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吴须曼自陕赴渝，专程去看望吴宓。据吴须曼回忆：“到了西南师范学院，已是当天下午。我边走边问，找到文化村，这时巧遇曾婆婆，遂领我上了三楼。他（吴宓）的宿舍位于三楼之末，门号为317……见了兄长，不禁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面容憔悴，白发稀疏，但精神尚好，思路亦清。言谈中，他简略地述说了这几年的遭遇，动情之处相对唏嘘！我检视他的衣被，已经陈旧破败，棉袄上的补丁有20多处。对他生活之苦难与孤独寂寞之境况，不知当用何词来安慰他。这个宿舍占地约9平米，屋内除单人床外，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一把旧藤椅，他唯一的家当只有摆在地上的樟木箱和一只小皮箱……和兄长相处的这几天，他带我去拜会了住在另一座宿舍的学院美术系教授钱泰奇一家，还先后在校外他的学生杨溪和贺文彬家做客。有一天我陪他到街上去照相……和他在街上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肴，算做为他的80大寿补寿，但当时的心情却是五味俱全，几难下咽！他的病腿虽然愈合，但步履蹒跚必须扶杖，上下楼或走远些便很吃力。”在另一篇文章中，吴须曼还记述到：“兄妹相见泣不成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36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吴须曼所述去北碚照相馆所照相片，亦即吴须曼和吴宓之合影，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吴宓先生最后的一张留影。此次相见，吴宓将他重写的72页《年谱》稿交吴须曼带回陕西保存。
1974年，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吴宓明确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等等，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次遭受批斗、迫害。这个罪名一直到吴宓去逝之后才得以平反。此年4月，吴须曼之长婿鲁豫生由西安赴武汉出差，应吴须曼之嘱赴重庆看望吴宓，并劝其回陕。吴宓经过考虑后，表示愿意回陕。然半个月后，吴宓又致函吴须曼云：“最后我经过许多天之详细考虑后，我又决定不回西安来了。不但目前不回来，而且决定不迁、不动，就在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一舍三楼317室（妹去年来看过我的这间小屋）住着，一直到我寿终，而在近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入灰瓶。”在这封信中，吴宓还详列了7条不回陕的理由，自言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即是怕回原籍后遭流氓劫害。鲁豫生在重庆所见吴宓之状况，着实让他感到震惊，吴宓衣着极为破烂，白发稀疏，面容憔悴，一腿已跛，一眼已残……凄凉悲惨之状以致使几年后鲁豫生在与同事们谈及此事时，依然是热泪盈眶。
1975年，吴宓请重庆诗友许伯建等抄写《吴宓诗续集目录》。此时吴宓病残在身，一日三餐请北碚曹姓老太照料，来往信函由中文系曹慕樊代读。此间，吴宓在给吴须曼的信中称，最近左眼亦渐模糊了，又有头晕、脑沸耳鸣等状，身边极少有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等等。吴须曼颇感不安，便于此年8月再度赴西南师范学院看望吴宓。据吴须曼回忆：“在文化村见到兄长，一年半后，他衰老了不少。我庆幸他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对他的健康则表示忧虑。时值酷暑盛夏，但他的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以钉封死。我问他何以如此？他答以怕人破门而入。我遂问是谁所说？他说这是重钢五厂工人杨宗富告诉他的；还说：他们是好意，有备无患么！他的安全感如此脆弱，显然不愿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第二天，我陪他到学院储蓄所，取毕款后，服务员告诉他：你的存款已经用完了。后来我问他，补发的工资何以用得这样快？他说，有些亲友和学生目前生活很不宽裕，我便不时对他们接济一些；还说，前次有个过去的姓凌的女生（已经工作），因要去上海治病，急需2000元，我就如数给了她。我说，如今干部都享受公费医疗，如需到外地治疗，得到医生的许可，医疗费即可凭据报销。兄长对此似乎不太了然，沉默少许后他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这个姓凌的此后再未露面。晚间，从曾婆婆言谈中得知：兄长每月领到工资后，总有人来告贷；他还要用钱买回散失了的文稿、日记。她还说，前些日子我到先生房里，见有个年轻人正给他念信，说先生的一个学生因住医院动手术，请他帮助一笔钱，并说钱可由来人带回。我过去一看，他拿的是张白纸，上面根本没有字。我急忙到隔壁找刘老师，却不在家，她的女儿过来，要过那张纸，问是怎么一回事，那人支支吾吾，说不上来。我们把他交给了学院保卫人员。后来让他走了，听说这人姓张。兄长因病残目盲屡受人欺，不觉酸鼻！”“我决定劝他随我回家，但他坚决不同意，告诉我他保存的26本《吴宓诗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十年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特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了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残酷斗争，无情折磨，使他的神经近乎失去了控制。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爱书如命的特点，才这样诈骗他。甚至他手上的一个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也被重庆钢厂那个无赖用一只仅值六元钱的小闹钟换去。又辄被骗走数十元乃至百余元。”
此行吴须曼劝吴宓回陕，吴宓依旧拒绝，其理由仍主要是以前所说过的怕回原籍后遭坏人劫杀。吴宓这种恐惧感来自个别心术不正的人之恐吓，这些人之所以要恐吓吴宓，主要是怕吴宓走后就无法再能诈骗到他的钱财。有人曾对吴宓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因而，此次虽经吴须曼哭求和钱泰奇教授之劝说，吴宓依然不愿迁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十年“文革”宣告结束。然吴宓却病残交加，卧床不起，艰难困苦之境况依旧未有任何改变。
（二）吴宓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1976年12月底，吴须曼收到了贺文彬从重庆北碚辽宁路91号家中寄来的挂号信。内云吴宓卧床已多日，盼吴须曼速去重庆。吴须曼此时在陕西泾阳面粉厂工作，接信后她便立即向厂方请了假，于12月30日飞抵重庆。
当日下午，吴须曼赶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老一舍，吴宓见吴须曼来后，精神为之一振，然其憔悴、困顿的状况却使吴须曼潸然泪下。这个时期，吴宓的病情为阶段性眩晕、四肢无力、不思饮食，其神智已有些迷惘，呈现出轻度的痴呆状。吴须曼对吴宓说：“你有病，需要有人在身边日夜招呼，这次你就同我回老家吧！”吴宓想了一会点了点头说：“好，回吧！回吧！”
得到吴宓的答复，吴须曼感到十分欣慰和激动。旋即找到学院负责人，告知吴宓患病，希望院方能同意她接吴宓回陕休养。院方负责人表示同意后，吴须曼即急电通知长婿鲁豫生，让他偕同王玕火速来渝。同时请院方代买1月8日重庆至西安的火车票软卧2张、硬座2张，并电告在西安第四人民医院工作的二女儿王骊珠，让她届时在西安火车站接应。此后，鲁豫生和王玕便及时赶到西南师范学院，住在西师招待所（现西师大出版社）底楼5号寝室。吴须曼与曾老太亦抽暇整理吴宓的衣物等，将吴宓残存的文稿、日记、书籍等收入小皮箱，将衣服及杂物放在木箱里。此时，吴宓所有的钱仅余枕头下的7分硬币，买车票的钱也只好去预支工资了。
吴须曼此时已年近六旬，她决定将吴宓接回陕西之举，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在“文革”中“红色恐怖”之下，吴须曼在陕西的诸多亲属如其丈夫王俊生、大女婿鲁豫生之家族等，都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而此时，她还要将一个尚未“摘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时又是风烛残年、病残在身、一穷二白的兄长接回故里“活着”，这无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何况吴须曼本人即是个弱势老人。然而，吴须曼没有犹豫，也不畏“株连”，她的此举体现了一种超凡的毅志和崇高的气节。这种毅志和气节也是一般势利庸人永远不可理解的。
1月7日下午4时许，西南师范学院人事处副处长袁明伦来到中文系，告诉正在开会的系党支部书记李世溶、副书记任承估、团总支书记粟多贵和辅导员漆建华等人：“吴宓教授明天要离开西师，到西安养老，来接他的人已在西师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并征求中文系对吴宓离开西师的安排意见，如是否需要派车等（“文革”期间及“文革”末期，凡离开西师的专家、教授都未享受过学院派车的待遇）。经过商议，大家认为应该派车送吴宓去火车站。最后。袁明伦说：“鉴于吴宓教授是西师唯一健在的一位二级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不能让他就这样自己离开西师，就由学校明天早上派车送吴宓教授到重庆火车站吧。”但当时却没有商议是否要派人去吴宓寝室送他。此日夜，学生江家骏到老一舍探视吴宓。
1月8日晨8时，天气异常寒冷，空中飘着小雨加雪。学院派来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已停在了文化村老一舍的门口（吉普车在当时的西师属最好的车子）。吴须曼、鲁豫生、王开、曾老太已在吴宓的寝室中等候，江家骏和漆建华也主动前来送行。据漆建华回忆到：“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先生寝室。我惊讶于先生住处的简陋。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一代名教授吴宓先生的寝室。在只有9平方米多一点的房间里，面对着门窗摆了一张棕红色的单人棕床，左边靠墙放着一个黑色的有背板的四格书架，右边墙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小洗脸架和两把摇摇欲坠的烂藤椅。窗台下放着一张红黑色的两头柜办公桌，桌前放着一把暗红色的木靠椅。一共7样家具。由于房间太小，再加上站着先生、接他的两个同志和我，显得非常拥挤。先生自己的东西就更少得使人吃惊。除了身上穿的，就只有一件黑色旧棉衣和几件衣裳。这些东西放在单人床上，也只占了中间极少的一点地方。这就是一个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全部家当。当时看得我鼻子酸溜溜的。”为了使屋内不致太拥挤，漆建华将两把藤椅搬到了室外的走廊上，然后进屋用一块一米见方的蓝印花布将吴宓的所有衣物包在一起。此时，鲁豫生和王歼用被子裹着吴宓将他背扶下楼，漆建华提着包袱跟随其后，大家一同来到楼下。
中文系办公室副主任陈天池亦来楼下送行。漆建华将包袱放在车上后，再次上楼查看了一下房间，见无遗忘之物后，遂下楼。在楼下，吴宓身着破旧的黑棉袄，拄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棍，站在漆建华的面前，仔细看了看他，问：“你先生贵姓啊？”漆答：“我叫漆建华，刚毕业留在中文系工作。”吴宓即说：“感谢你呀！漆先生！”漆回答到：“不用谢，这是应该的。”这时，鲁豫生对吴宓说：“上车吧。”吴宓即由鲁豫生、王玕和漆建华扶下石梯，送上了车。吴宓上车后，一直都将手伸出车窗外，向漆建华等人频频挥手，并对漆建华说：“谢谢您啦，漆先生！”“再见啦，漆先生！”就此，吴宓在寒风雨雪之中，离开了西南师范学院，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过短暂的宁静与温馨和无尽的迫害与屈辱的北碚文化村。吴宓去逝多年之后，吴须曼曾向西师领导打听漆建华的情况，并说吴宓回陕后还时常念及漆建华临别相送之情。
吴宓和他的亲属们乘座吉普车到了重庆火车站后，天气甚冷，火车晚点，车站没有候车室，鲁豫生和王玕便让吴宓坐在木箱上用被子将他围着，这样静静地等待了10多个小时，直到下午7时火车才启动。此夜，吴须曼一宿未合眼，注意观察着吴宓的情况。吴宓生病卧床已有一个多月，突然换了环境，极不习惯，他不停地对吴须曼说：“须妹你去告诉他们把车停一下。”
次日夜11时，火车到了西安，吴须曼的几个孩子乘救护车已在车站等候。鲁豫生、王玕等人用担架将吴宓抬出了火车站，转乘救护车到达离车站不远的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吴须曼的二女儿王骊珠的家，王骊珠专门借用了同事的一间房子让吴宓休息。翌日，王骊珠请医生诊视了吴宓的病情。医生认为吴宓的病况属老年人常见病，需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吴须曼原打算请医生为吴宓做眼部手术，但因吴宓身体极度虚弱，医生不同意立即做手术，也只好作罢。休息了几日后，吴宓在吴须曼及几位亲属的护送下，乘座一辆鲁豫生的朋友开的车子于1月12日上午到达泾阳县城内。
回泾阳后，吴宓暂时住在位于县城西街吴须曼所在单位泾阳面粉厂的宿舍里。三日后，吴须曼在厂外对街租了高姓人家的一间新盖的民房，吴宓此后即一直居住在高家院子，未曾有过迁移。房东高朋智待吴宓有如亲人。吴宓回泾阳居住的消息还是被一些乡亲得知，他们毫不理会强加于吴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及其他所谓政治问题，不少的乡亲关心和帮助着他。泾阳县文化馆两位干部闻讯后，曾去看望吴宓，然此时吴宓心身欠佳，未能见面。很快就到了春节，吴须曼的丈夫王俊生专程从西安来泾阳陪伴吴宓，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吴宓在泾阳居住期间，吴须曼的弟弟吴资曼、表兄陈之颛、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高元白以及吴须曼的子女和女婿及许多亲友们也都先后去泾阳看望吴宓，泾阳面粉厂厂长张传真对吴宓亦是十分关心。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吴宓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吴须曼还雇请了在当地的解放军513医院的一位河南籍家属专门料理吴宓的生活。吴宓在泾阳居住了数月后，他的健康逐渐有所好转，有时在别人的搀扶下还可以到院中散步。吴须曼老人在1987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写到：“月是故乡圆，人是故乡亲，漂泊六十余载归来的游子，虽未能衣锦还乡，但故乡却伸出双臂，默默地拥抱他。人们无法给他很多的帮助，但听说吴宓教授回乡养病，有关领导和面粉厂的同志，还是竭尽微力，给予照顾和帮助，我们只能对此报以感谢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