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1948年《敦煌艺术展》中即展出有黄文馥所临摹的许多敦煌图案作品。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时常听到黄文馥先生讲述敦煌艺术以及她在敦煌时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从而使我对敦煌艺术产生了兴趣。在1978年秋季，常书鸿路经西安时，应黄文馥和梅一芹先生之邀，在长安兴国寺举行了一次关于敦煌艺术的演讲。常书鸿先生的演讲，给听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激发了我对西北丝绸之路民族艺术研究的兴趣。这种研究兴趣曾经左右了我一次重要的生存选择：1986年，当我结束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之际，其时亦有很多理由和条件让自己继续留在日本生活，在那个时期，中日之间物质生活之差距亦可谓是惊人的，几位中国同学全都选择了留在日本继续读书甚或定居的方向，而我却及时回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有什么“崇高理想”之所致，它纯粹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作用。无论是在赴日以前或在日本期间，我始终都无法拂去对中国西北丝绸之路民族艺术的文化情结，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自己必然回到大西北的命运。我回到西安后不久即与西安美术学院赵建科教授一道踏上了西行之路，持着黄文馥先生写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的信函来到敦煌，并在段文杰的关照下，有幸参观了所有经典石窟。离开敦煌到达哈密后，赵建科教授因病返回西安，而我自己则只好一人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进行考察。“那次考察的结果，使我对西域艺术产生了无法忘却的记忆，也成为我后来多次赴西域考察的开端，而西部的大漠山川和人文艺术也成为20余年来我在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中的主要方向。”
作为文化传播的形式之一，文以人传的作用和力量，在某些方面是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的，在艺术的传播和发展中尤其如此。正如钱穆所说：“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只要有中国人在，在其背后则必带有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
2005年夏，我在撰写本书时，曾写下了上述文字，此后，我曾告诉黄文馥先生，如若书稿清样做出后，再呈请审阅。然此书稿尚未煞尾之时，2006年春节过后，惊闻黄文馥先生倏尔而逝，终年82岁。赵建科教授在黄文馥先生的追悼会致辞中说到：“您在艰苦的年代，从敦煌来到西安美术学院，您教书育人，清正廉洁，为人世范，带领我们在这里共同奋斗了数十年。今天您走了，而且永远地走了，我们怀念您，永远地怀念您。”
四卫俊秀与刘炳森
卫俊秀先生和刘炳森先生均为当代着名书法家，我曾有幸与二位先生有过短暂接触，他们现均已作古，回想当年与二位先生的交往，我的内心常常充满了追念的情愫，因记如下。
卫俊秀先生（1909-1998），字子英，笔名景迅、若鲁。斋号正清楼，双开室。1909年出生于山西襄陵县（今襄汾市）。193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1939年在晋遭日寇所困，后脱险西走入秦。1954年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同年10月，上海泥土社出版其着作《鲁迅（野草）探索》，因此而被疑为“胡风分子”，沉冤达25年之久。卫俊秀先生所着《鲁迅（野草）探索》与冯雪峰《论（野草）》和王瑶《论鲁迅的（野草）》论文，被当代学界看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野草》研究的主要标志。卫俊秀的这本论着，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是一本“含有疏证性质的”着作。“书中各篇文字，有疏证，有见解，有说明，有论述。除说明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发挥主题思想之外，并试图对于技术方面——段落结构，人物形象，风格、手法，以及语言运用，有所分析。取材以鲁迅先生的着作为主，并注明出处，以便查考；至引证各家语，也同样加以注明。”对于寓意深奥、较难读懂的鲁迅《野草》一书，前人虽有专论，但首次出现对整本《野草》进行疏证的着作，却是卫俊秀先生这本《鲁讯（野草）探索》了。卫俊秀的这本着作由于写作年代等的局限，不免存在着一些失误和缺陷，但是这本着作在鲁迅研究史上的意义却是功不可没的。这本着作也是卫俊秀先生的心血之作。早在1943年。卫俊秀便着手搜集相关材料，1950年时他才动手写作，经过3年的焚膏继晷之勤，终于在1954年出版。该书出版后不久，全国范围内的“反胡风”运动兴起，卫俊秀先生用自己心血写成的这本专着，也迅速变成了证明他自己“反动”的“文献”。《当代鲁迅研究史》一书曾记述：
1955年揭发、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历史证明是一场冤案，冤案殃及数百人（统计不确——引者注），其中，仅鲁迅研究工作者即有胡风、雪苇、耿庸、吕荧、张禹、卫俊秀等十余人之多（统计不确——引者注）。所有这些“胡风分子”或“准胡风分子”，都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的会议上遭到了批判斗争。被定为“敌我矛盾”者投入监狱，被定为“内部矛盾”者也打入了另册。所有这些人，一无例外地都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他们的鲁迅研究事业被迫中断了。他们的已发表、出版的论着，则成了大批判的目标。例如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雪苇的《鲁迅散论》、卫俊秀的《鲁迅（野草）研究》等，都成了众矢之的。
胡风冤案给中国文化带来的灾难是惨重的。它歪曲了历史，颠倒了黑白，破坏了学风，用众口一词的大批判和行政乃至专政手段，代替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它不仅陷害了胡风，污蔑了鲁迅，更为严重的是它遏制了学术自由，强化了学术专制，同时也扼杀了一大批学人的学术生命。许多学者当时大都正值青壮年，有的人如卫俊秀等刚剐在鲁迅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即遭受厄运，而终止研究。成千上万因阅读胡风诗文、因与胡风或“胡风分子”有联系甚至一般通信关系的人也都受到了株连。这些人轻则开除党籍、团籍，受到纪律处分，重则逮捕入狱、开除公职或下放劳动。在此期间，卫俊秀受到严厉批判，两次抄家，书稿、笔记荡然无存，交被遣送铜川劳教，随后便被开除公职，遣返回山西原籍劳动改造。从此，卫俊秀先生即被迫放弃了具有思想内容的学术研究，而仅仅只能持续着所谓“纯形式”的书法艺术实践。即使是对于这种没有“思想表达”的纯形式的研究，在卫俊秀这样一个身受政治和经济双重迫害的人来说，能够维系而不至其中断，这的确需要超人的意志。
1979年卫俊秀先生70岁时终得昭雪平反，其后他又回到陕西，担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山西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考评委员会咨询委员等。
卫俊秀先生之书法早年得其兄卫俊彦、蒙师张维汉诸先生指点，中学时得太原名家常子襄、田羽翔诸家教导。初习颜鲁公、柳诚悬、何子贞；后转习羲献父子、黄山谷、李北海、王觉斯、傅青主诸家，更拓展于汉隶魏碑。其隶书以《石门颂》、《孔宙碑》为研习重点；魏碑以《石门铭》、《爨龙颜》、《郑道昭摩崖石刻》为书写之范；行书以王羲之《兰亭序》为其旨圭；而草书则多承傅青主笔意。卫俊秀先生之书法观念正如其《自述》所云：“一、作字重视作人；二、与古为徒，与天为徒。习古碑帖，师法造化，二者不可偏废；三、弘扬书法精神，爱国家、发山河之气；四、书法是门学问，是作人的学问。艺道无穷，不读书、不广开思路，写不出境界来。”
卫俊秀先生之书法论着有《傅山论书法》、《谈当前书法艺术的书风问题》等。其书作曾参加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等国内外大型展览数十次。1980年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民族馆作《神游古国》榜书，被定为永久性陈列品。1992年9月，中国美术馆举办“卫俊秀书法作品展”。1995年10月，山西襄汾市政府建立“卫俊秀艺术馆”。迄今为止，先生之书法作品集已有多种出版问世。
1995年12月，我与宁日曾教授在西安美术学院举办书法作品展时，曾邀卫俊秀先生莅临指导，先生不仅对我讲述了诸多书道之理，而且亦对我勉励甚切。1997年冬，我与友人一同来到陕西师范大学38楼1单元拜访先生。在请教先生书法问题后，当我问起先生的学书历程时，先生即拿出桌上的信笺，一边说着，一边写下了一个简历，并找出一份过去所写的《自述》手稿复印件一同赐予我。临别前先生又为我题写了《春云秋月》四字横披。1998年卫俊秀先生在西安病逝，享年90岁。临终遗言：
人生百岁，堪称上寿。年过九十，亦近期颐。中岁以来，颇罗忧患，今日自属大幸。秋风起而草木黄落，自然之理。乘凤归去，乐夫天命，固无须伤悲者也。去春至今，身体日弱，迁延时日，实属意外。设若一日，召我西逝，知之者当为视庆，万勿劳念。
当今书法界诸多学人称先生为20世纪最具成就的中国行草书法艺术大家之一，此说实为中肯，因为在先生的书法中蕴含着一种深邃的文化精神，这本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根本特质；还因为在先生的书法中充盈着一种沉郁的律动，这亦是先生的骨气和人格在艺术中的升华和彰显。正如有学者所说：“他的书法从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壮阔背景中走来，从中国书法艺术优秀传统的深厚积蕴中走来，更从他睿智过人的才赋、含宏深邃的气质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中走来。”
我于1997年冬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之邀，与刘炳森先生以及郭怡孮、王晋元、金鸿均、李雁、王长鱼诸先生一同赴台湾进行艺术文化交流。在台20余天，我与刘炳森先生朝夕相处，从此建立了忘年情谊。
刘炳森先生（1936-2005），1936年生，天津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在校其间即酷爱书法艺术，并加入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其间受教于何二水、郑诵先、宁斧成诸先贤。书法以魏碑人手，渐及唐代名家，尤于颜鲁公法书摹习甚勤。隶书初习《华山碑》，继以《曹全》、《史晨》、《礼器》、《孔宙》、《乙瑛》、《张迁》和《石门颂》等。莫不倾其心力。其所作隶书结构严谨，仪态雍容，骨法用笔，灵动自然，于规整中见奇逸，于细微处见精神。他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在国内外艺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其隶书艺术在当代中国书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2005年因病在京去世。
1998年我在编着《中国书法经典百品》一书时，曾函请刘炳森先生赐写书名。不久即收到了先生的题签及附言。先生在附言中写到：
李老弟：你好！拜个晚年吧。共同的台湾之行，令人难忘。你的大展成功，我表示祝贺。遵嘱涂就字样一纸，现寄上，请哂收，但愿能用。因为太忙，恕我简言潦草。顺祝虎年大展宏图。刘炳森鞠躬1998．2．13。附言所云展览乃指我1998年1月再次应邀赴台在国父纪念馆所做之个人画展。先生墨宝一字千金，为我拙着题签既无润笔可言，还写下了上述谦诚词语，忘年之交，情谊真切，我感念之情至今依然拂之不去。
五牛希渊与刘晹光
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大师与精英的努力，亦需要民间学人的维系。众多的默默无闻的民间学人在文化中所做的种种贡献，实质上都为中国文化的整体建设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石。牛希渊和刘踢光先生皆为陕南人氏，二先生均历经坎坷，一生清贫，无荣华富贵之耀，无呼风唤雨之权，虽名不显于世，然终身志于书道而不渝，刚正笃实而不阿，是为人文之典范。
牛希渊先生1905年生，陕西商县人。1949年以前曾任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国文教师。1949年后曾任安康县一中校长、县政协委员等。通晓诗文，擅长书画，以汉隶书法和青绿山水画最为见长。1987年去逝，终年83岁。
在民国年间，牛希渊先生即为我父亲之国文教师。其时，我祖父由重庆经陕南而至山东，因战事频乃，遂将我父亲暂留于陕南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读书，牛希渊先生当时亦在该校任教。我的父亲如今已年过古稀，对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学时代的人和事大都淡忘，然对国文教师牛希渊先生却记忆犹新。据父亲称，在民国时期，牛希渊先生即以丰富的国学知识和精湛的书画造诣而闻名于陕南。
“文革”尹始，我尚六七岁之时，一日在某单位与数百人一同围观“批斗牛鬼蛇神”之现场会。批斗会开始后，忽见二壮士左右挟持一女青年飞奔登台，按女子跪于台上。遂又登台一手持削发工具之男士，以极为熟练之技能刹时即将该女子头发剃为“黑线头”（将左右两边头发削尽，仅留中间一条形黑发，“文革”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造型艺术”）。于是，台上台下之欢呼、雀跃、嬉笑之声与那女子挣扎哭喊之声汇成一片。那时我年幼，心中只觉恐惧惊愕，故印象至为深刻，以至时隔40余年之后的今天我仍不能忘。在此事件过去数年之后，“文革”末期之时，我竟在牛希渊先生家中见到那位曾受辱之女子，方知她即是牛先生之女儿牛兰英。
我上初中之时，已至“文革”末期，其时父母在“五七干校”劳动，学校常处于半停课状态，我闲散无聊，又重新开始玩弄以前由我父亲所教临写“大字”之游戏。在此期间，我认识了比自己大数岁的牛谦才兄，牛谦才此时已在安康建筑公司工作，他与牛希渊先生或有远亲之关系。谦才兄待我甚是诚挚，他在单位做宣传工作，常将单位的颜料和纸张予我，在那个物质与文化都极为贫乏的年代，这种帮助真可谓雪中送炭。一日，谦才对我说：“你习字画画。何不拜个老师？”我说：“我不认识人，谁又愿教我这个中学生呢？”谦才便说：“过几天我带你去见牛希渊。”数日之后，谦才果真带我拜访了牛先生。此时，安康“武斗”结束不久，牛先生之家园已被焚毁，故暂寄居于亲属之一老宅之中。见过先生之后，谦才说明来意，先生表示愿收我为徒。此时。先生已年逾六旬，我尚十余岁少年，在人性泯灭。文化殁毁之时态下，先生尚能接纳一个中学生为徒，着实让我感到意外。然此时先生之境遇实为艰难，心情亦尤为郁闷。当日，先生说到：“文革大火将我的宅院烧毁，我不心痛，我心痛的是我那多年的藏书被毁之殆尽。一个社会如果践踏文化、轻视教育，那将是最可怕的。”先生说此番话时，脸上呈现着痛苦与愤怒的神情。或许牛谦才与先生有亲属关系，或许我当时尚是十来岁的少年，故先生才敢讲出这样的话语。这些话语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