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子云和何正璜先生相识于1987年6月，那时我从日本学习归来不久，在西安美术学院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前夕，院方邀请何正璜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此，我便有幸来到西安翠华南路干休所，拜访何正璜先生。那天，在客厅里见到何先生后，王子云先生从书房中走了出来，他与我进行了简单交谈，然初次见面，我亦未敢有更多的请教，约一刻钟后，他便回到自己的书房休息。他的书房中堆满了书籍，墙上悬挂着他的学生孙振庭所作的油画《我的老师王子云》。在此以前，我由孙振廷的油画作品和其他人的叙说所得之印象，王子云先生应是位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人。但此日相见之王先生乃驼背弯腰、发须散乱、目光深沉、步履缓慢，此时王子云先生已年至90矣。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王子云先生相见。
1994年5月，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画展之时，何正璜先生特意来到展厅参观指导。此时，王子云先生已去逝数年，何先生亦年届八旬。何先生的光临，使我十分感动，当日留下了许多与先生的合影照片。数日之后，何先生托人给我送来了一篇她所写的评论我的文章手稿，此文很快即被《收藏》杂志发表。然而，令我感到内疚和苦涩的是，直到十余年后的今天，我才从相关文章中得知，在90年代初期，何正璜先生即已被检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做过手术。这也就是说，先生在撰写评论我的文章时，实质上已处于癌症晚期了！此后不久，何正璜先生即在秋风落叶之际与世长辞。我当时闻知噩耗后，连夜奔赴何先生家中，然此时已是人去楼空，漆黑的门道里一片寂静……据说家属按先生的遗愿不举行追悼仪式，而将她的骨灰运往湖北抛洒于故里汉川的河山之中。
［附记］何正璜先生所写评论我的文章，原稿未拟标题，《收藏》杂志1994年第2期以《全面发展的画家李青》为题发表。这篇文章是何先生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然我自知自己的实际情况确与先生所言有云壤之别也。在此我谨为寄托对何正璜先生的追思之情，兹录原文如下（个别字句有删节）。
面对李青作品，蓦地产生起一种当年徘徊在青海湖边的感受，那湛蓝广阔的天宇，那烟泼万顷浩淼无边的波涛，那万籁静寂而潮音暗吼的境界，这个不相干却相似的联想，使我久久伫立。
李青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代艺术精英之一。他的祖籍在山东滕州，其祖父李大中将军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在抗战时与日军作过浴血奋战。李青的父母都是长于读写的文化人。李青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后即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1981年他毕业后即被留校任教。1985年他被公费派往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学习。1986年他27岁之时，即在日本举办了个人画展，日本《读卖新闻》、《京都新闻》以及《全日本美术新闻》等都曾对李青画展作了专题报道。《读卖新闻》称：“李青的作品是采用了现代绘画的手法，表达了他对20世纪以来人类的战争、和平及贫困的思考。”《京都新闻》写到：“李青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个人面貌，正如久谷正树教授所说，取得这样的成果，普通人要用10年功夫，而李青都在短时期内得以完成。”1992年李青应邀再次访日，并在日本大阪、京都举办了个人画展，其作品受到广泛好评，并被许多日本友人收藏。
在中国历史上常把有人具有诗、书、画或其他多方面成就的人誉称“三绝”，表彰其人多才多艺之意。对李青来说，他擅长绘画、书法，谙熟现代艺术，且在艺术史论方面执笔立言，这也可能不止于三绝了吧。听说精神文明领域中有“富翁”，李青应是一位精神文明中令人称羡的富有者了。
波涛的活力来自流动。流动才能产生汹涌澎湃。艺术不但靠个人天赋才华，更在于智力流动，首先是相邻艺术间的流动。各种艺术间本来不存在围墙而只有界碑，甲种艺术常能触发乙种艺术的创作灵感，公孙大娘舞剑，曾使书法家张旭草书得到启示；裴曼的舞剑，又给大画家吴道子招致过创作灵感。但是一个人若并不熟悉这种互通的主客两方面的优长和异同，引不起联想，得不到启迪，也就起不到调动自己灵感，以达到智力流动的目的了，而李青看来是具有调动这种相邻艺术门类之间流动互补的本领。
在他挥洒笔墨作出的中国画中，常闪烁有设计甚至油画、水彩画的影子，使一幅幅山水、花卉在保留了传统的气韵之外，格局和表现手法上却跳出了旧的圈子而饶有新意。令人感受到清新的现代气息。
象铁路轨道是并行的两根铁轨一样，艺术工作者的成就，天赋才华是一边，勤奋则是同样重要的一边。李青的勤奋从他密集的成绩系列中可以看出，也可想见他在日本学习时是专心、认真的。他将某些现代艺术的表现方法向国内介绍。可视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珍贵补充。他的作品曾在1989年“全国首届民间美术大展”中获得两项“创新奖”，这即是对他的艺术研究的肯定。
学习借鉴是很重要的，人际间、国际问、有关学科间的互补性很强，人类从来就是在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中取得进步和完善。毕加索就得益于非洲艺术、霓裳羽衣曲也来自南亚恒河。谁能更广泛地掌握知识，谁的视野就更开阔，胸襟就更开朗，就能从容不迫地、左右逢源地产生卓越的作品。
在李青中国画中，常常寥寥数笔，即令人耳际如闻鸣鸣箫声，那种简淡高透的意境，应是从文学中撷取而来。他所作的《高昌晨曦》等作品，能产生令人追念往昔繁华的叹惋，应由于它的命题就来自丝绸之路兴衰的历史。其他一些笔筒而意深的画面，如烟渡江上、高山月夜、春水梯田、寒山夕照等，似无一不来自诗词写意，这本是中国画家们所通用的手法。只是这种闯出艺术专业之间的远结亲，个人文化积淀就要求更广阔厚实，才能得心应手，做到“密成花不见”。而重要的则是构思的创造性，李青正在思潮澎湃地发挥着这种创造性，信念和干劲既是酝酿的催化剂，相信他会一年捧出一罐“桂花酒”。
此外还有两种可贵的产品，也是李青旷阔的浪涛中响亮的潮音。一种是绘画近亲的“书法”。李青写魏碑拙而不滞，而他写草书却又妍而不妖，这种看似朦胧而实质上大有差异的火候是很难掌握的。字和画本是古往今来万千中国人的笔下功夫，有极强的时代连续性和地区的广泛性。特别是极具个性。李青的书法，渗透着他的情趣修养，既有传统的规范，又有时代的风貌，令人感受到了新颖和亲切。另一种成就是艺术史论的着述。李青在艺术创作之余还孜孜不倦的从事研究与写作，这是一种对时代、对社会、对艺术本身更高层次的奉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行见一颗属于新世纪的艺术之星，在浩淼的艺术烟渡中冉冉升起。
三梅一芹与黄文馥
文化的载体不仅仅包括由人所创造的文本、图像、遗迹、遗物等有形物质，同时还包括着具有文化特质的文化人，文化人是文化的活态载体。文化的传播不仅依靠着有形的物质载体，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是通过文化人来进行传播的。文化人在迁徙和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接触，必然以自己的语言（口传文化）与行为（身传文化）即所谓“言传身教”，将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传播，这种方式往往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思潮和文化形态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由人所构成的活态文化载体所具有的传播功能，亦是文化的有形物质载体所不可替代的。我对西北丝绸之路民族艺术史之兴趣的产生，并非仅仅来自于对有形物质文化载体的接触，主要则是起因于聆听文化人之“口述历史”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学习时，梅一芹先生时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黄文馥先生时任工艺系主任。在我本科学习的过程中以及后来毕业留校的工作中，梅一芹先生和黄文馥先生都曾给予我诸多的帮助和教益，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位先生都已作古。然而，他们的人文情怀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梅一芹先生1919年3月2日出生于河北易县，别名一文、益勤，满族。1932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漫画作品，1933年至1936年在易县读中学。1939年1月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年7月转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随后参加八路军，在120师358旅工作，历任《战线画报》编辑、政治指导员、干事、科长等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47年至195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三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甘肃酒泉军管委员会秘书长兼地委统战部长和宣传部长，并负责敦煌文管所的接收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当时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黄文馥相识并结婚。1952年，梅一芹先生在西北大学任副教务长，1958年任陕西省高教局副局长。1962年以后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直至离休。1992年4月18日因病去逝，终年82岁。
如前所述，1939年梅一芹先生和刘蒙天先生都曾在华北联合大学工作和学习。刘蒙天时任宣传干事，梅一芹临时担任炊事班长，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唯一留下记忆的一次接触也颇具戏剧性。某日深夜，刘蒙天放哨回到宿营地后，他便来到炊事班要吃饭，当时早已开过饭，又没有一点剩余的东西，梅一芹便劝他明早再吃，刘蒙天说：“行军走了一天，只是早上吃了饭，到现在肚子实在饿了。”并要炊事班给他做饭。梅一芹说：“班上打去了你的一份饭，没有留，班长负责。”但班长却说已经留在伙房了。这样刘蒙天便和梅一芹争执起来。其实当时梅一芹也知道不论责任是谁，饭是非吃不可。因为在革命军队中，只要条件许可，就应保证战士早、晚吃饱饭，这乃是红军留下的传统。只是当日炊事班的同志都很疲劳，不愿再点火做饭了。最后还是指导员出面，决定让炊事班给刘蒙天做饭。而此时其他炊事员都却睡觉了，梅一芹只好亲自为刘蒙天做了一顿晚饭。正是由于当晚的劳累，第二天梅一芹便生病掉队了，此后由后续部队将他转入120师358旅工作。从此梅一芹便离开了华北联合大学，开始了军旅生涯。后来，梅一芹在一次闲聊中才得知那天放哨回来要吃饭的战士就是刘蒙天先生。或许是一种缘份吧，20多年以后，梅一芹与刘蒙天又走到了一起，他们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友谊，共同为西安美术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至1981年，我在西安美术学院读书时，感受颇深的即是当时西安美术学院刘蒙天院长和梅一芹副院长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对全院每个班的专业优秀学生了如指掌（这或许与当时招生人数较少有关），他们经常出现在教室中，并针对专业问题与学生交谈。我在读书期间，常常受到刘蒙天院长和梅一芹副院长的表扬和鼓励。1981年，杨健健教授带我们班赴南方写生回来后，在西安美术学院举办了全班同学写生汇报展，在此期间，梅一芹副院长看了展览后，曾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这次画展及我的作品作了肯定，并鼓励我能够在专业上有更大的进步。梅副院长与我的谈话被杨健健教授得知后，在画展总结会上，杨老师竟让我首先向同学们传达梅副院长对画展的意见，这使同学们都很惊讶，不知梅副院长与我有何等关系。其实这并未有任何特殊之处，据西安美术学院老一辈教师们称，关心青年、爱护人才是梅副院长的一贯风范。由于这种风范以及在工作中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化关怀的特征，曾使梅一芹先生在过去的岁月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梅一芹先生却从未有过怨言，他晚年在给党组织递交的报告中曾写到：
我自入党到今，我对党是忠实的，意念是坚强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在这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过程中，经过战火的洗礼，各项大的运动，我始终是站在与党相同的立场上，以一名共产党员的立场去工作。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没有违背党的原则、政策，没有个人谋私的事，工作虽出现一些差错，但只要党指出，立刻得以改正。我认为我是按照党的要求，做好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的职责，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目前我已离休，身体不好，智力减弱，手脚不灵活，自身存在许多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分辨，思想上对党的信念没有产生动摇，我对党是充满信心的。
梅一芹的夫人黄文馥先生出生于1924年8月，四川乐山人。1947年毕业于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同年赴敦煌文物研究院从事壁画临摹与研究工作。如前所述，黄文馥在敦煌时与梅一芹结婚后，1952年即随梅一芹先生来到西安，在西安美术学院担任工艺美术专业教师。在敦煌工作期间，黄文馥临摹的敦煌壁画及西北民族图案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收入许多专辑之中。冯骥才在《人类的敦煌》一书中写到：
1946年5月，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画家来到敦煌。这中间许多人日后为杰出的敦煌学者。段文杰、郭世清、霍熙亮、凌春德、范文藻、李承仙、欧阳琳、孙儒涧、黄文馥、史苇湘等人。他们更加生气勃勃，把皇庆寺的大殿作为工作问，将马厩改为宿舍，自己动手磨面粉。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保护工作有规划地展开；洞窑的勘察编号、标记登录工作、编选专题画集的工作、洞窑维修工作、临摹复制工作，很快都见到喜人的成果。1948年8月28日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术展》。展出作品500幅。场面辉煌，声势浩大。蒋介石冒雨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都是热情观众。展出不久，敦煌图案和样式就在上海的轻工业产品上出现，这表明，敦煌样式已成了世所公认的中华文化的象征与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