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寿先生在治学方法问题上虽然未留下直接的论述材料，但他却以自己的论着和实践成果，呈现出了自己鲜明的特征。对此，许多学者都曾有论述。石兴邦指出，马长寿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很重视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运用，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在民族学研究中，他“不仅限于中文史籍，他借助金陵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丰富的外籍文库，涉猎有关中国和世界民族论述，他都尽可能地吸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着作中，注意运用现代科学社会学的先进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论述问题周衍，论衡得当，他不是从民族学一途去发现，而是融政治、经济、文化和种族诸因素汇于一局，形成论着，卓然成一家之言。”“他常教导我们，研究学问要攻坚，他以攻坚的精神，克服了民族史研究上的一个个难点，建立起一块块丰碑。”彭树智指出：“历史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其特点是以形式逻辑的方法内外考订史料的真实性，因而被称为求真之学。它和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一起，组成治史必备的三要素，又和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这四长汇流，成为史学家根深叶茂的前提条件。马先生（所着《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以碑证史、补史而有所贡献，在于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长期的知识积累，在于他能以专带博、以博辅专，而且能由博返约……必须指出，马先生并未停留在考订上，而是越过了形式逻辑的局限，用辩证逻辑解决碑铭与史书以及关中部族问题的本质和必然联系，因而做出了规律性的结论。”林斡指出：“马先生很重视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并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把中国资料与外国资料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去伪存真，取长补短，择善而从。”“马先生在研究中虽然重视理论和史料，但他的理论是用来驾驭史料的。他不是把理论代替史料，更不是以史料代替史学，而是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然后用科学的理论去驾驭它和处理它，使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故在他的论着中，虽有丰富的资料，但从不堆砌资料；虽有高深的理论，但却没有空洞的教条。”王宗维生指出：“马先生治学，对自己有一系列要求：自己研究不清楚的问题不写，没有新资料新发现的东西不写，研究中总结不出新理论新见解的不写。他常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能行？自己还没有弄清的问题，糊里糊涂写出来，那不是害人？为了弄清问题，一是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料，做过细的发掘、整理；二是广泛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新资料、新线索。”“通过调查，补充和纠正史书记载，然后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自己又有新的发现。我们阅读他的所有论着时，就会看出他的每一论着，都是在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用他得到的新资料加以补充和纠正的基础上写成的，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把问题的研究推向高度。而这种新资料，包括各个方面，如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文献学等领域。”“他撰写论着，很注意文字的表达，一是雅俗共赏，使专家看来不觉其俗，普通人读着不觉其雅；二是很注意中国文化传统，用中国传统的文风表达问题、说明问题，不受西方文风的影响。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八股，还把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作为研究生必读的选文，亲自讲授，以端正文风。他反对在写作中摆架子、以势压人、说空话，而主张摆事实、讲道理，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切忌言过其实。”
周伟洲教授在谈到马先生的治学特点时曾指出：“马先生是国内着名的民族史学家，论着颇丰，自成一家之言，形成国内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派。其特点是：重视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考据学，但又不陷入烦琐的考证之中，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用理论作指导，分析、研究尽可能搜集到的有关史料，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充分利用考古文化资料，应用各门相关学科（如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哲学等）的知识，文字上讲究简洁易懂，力求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深奥的道理，化腐朽为神奇等。”“从他的整个学术活动看，他研究的领域既十分广阔又很深入；在许多方面揭开了我国民族史研究新的一页。他不仅在民族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等民族学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而且对我国北方民族，如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突厥等的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等，如今已成为国际学界中的专门学科，凡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要参考他的有关论着。”“马长寿师的民族研究，是以其独有的学业和努力，融中国史学优良的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一个学派。他的论着无论文字风格，或推理考证，都是中国民族化的。文字简洁，有时带有少量的文言成分，流畅生动；考证精当，重视资料的可靠性，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然而他的论着却没有繁琐的考证、就事论事、艰涩难读之弊；而是引进了西方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科学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与传统的史学方法相结合，充实和发展了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因此，这一结合使他的论着具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时代特征，是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最新社会科学精华相结合的典范。”“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以翔实可靠的史实为基础，史论结合，是马长寿师解放后民族史论着的又一大特色。他的论着既有丰富的史实又有对这些史实的辨析、考证，并力求扎实、严谨、可靠，哪怕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或一个古地名，也要弄清楚。同时，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像传统的考据学一样，仅辨明、考证一些史实。解决历史上一些疑难的史实问题；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对已辨明的史实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一些科学的结论来。”“他经常教育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实事求是，老老实实，严谨治学，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切不可赶时髦，为了个人某种需要而出卖自己的学术良知。他反对那种夸夸其谈，内容空洞，为一时的私利而写作的态度，认为这种成果，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他很欣赏前人所说，作为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方面的功底。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而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说的辞章之学。”“学，是学识，主要是指专业知识。”“识，就是识见、义理，就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得出科学的结论。”“他特别欣赏西北大学老校长侯外庐先生讲的：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即要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任何投机取巧，希冀走捷径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在学习上，他主张既要广博，又要专门。所谓博，就是不仅要学习民族史专业范围内的知识，而且对相关的学科，如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音韵学、姓氏学，以及哲学史、经济史、艺术史、世界史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学一点，知道一点。这样，才能使研究成果更深一些，水平更高一些。所谓专，就是要具备专业方面扎实的基础知识，在专研某一方面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才能融会贯通，左右逢源。否则，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是难以认识和解决的。博专，两者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通过对他的学术活动及对研究生的教学，我们可以将他的治学方法归纳为四个结合：一是旧与新的结合，即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近现代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的结合，形成既有中国史学风格，也有近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方法的新的史学……二是史与论的结合，即是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辨，把史实尽可能地弄准确，这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治学方法；然而，并不停留于此，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从繁杂的史实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或特点，得出科学的结论，即所谓的明大义……三是博与专的结合，即是在学习和研究中，不仅要专，即对专业要深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而且还要应用其它学科，如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结合民族的实际来考虑、研究问题……四是文献与调查相结合，即是在民族研究工作中，除了尽量收集、整理文献、考古资料之外，还应当进行民族实地调查，特别是在研究那些至今还存在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实地调查更为重要。民族调查是马长寿师一生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他区别和高于国内外一些学者之处。”
周伟洲教授为广东开平人，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入该校历史系，师从马长寿先生，攻读民族史研究生学业。1965年毕业后分配至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1973年调入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出版有《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汉赵国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主编）、《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长安与南海诸国》等着作十余部；发表有关民族史、文物考古和中外关系史论文百余篇。这些论着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领域，填补了许多空白，如对中国古代民族敕勒、柔然、吐谷浑、党项的研究等；开创了研究和撰写十方国国别史的新局面；并在中外关系史和中国文化史以及丝绸之路研究方面多有建树。
2000年我考入西北大学西北民族研究所，师从周伟洲教授，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丝绸之路艺术史研究。周伟洲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继承并弘扬了马长寿先生的治学方法，他在讲授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时曾指出，史学论文即是用大量资料来解决或阐述历史上的一个或几个问题。论文的论点需具备或大到社会性质，或小到地名、事件。论点要鲜明，要解决问题，或体现出将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对于模棱两可的问题最好不要急于动笔，但在整篇论述中可有存疑。论文写作不能靠想象得结论，要依靠大量史实、资料进行推论。要古为今用，也要实事求是。论文的论点应是前人尚未涉及或论证不清、论据不足者，从而可充实而出新。然出新不可主观臆断、哗众取宠，充实亦需对前人的论述作深入研究，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应是在尽可能全面而详尽地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广博才可创新。论点要确属自己的发现，沿用他人的观点要注清出处。文献是论文写作的重要依据之一。所谓文献无非是指正史、笔记、文集、碑刻、宗教典籍、外文资料和古文字资料等。使用文献应注意注释版本，同时还应注意对考古材料的使用，并应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对应校勘。考古材料的引用应注明年代和出处。引用文献主要是为论点服务，一般要引用第一手资料，实在找不到的资料才可转引。资料应用要避免堆砌。引文可整段引，也可对原文进行概括，但都需详加注释。理论分析是在占有资料的前提下的分析。论文写作应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注重考据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同时还应尽可能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加强对国内外学术动态的关注。周伟洲教授曾在《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一文中指出：“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因此，在撰写历史论着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论的，绝不可取。”“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着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对于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无疑对于当代中国尚无规范的艺术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实质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虽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学科，但在学术规范上都应是基本一致的，马长寿先生所开创的治学方法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