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从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的角度来推动民主与科学的进步，它们都具有相对独立而不可取代的价值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既有独立性又有联系性的辩证关系。鲁迅在思想文化中的呐喊与抗争，对唤起民众是有着深远的意义的。不仅如此，他还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与现实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正如学者们所说的那样，鲁迅始终认为，改革对于文化和社会来说，都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他深感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面对中国的历史，他“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面对中国的现状，他更感到“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1925年，鲁迅即指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对他，扑灭他！”1934年，他又说到：“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的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他认为“不革新，是生存也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即1935年，他在《从“别字”说开去》一文中仍然坚持他的“从古迄今，什么都在改革”的看法，认为“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同时，鲁迅也深感改革之艰巨与不易。他在《华盖集·补白》中指出：“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他在1934年发表的《偶感》一文中再次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人中国，便如落人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工具。”对改革来说，鲁迅认为最不易的依然是对“国民性的改革”，为此，鲁迅奋斗了整整一生。
在鲁迅生前和他逝世之后直至当代中国，他始终都是一个倍受社会关注、评说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些关注、评说和研究中，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极端的“神化”；有客观的研究，也有肆意的曲解；有高度的赞扬，也有恶意的谩骂。这种种现象只能证明鲁迅是位真实的人而非超人的神。诸多学人所提出的种种批评和质疑，如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鲁迅并不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家，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看，他是不合格的……如此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为人们客观而全面地认识鲁迅提供了新的启示，对于这些观点，我认为既不能完全赞同，也不能完全否定，探索与争鸣才能让人们走近真实的鲁迅。然而，无论如何，鲁迅及其鲁迅精神却无疑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最为珍贵的资源之一。而鲁迅的思想价值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正如学者们所说：“鲁迅是一个博大而复杂的精神载体，他的身上乃至他的思想中充满了差异与悬殊，甚至充满了悖论和矛盾，这些都足以拒绝任何一种试图统一起来的观照……对于鲁迅这样一个精神资源主体，要作这样（统一）的抽绎既无必要也不现实。鲁迅的博大与深刻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体现在为我们所把握了的条分缕析的学术表述中，而是包含在鲁迅这一思想主体、创作主体和行为主体的全部丰富性之中，蕴含在用鲁迅这个名字作代表的整个精神资源的富藏之中。”“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的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由于人们是从现实的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经济冲突的焦点之中理解鲁迅精神，鲁迅事实上已日益成为一种生活的批判性力量，鲁迅精神的现实性理解正在建立起来。”“鲁迅研究既是作家、思想家的研究。同时又大于这种意义的研究……鲁迅已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民族的镜子。鲁迅研究，除了把握鲁迅本身的价值之外，就是通过这一面镜子，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包括它的历史面貌（特别是近代中国的时代面貌）、历史变迁、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艺术命运等等，更概括地说，就是通过研究鲁迅而研究中国，透视中国历史、社会及其文化的总面貌，这就是鲁迅研究的真正本质。因此，正如研究中国是无穷尽的一样，鲁迅研究也是无穷尽的。”“鲁迅为我们在铁屋子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他还来不及做更多的事情就劳累而死。开一扇窗户就会耗尽一个人一生的能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国情。”“鲁迅逝世的时候，告诉妻子和孩子、朋友和学生，忘了我，好好生活。然而，我们仍然无法忘记他，我们依然难以好好生活。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还在不断地谈论着鲁迅，似乎在前辈中只有鲁迅可以如此长久地被我们所谈论。我们之所以要谈论鲁迅，根本原因是他的对立面变得更加强大了。我相信，被后人谈论并不是鲁迅的骄傲，而是鲁迅最大的悲哀。”
二读严耕望《治史三书》
严耕望所着《治史三书》被学者称之为“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目前“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治史三书》）者则不易多得”。严耕望在该书中谈到了许多治学方法和治学规范问题，“在在都是切身的甘苦，没有装腔作势故作大言的矫情”。于学人乃裨益良多矣。
严耕望指出，治学要“专精”，也要“博通”。然旁通其他学科，亦要合理利用，不可机械结合。其他学科之“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同样都有局限性”。艺术史研究何尝不是如此。例如近年来，图像学研究在史学界颇受关注，图像学之科学价值亦无庸置疑。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说：史学家不应一味地把视觉图像当作严肃的历史分析的基础，这类材料不能替代真正的历史思考。而图像的遗存或发现又有着极大的偶然性。那种企图仅以图像史料来揭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愿望，则显得更为偏颇。而作为艺术史学中的图像研究来说，图像证史的目的则无疑应是以图像来证明艺术的历史，而并非其他。
严耕望说：“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着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他指出要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并指出：所谓“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例如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这里面包括都督府建置问题、州府僚佐问题、郡县制度问题、北魏军镇问题、领民酋长问题、诸部护军问题、北周总管问题，还有其他较次要的种种问题。我为研究这个广阔的问题群，自然要将这个时代的重要书籍全部看一过，始能下笔。事后估计，连看书抄材料，到撰写完成，一共大约费了三年多四年的时间，把这一个广面所包涵的各种问题都仔细的探讨过，完成一部可观的大书，而且对这一时代也有个全面认识了。”
2005年6月，有学人在西安看过一些唐俑后问我：“何以唐仕女俑多以肥为美乎？”我顺口答曰：“隋唐关内多胡人也。”然胡人是否多肥健，其实我心中并无太大之把握，当时仅凭我以前所见有关材料之感受而随意言之。近读严耕望《治史三书》，尚知有关“胡人肥健”之说，文献亦有载也。严耕望写到：“《新修本草》一七蒲陶条云：蒲陶……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本注：魏国使人多赉来……此国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这条材料显示北朝人或许指鲜卑人多肥健；至于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蒲陶，则不必深论。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好像把唐太宗绘得很肥胖，大概因为他本有胡人血统？”严耕望指出，关于“胡人肥健”之文献记载有可能仅见于《本草》一书，而正史缺如。由此可知“旁通”在治史中的要义了。
严耕望指出：“研究问题，搜集证据，在脑海中要时时记住纵的时间与横的空间，即年代与地理区域。时代不同，只能作比较作参考，不能混为一谈。时代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点或许大家都较明白，较少疏忽；但地域不同，一般人就比较疏忽。中国地方大！在历史上同一时代中，不同地区情形差异往往很大，所以更要注意。不幸一般学人多忽视地域性的差异，有时就不免有以偏概全，或张冠李戴的毛病。”年代与地域问题，在艺术史研究中尤为重要。无法确定年代的艺术文物，往往只能作参考性的材料来使用，其学术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地域不同，其艺术风格当有一定差异，这亦是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对于使用文献资料的问题，严耕望指出：“我们一般人治史当然无特别目的，但乃不免主观，也不免欣喜自己意见之能成立，虽然作者并无曲解的意图，但为欣喜自己的意见的意识所蒙蔽，无意中也会犯了抽样作证的毛病。而且犯这种毛病的人极多，个性强、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他还指出，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的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严耕望认为，将“充实而有光辉”（杨联陞语）与“精细而能见其大”（胡适语）作为史学论着的标准，是极为恰当的。他指出：“写论文局促于琐碎材料，为其所困，固不好；专门表现有魄力有才气，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说人所不敢说，但脱离材料的支持，更要不得。”这种“要不得”的文风，在当代中国美术学界依然属于“上风”。“充实而有光辉”。“精细而能见其大”，亦应为科学的艺术史论着的标准。
严耕望在谈到论文撰写时，以书画创作为例作以比拟，指出：“史学论文最重要的是搜录材料，等到材料搜集得很完备时才开始撰写，这样可以一气呵成。写成之后，只能续作补订；若要大改，就很麻烦。此如艺术品一般，绘一张画，写一幅字，布局着墨，都该有一定意趣与匠心；绘成写成之后，若要改动，一定很难显得完善。写文章也是如此，运用材料作实证的文章更是如此。若是写成后发现反面证据，改动势必较多，更是牵一发动全身，就很困难。尤忌找到一点材料，有了一点意见，就抢急捉笔，将来材料增加了，再来修补，陆续增加，就陆续的补订；那除非是作者本无中心意见，或者只是编排材料，不须严密组织的文章则可。若是须要严密组织的论着，就一定要将所有材料尽可能的搜集齐全始能动笔。”而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的做到“竭泽而渔”的程度。
关于写作实践问题，严耕望指出：“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言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据我所了解，一个人在35岁以前，至迟40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学术研究中的写作实践与艺术研究中的创作实践具有同等的价值作用。没有作品的画家是空头的画家，偶尔动笔的画家是业余画家，将绘画实践作为生命的需要才是真正的画家。同样，没有论着的“学者”是空头的学者，有时可能还是“伪学者”，偶尔动笔的学者是“准学者”。只有将写作当作自己的职业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而无论是对学术研究或艺术创作来说，勤能补拙则绝非空话。
在谈到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时，严耕望写到：“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他自述从幼年至晚年无一日不读书，不参加任何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参加，他认为这种活动或会议往往“所得不尝所失”。他更不沾惹行政。在他中年生活极度困难时（一家四五口往往只有一碗青菜佐餐），钱穆托人约他赴香港新亚学院任教，然严耕望却以“自觉学业基础尚未巩固”而婉言谢绝。他说：“一个人的心力时光分散到多方面，各方面的成果也势必都大打折扣。心力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必愈大，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学术人。我个人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但已尽可能向往此途，名利无大兴趣，权位尤不敢沾……所以为了内在志趣的稳定，外在压力、诱惑力的抵抗，不能不在定力方面下修养功夫，达到老僧入定，不为名利权位等任何冲击所动摇！”
严耕望认为：“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是一项好的进展，但我希望这是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项发展，而不是交替（替换）。所谓发展是在传统方法上再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交替是放弃传统方法，而过分重视从社会科学理论去作解释。我现在仍坚持此项意见，应不可易。”艺术史学研究亦当如此。依照严耕望之说而推论之，历史学、考古学及其他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无疑对艺术史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在学术规范方面，亦为艺术史研究的规范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参考系。而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对艺术史研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艺术史研究中的新材料的使用往往即建立在考古发现成果的基础之上。但是，一切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成果，终不能替代艺术史自身的研究特征和研究价值。不同的人文社会学科在学术规范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在研究方向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