史不会忘记他——吴宓教授最后的日子》一文，开当代吴宓研究之先河。是年4月，吴协曼在伦敦不幸病逝，柯翼如抱骨灰归陕。此年11月，经有关方面批准，吴须曼及其亲属们在安吴堡吴家陵园东北营造了一座墓园，将吴宓和吴协曼的骨灰分别安放于东西冢内，冢前立有书法家陈泽秦书写的墓碑，正中竖立着高元白教授撰写的吴宓和吴协曼二人的墓表。兹录《吴宓教授墓表》如下：
先生姓吴，名宓，字雨僧，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人。生于一八九五年。父仲旗公，名建常，笃学能文；母胡夫人。先生家学渊源，学诗尤得力于姑丈陈伯澜公之教诲。一九零八年陕西提学使咨送入京，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一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着名学者任教授，培养出王力等知名学者甚众。又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等校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一九三零年赴欧洲研究文学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并游学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主编《学衡》杂志。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先生四十岁以前之诗出版《吴宓诗集》，驰名于我国诗坛。解放后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委员。
先生娴于多种外国语言，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独抒己见。先生实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者，亦以此为学生讲授西欧文学，无不乐从敬爱，人才辈出。如吕淑湘、钱锺书、季羡林、李健吾、张骏祥、曹禺、吴组湘、李赋宁等知名学者、作家，皆出其门。
先生爱祖国、爱人民，其诗曰：“热肠濒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抗战后期，学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理论、政策，慨然信服中华振兴。前途光明。解放后系统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世界观发生变化，忠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之流诬陷先生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受骇人听闻之残酷迫害，身体残废，诸病交作，呻吟病榻，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含冤逝世，终年八十有二。
一九七八年冬，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于广州，会中先生朋友、学生甚多，联合函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求为吴宓教授平反昭雪，中央极为重视此事。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西南师范学院隆重召开全校大会，宣布为吴宓教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九八七年十月安葬先生于安吴堡祖茔。
先生贡献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者，功绩卓着，为众所景仰之着名诗人、权威学者。谨述生平事略，刻于墓碑，以垂不朽。
（三）吴宓的文化理念及其意义
季羡林在谈到吴宓的学术与人生时指出：“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太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吴宓坚守的文化理念与他的人生历程一样，始终都充满着悲剧色彩。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于吴宓的文化理念及其学衡派的主张，学界历来评价不一。其中有“会通中西”之誉，亦有“保守复古”之诟，总体评价则多以后者论之。然吴宓本人则自信其见解是多年来研究中西文化，经过深思熟虑的，决不肯随时流而转移。1949年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学界对吴宓的文化理念及其学衡派的学术主张之评价大都持否定态度。然而，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人，却都无法绕过吴宓其人及其所倡导的学衡派之学术主张。吴宓及其学衡派所倡导的文化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不仅不可轻意抹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凸显出了它的深刻意义。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文化面临着全球化挑战之时，吴宓和学衡派的文化主张再度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当代学者们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