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一生除学术着述以外，他留给人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即是传存至今的90余册《吴宓日记》。他自1906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到“文革”后期视力不济，难以执笔而辍。他认为写日记是他的“性情习惯”，“是自己对自己作交代，和自己进行着亲切的密谈；重读旧时日记，则宓可得到无穷的快乐和安慰（因此宓要写）”。“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且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对于《吴宓日记》，正如后人所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坎坷曲折的客观阅历的真实记载，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灵魂和情感的艰难求索的坦白陈述，必将传之久远，因为，这是一个真人的真史。吴先生用《日记》见证了历史，历史通过《日记》也确证了吴先生。”
结语
纵观国学大家吴宓一生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术成就及其文化理念是十分丰富、博大的。他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包括红学、诗学、诗词创作、文学史、文学理论、哲学、伦理学、儒学、语言学、历史学，等等。他所写的大量日记，被称之为一代学人的心灵史，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他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作为诗人、学者、教育家和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诸多的文化理念，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都彰显出了独立的人格魅力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并对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其学说或与时流相悖，其立论或有偏颇之嫌，其创作或未达审美之至境，其情感或尚存多余之浪漫，但这一切却都不能遮蔽其精神之光焰。“当我们来纪念吴宓以及与吴宓同时代的另外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固然可以而且应该研究和继承他们曾经拥有并且遗留下来的文化知识，然而更迫切、更根本的，也许更应该是坚守他们那种知识分子的信念与操守，对精神价值的守护和对社会良知的维持。那种永不停歇的疑问和批判精神。”随着当代学界对吴宓着述的整理和吴宓研究的不断深入，吴宓所坚守的人文精神必将愈发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他那悲剧性的一生，实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写照。正如有学者所说，“从某一短暂的时段来看，在权力的面前，文人是软弱的，文化是软弱的。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权力早已灰飞烟没，而文化却还在绵绵不断地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最后的胜利乃是属于文化的。”作为一代国学大家，吴宓“只想君子卓然独立，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后来。灾难虽一次次落到头上，但他一生终还是做到了君子独立的。忠、义、勇、信，在他身上的体现，真可谓人文精神的绝唱”。
四马长寿治学方法抉微
马长寿先生字松龄，又作松舲。1906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在本村读完小学后，考入太原进山中学。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攻读民族学专业。1933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36年转入中央博物院任职，先后在四川大凉山、川西北等地考察彝、藏（嘉戎）、羌等族的社会历史。1942年起，相继在内迁的东北大学（四川）、金陵大学（成都）及华西大学和四川博物馆任教授等。1949年后曾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开始由民族学研究转向民族史研究。1955年调西北大学任教，并筹建西北民族史研究室。在西北大学时期，马长寿先生虽然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干扰，有时他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他却在困难之中撰写了许多论着，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并对清代的“回民起义”和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史迹进行了系统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1年马长寿先生在南京病逝。他的主要论着有《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社会组织》、《凉山罗夷的族谱》、《嘉戎民族社会史》、《钵教历史源流》、《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彝族古代史初稿》、《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资料》及《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等。
马长寿先生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中国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同时，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于马长寿先生的史学成就及其治史方法，学界多有论述。在此我仅从艺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来简述马长寿先生在书法艺术、民族民间艺术文化调查，以及治学方法诸方面的特征和意义。
马长寿先生从不以书法家自居，然其书法艺术特别是小楷行书堪称为当代文人书法之精品。先生之书稿多用蝇头小楷书就，札记随笔之类多以行草为之，其法书功力颇深，尤具晋唐遗韵。其书法点画精湛，法度谨严，从容气贯。先生之书法成就除来自长期的笔墨实践之外，其至关重要的原因，乃是先生之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这亦体现着中国书法艺术的根本特质。中国书法艺术原本为中国文化之表征，文化的内涵乃是书法艺术的灵魂与精神。马长寿先生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达到了娴熟典雅的境地，其实质乃是出自于先生深邃的文化渊源。在当代中国书法家整体文化修养欠缺的情况下，马先生的书法模式无疑对当代书法的继承与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自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文化调查与研究逐已构成了艺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成果仅仅停留于对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的简单描述状态。在艺术的文化内涵研究方面实属薄弱。这种状况也是造成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材料丰富而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克服这种困难的出路，必在利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才能达到对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的科学阐释，从而开拓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之路。在此方面，马长寿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所着之《凉山罗夷考察报告》一书实质上即为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研究树立了一个划时代的方法论范式。在这部着作中，马先生以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文献学、语言学、生态学和图像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人手，结合实地考察，全面而客观地揭橥了凉山地区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它不仅是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的珍贵文献，同时还应是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是马长寿先生1937年和1939年两次考察凉山彝族的学术成果，写于1940年底，原系一部未最后完成的手稿，全部用蝇头小楷墨笔写于毛边纸上，共计50余万字，并附有黑白照片和手绘线描图百余幅。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调查时间较早的凉山彝族民族志着作。学者们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是对凉山彝族长时间深入进行田野考察的科学成果。这部书的写作是立足于作者对凉山彝族地区长达8个月的实地考察。1936年秋，国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联合组成了四川民族考察团，以马长寿、赵至诚、李开泽3人组成，马长寿总其事，赵至诚负责摄影和绘图，李开泽协助调查，并负责文书、会计等工作。1936年12月19日，马长寿一行从南京出发，经重庆至成都，并于1937年1月23日抵达屏山县，开始了145天的彝族地区考察，至6月17日离开汉源县。为了弥补此次考察的不足，1939年12月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又联合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仍以马长寿为专员，赵至诚和李开泽为团员，第二次赴越嶲县田霸（今属甘洛县）考察，在彝区时间从1939年12月10日至。1940年4月5日，共115天。两次考察共计260天。2．该书是一本完整系统的民族志着作。全书原计划为十四章，由于部分章节写作尚未完成及手稿尚未发现等原因，现出版的书共有十一章，其中第一章“凉山罗彝区域纪行”为两次考察之笔记，详细记述了考察经过和作者的感受；第二、三、四章“罗彝之起源神话”、“罗彝古史钩沉”、“凉山罗彝变迁史”是运用民族学方法对凉山彝族历史的研究；第五、六章“凉山罗彝系谱”和“凉山罗彝社会组织”是对凉山彝族制度文化的研究；第七章“凉山罗彝之一生”是对凉山彝族人生礼仪的研究；第八章“凉山罗彝物质文化与技术文化”是对凉山彝族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的研究；第九、十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和信仰”、“凉山罗彝历法与年节”是对凉山彝族精神文化的研究；第十一章“凉山罗彝之故事”则是对凉山彝族民间故事的研究。3．该书是综合运用田野考察资料、汉文文献和彝文文献的科学研究成果。马长寿先生为了完成凉山彝族考察和研究，不仅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相关汉文文献，还学会了彝语和彝文，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学术水平。4．该书是一本对凉山彝族社会深入研究的理论着作。该书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等学科的科学方法，对凉山彝族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及生产方式等进行了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理论和观点。5．该书是一本历尽曲折的遗稿。1940年马长寿先生写完书稿后，稿本一直存放在自己家中，未能付梓出版。经过了60余年的沉寂后，2004年，马长寿先生之子马丁代表家属将这部遗稿交给了马先生的学生周伟洲教授，托其设法进行整理。此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下，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合作组成了“马长寿遗着《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整理组”，李绍明、周伟洲、袁晓文、李锦、且萨乌牛、罗凉昭、耿静等人对该书进行了整理，2006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书将民族民间艺术纳入民族文化体系中进行综合考察和详细记述的方法，对于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