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认为：“研究历史提出成绩，只有正确不正确与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无所谓前进与落伍的问题。正确不正确的唯一判断标准在证据是否可信，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合乎事实，或近乎事实；价值的判断标准又更进一步，除了正确之外，还要看你的工作成绩，在这项问题研究上，是否比过去他人更进了一步。若是你的工作成绩虽很正确无误，但那个问题别人早已解决了，你提出的成绩只和已有成绩一样或更低一层，那就仍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说落伍，这样的成绩应可说落伍了！至于是否接受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与价值判断并无必然的关系……其实研究历史，只要能产生正确有价值的成绩，采取任何方法都是一样；主要是在成绩表现，不在方法的新旧。”即使采用了最新的研究方法，但不能产生正确有价值的成绩，仍是无用，功夫白费。治学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也应该是无止境的。治史仍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流，以解释、论史为辅助。找出史实的真相写录下来，可以永远于人有用，即永远不算落伍。
其次，严耕望还就读书与藏书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经验。关于读书，严耕望认为对于青年学人来说，由于自己的学术基础尚未巩固，因而千万不要滥读书，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经典着作来读，万不可常看品质低劣的书。因为自己辨别的能力尚不够，很容易受到劣书的影响，走不上正轨，或者只是铺陈材料，毫无创新；或者更是走到歪路上去，虚浮浅薄，随意胡扯。“现在书籍太多了，工作也更精细了，无论记忆力强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专凭记忆来做学问，必须在阅读的同时，选择与自己论题目标有关的内容动手抄录，记忆反居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内容简短或极重要，要须节录原文；内容太长或次要，就当摘录要点。在摘录的同时，就要考虑到此条的作用，以一两字识之，或在原文重要字句旁作一记号，以便将来应用时触目即知其用处。一旦材料书阅读完毕，即可运用这些抄录的材料作分类排列，逐章逐节完成。”
关于藏书及购书问题，严耕望说：“我自少年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有经常逛书店的习惯，明明知道没有什么好的新书可看，仍然经常去看看，这不但是我消遣的习惯，而且认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也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这是与学术世界随时保持接触的一个方法，同时也是购存图书的一个有效方法，一本有用的书，苦不及时买来，迟几天可能就再也买不到了！”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严耕望认为，自己多购书也很重要。“书非借，不能读”，诚然也不错；但基本书籍，包括基本工具书，就必须自置。因为自己的书，看时可就内容要点自作标识，又可标记某卷约在何册，以便临时翻查，比较容易。尤重要者，基本书籍随时要用到，当写文章临时碰到问题要检查一下，或核对一下，自己有书，可能几分钟之内就可解决。若要到图书馆去查，纵很方便，也要浪费十倍以上的时间。有时以为问题不大，不免马虎，懒得费时去查，就可能出毛病。吴宓曾对陈寅恪购书方式有所评述：“陈寅恪君之豪华，第一表现于购书。前言，此间只有梅光迪君购书甚多。宓购书，只计划为回国后讲授某门课程用者。独陈寅恪君则主张大购、多购、全购。陈君初到时，云：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先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之CambridgeModernHistory（《剑桥世界史》）十余巨册全部购来，续购之CambridgeAncientHistory（《剑桥古代史》）及之CambridgeMediaevalHistory（《剑桥中古史》）共约十巨册，成一全套（按，陈君后专治梵文及波斯文、阿刺伯文，等，则购书只限于专门，少而精。不同以前之办法矣）。”实质上，当每个学人一旦进入到一种较为规范的研究方式之中，那么，与此相适应的科学的读书、藏书及思维方式亦必然会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相当的研究材料，要在学术上（哪怕是一个细小的学术问题）有所创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相应的学术生活习惯和学人处世态度，要做好学问亦是不可能的。
着名学者余英时曾撰文曰：“我亲切地体会到耕望是将全部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余英时的这段话应是对严耕望的学术人格最真切的写照。
三读岸根卓郎《文明论》
岸根卓郎先生为日本着名学者。1927年生。1951年毕业于京都大学，获博士学位。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他有幸成为日本着名学者园正造的关门弟子。园正造的弟子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都曾先后获得诺贝尔奖，园正造在数学、数理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给岸根卓郎带来了极大的教益。此后，岸根卓郎先生长期从事系统理论、统计学、情报学、森林经济、国土政策、经济管理和文化学研究等，学术研究范围广泛，成就斐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其代表着作有《理论应用统计学》、《新型国家的创造》、《国土政策的权威》、《通向明天的选择》、《宇宙的意思》和《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以下简称《文明论》）等20余部，不少着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岸根卓郎先生曾任日本佛教大学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曾多次应邀在北京大学和南京、西安等地的高校讲学，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92年春，岸根先生应陕西省文化厅邀请来西安访问时，经日本友人的介绍，我在西安人民大厦拜会了岸根先生一行。同年夏季，我应京都造型艺术大学之邀在京都举办画展和讲座时，岸根先生特意为我安排了招待会，从此我与岸根先生结下了忘年友情。其后，我与岸根先生多有书信往来，先生还为我的书房题写了“观云阁”榜书，并多次给我寄赠他的论着，《文明论》即是其中之一。
《文明论》一书为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岸根先生在该书中“对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进行了探讨：即在整个宇宙发展、演化的宏观背景上勾勒人类文明的发展轮廓，结合现代科学如统计学、生物工程学等，进行了多方论证，提出了新颖的论断：人类文明是受二极对立周期交替的宇宙法则和熵定律支配的，以800年为周期，人类东西方两大文明不断地进行交替，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复兴，西方文明衰亡的世纪。”他的这种结论具有相对论和二分法的思维特征，而后来季羡林所提出的中西文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回规律说大体上亦与岸根的观点是一致的。对于这种“文明周期论”，学界虽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它却为人们提供了从另一角度看待人类文明的视野。本文依据《文明论》一书将岸根先生的观点摘要综述如下。
文明之所以有现在，是因为有过去。文明之所以有未来，是因为有现在。即文明的所有的过去都是已经过去的文明的现在，文明的所有的未来都是即将到来的文明的现在。也就是说，文明只是在于现在的文明的过去，只是即将发生于未来的文明的现在。因此，文明也不过是把过去作为现在，把未来作为现在地存在着。
根据文明的历史研究和未来研究，可以证实文明的兴亡。当代西方正在由兴盛走向衰亡。而荣枯盛衰是世间的常理，这种现象是宇宙法则——熵定律在人的生涯和文明的生涯中的体现。宇宙的基本法则在于二极对立、反复地进行周期交替，这即是“二极对立型周期交替的法则”。人类文明如果仅有东西方中的一方文明，而不能世代交替，那么人类的文明也将走向灭亡。“有了对立面的存在，才会有自己的存在”。这种“文明兴衰法则”是历史的必然。21世纪将是东西方文明交替的时期。可以预言：21世纪无疑是西方文明的黄昏，东方文明的黎明。
但是，正如人类的男女只有互相承认其等价性，才能永久存续一样，东西方两种文明也只有互相承认其等价性，才能够长存。即使文明形态不同。也绝不能追究其不等价性。任何文明都绝不可能是独占所有价值的文明。西方的科学世界观与东方的精神世界观的融合，将要开辟出一条“新文明”的道路，这即是“新文明论”所要论述的内容。所谓“新文明论”即是说：人类文明的周期交替作为“看得见的世界”为历史事实所证实，背后必然有起支配作用的“看不见的世界”，只有这个“神秘世界”，才符合作为宇宙法则被宇宙的能量节律所支配的“二极对立型周期交替法则”，这也即是“熵法则”。
宇宙的基本规律是二极对立型周期交替法则与熵定律，这个宇宙基本规律支配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因而可以将研究在人类文明方面宇宙法则以任何形态显现出来的史学称之为“文明论”。人类文明以东西方文明交替的形式显现，文明在一方消失时，就必然在另一方再生，并发展成为新的文明。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文明中存在的宇宙规律的称为“文明论”。可以将文明论定义为：文明论是发现体现在人类文明方面的宇宙规律的史学；或者定义为：文明论是发现存在于宇宙与人类文明之间的规律性的史学。
岸根先生认为，人类的东西方文明的大周期变动是受太阳活动的800年周期支配的。人类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2000-2030年的30年之间，气温将上升，其后气温显着下降。在2110-2140年的30年间，出现小规模的冰川期，全球气候变冷，将引起全球动荡。这个时期恰好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替期。“在公元400-1200年之间，中国的3-13世纪的中世文明和西亚、北非的萨桑王朝、伊斯兰文明与日本的飞鸟奈良文明同步，创造了当时的东方大文明。这可以说准确地证实了在若干个地区文明同步时，将发生大文明的高次谐波。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东方文明的高次谐波期前后，发生了全球规模的大动乱，以此为转机实现了东西方文明的转换，那个时期恰好与伴随着太阳活动的800年周期地球规模的寒冷化相吻合。即以公元400年之前的大动乱为转机发生了东方的各地区文明波的同步，出现了当时的东方大文明的高次谐波；以公元1200年以后的大动乱为契机，东方各地区发生了混乱，出现了当时的东方大文明的低次谐波。那时，西方文明波出现了与此相反的节律。因此，在此值得强调的是，人类文明也在宇宙法则尤其是周期性之下。与此相关联，呈现出具有一定节律的文明周期（文明波）。本书将这个事实即文明的周期变动（周期交替）看作文明钟，称为文明周期法则或文明兴衰法则。”岸根先生指出：“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生物钟存在于生物的各个细胞之中，这在现在来说，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一点在考虑文明钟（culturerhythm）时也是极有参考意义的。以我个人之见，人类的文明钟蕴存在人类各个人体之中。”“由历史事实可知，东西方的大文明钟也具有绝对时间，即使外界环境因素发生变化，也能维持800年的周期。”
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DNA与其他所有动物和生物的DNA基本构造完全相同。这意味着万物的生命无疑可以“归一”，“万物共尊”的东方思想也在此找到了根据。科学家还发现，随着环境的变化，DNA也会产生变化。也就是说，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沉睡的基因就会觉醒，相反正在活动的基因则进入沉睡状态。人类的文明也是如此。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通过调节基因的启动来改变各民族的外貌、性格和思维的方法，由此而改变各民族的文明，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例如盎格鲁·撒克逊原本是居住在德国西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及朱特等西日耳曼民族的一部分。公元5世纪，他们迁居到环境不同的英国。以后产生了与居住在大陆的相同的西日耳曼民族的德国人完全不同的思想，并由此各自产生了内容完全不同的德国文明和英国文明。以此类推，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历经几万年分别居住在环境显着不同的东方与西方的人类，为了适应各自的环境由调节基因的启动改变了其外貌和行为类型，分化为现在的所谓东方人与西方人，并各自创造了不同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由此可以证明，宇宙的法则通过人类的DNA贯穿于人类文明之中。
在宇宙法则与生命法则的关系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生物的右脑和左脑既是二极对立又是互相补充的。科学研究表明，男性倾向于左脑型，女性倾向于右脑型。不仅如此，东西方人的脑功能也有差异，西方人倾向左脑型，东方人倾向右脑型。由此产生的西方人与东方人“思考方式的不同”，则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左脑型西方文明与右脑型东方文明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但是东西方文明却又存在着二极对立互相补充，互相交换着他们的作用（文明），这即是“东西方文明的周期交替”。
岸根先生认为：“在宇宙的法则之下二极对立的东西两种文明不可能同质，假如一定要同质化，那就会走向毁灭人类文明的最危险的道路。”“各民族都具有只有用本民族的脑才能创造的固有的文化和文明，只有使其永久发展下去才能保持人类文明的永久发展。因此，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各民族只有不陷入各自的互相模仿，坚持东西方文明的二极对立，才能使人类文明永久发展下去。”“当西方人以其擅长的逻辑、计算、分析等为基础，以所谓科学为代表的左脑的机能占优势的左侧文明与东方人以其擅长的综合性、空间性、感性和艺术性为基础的右脑的机能占优势的右侧文明，坚持各自的方面、互相合作的时候，人类文明才能繁荣并永久地存续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大脑生理学上来讲，左右任何一侧的大脑活动会抑制另一侧的大脑活动，像现在这样右脑型的东方人完全倾倒于左脑型的西方人的文明，结果终将导致右侧文明的衰退。”岸根卓郎强调要“互相尊重不同文明的重要性”，而且在各民族创造、维持各自的本土文明、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问题上，还应该牢记母语的重要性。事实上，“西方人为获取东方人的智慧，不管怎样努力也决不可能产生东方的独创成果；相反，东方人为获取西方人的智慧，无论怎样努力也决不可能产生西方的独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