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金铎在《封建主义及其当代影响》一书中指出：“封建的依附关系使人丧失了独立性。因此不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人没有独立性，怎么可能有个人的创造性呢？马克思常常讲到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封建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特征。这种依附关系使人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格特征。”
依附性的人的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缺乏独立性，其行为特点趋于盲从。在价值观上重视人际关系而轻视个人的创造力。他们或是有智慧的人，但却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人。这种人有很强的自卑感。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和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主人的附属品。”其精神状态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阿Q，见了权贵“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具有依属性人格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由思考的能力，他们只能随着主人或别人的意志和思想去进行思考，因此往往人云亦云，很难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更不要说有自己的创造性的思想。”这种人还有着强烈的等级感和亲疏观念，因而他们的情感世界也是扭曲的、非人性化的。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带有极强的势利性和媚上欺下的特征，其人生目的始终与权力和金钱紧密相联。章太炎早就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其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昌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种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这亦正如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吉林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所说：“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着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言。”姜德志的话说的不错，但最后一句所说的现象却并不仅仅是“谬言”，严格地说这句话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它描述的是封建文化和社会机制造成的一种客观存在。
姬金铎指出：“如果说封建性的依附关系使人形成了依附性格，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则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强化了人的这种性格，以使人们更适合于封建专制的统治。这就是依附性人格进一步演化成为被统治型人格。第一，专制制度运用各种教化手段强化对依附性人格的塑造。第二，专制制度运用法律手段惩罚具有独立性格的人，运用宣传手段奖励具有依附性格的人。第三，封建的大一统观念。只允许一种学派存在，或使一种学派凌驾于所有学派之上，都会僵化人们的头脑，窒息人们的创造性。”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因而压抑了人的创造性，扼制了精神、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像陈寅恪所说的那种自由的意志（思想），独立的精神是很难形成的，即使有了也很难存在下去，不是被监禁砍头，就是郁郁不得志，才能不得施展，赉志而殁。”
张岱年曾指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于秦朝，秦朝统一了六国，但为时不久，即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冲击之下迅速灭亡了。汉代一方面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一方面也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即所谓汉承秦制。以后，经过魏晋、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不断加强，愈演愈烈。汉唐时代，丞相面君，还是三公坐论，到宋代变为立谈，到了清代，演变而为跪奏了。宰相的地位逐渐降低，一般知识分子，虽居于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就更难保持独立的人格了。君主专制的政权在文化学术方面采取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秦代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二世而亡。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儒学独尊的局面一直维持了二千多年。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唐代以诗赋取士，宋代以经义取士，到明代改为以八股取士，专重空虚的形式，不重实际的学问。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之下，读书人不从事于真正的学术研究，更谈不到思想的创新了。八股取士实际上是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手段。”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精英其命运大都坎坷，明代诗人、书画家徐文长（1521-1593）即是一个典型例证。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云：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山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乃是推动人的发展，这即所谓“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的逐步实现。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文化的发展无疑有赖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人格健全。在当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早已被推翻，以人为本和民主与法治的观念也逐步得到普及。但是，封建主义思想和传统依然存在，它们往往成为遏制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理念，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来说，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岱年指出：“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虽然复杂错综，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社会的旧习与工业建设的要求的矛盾，二是官僚政治的遗风与民主法制的矛盾……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官僚政治，更养成了若干根深蒂固的腐败作风，诸如独断专行、以权谋私、因情枉法、特权思想等等。中国向来缺乏民主传统，法制又不健全，这确实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不能不是今天的一项严肃的任务了。”“有些观念，如民主、自由，中国过去虽有萌芽，但在西方已经发展到典型形态；有些观念，如人权，中国传统本来缺乏，西方却已比较成熟，其中的合理因素都是必须努力结合我们的国情加以吸收的。”“历史经验证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是扼制文化发展的严重阻力。西方近代文化的蓬勃发展，正是以思想自由为主要契机的。”
有学者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很多，民主和法制的传统很少。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虽然也有民主之说，但其含义却与真正的民主精神相悖。民主一词，在中国的古籍中早已出现。它的传统意义是：民之主、为民作主。子民都盼望好君主、好清官为民作主。这种中国式的民主思想和它宣扬的清官观念，所体现的精神是人治、官本位制；它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产物，它与科学的民主精神是水火不容的。这种民主观念，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集中表现，是建国以来的家长制现象的直接思想来源，它为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这种观念的产生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认为，一切轻视人、蔑视人、奴化人的观念、行为及体制，不仅阻碍着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同时也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文化艺术的创新，首先应是个人的人格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念的确立，而其根本则有赖于体制的创新。
姬金铎所着《封建主义及其当代影响》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及国内外有关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研究成果作了简略概述，对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体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一定探讨，并对封建主义和官僚体制在当代的影响作了初步分析，这为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当前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中所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以及以科学和理性来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六读民族学论着札记
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它有广狭二意：广义的民族概念泛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或作为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或作为一个区域内的所有民族的统称（如美洲民族、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狭义的民族概念专指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它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西方社会。20世纪初，民族学由西方传人中国。百年以来，中国的民族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以至直到现在，我国的民族学界对民族学的定义、对象、内容、方法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因而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同样，对于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首先应当是对其基本理论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因为不先对一般性问题作比较充分的讨论，对它的基本原理的讨论就难有一致的观点，很难有共同的语言，很难一贯地深入展开下去。”
本文主要依据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周光大着《民族学概论》、杨群着《民族学概论》为参考文献，将这些着作中有关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民族学的定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学研究的任务、种族与民族、文化与民族、社会形态与民族，以及国家与民族等问题的各种阐释作一个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基本原理作一简要概述。
（一）民族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林耀华指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周光大指出：“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简言之，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杨群指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现代民族，而且还应包括那些尚未进入民族阶段的一切现存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部族、部落、胞族和氏族等民族共同体。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正确答案，只能是处于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人们共同体。”
上述各论其基本概念大体一致，略有差异的是，林耀华和周光大都提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问题，杨群对此无表述。周光大和杨群都使用了“人们共同体”的表述概念，杨群还将这一概念看作是民族学研究对象的主体，并指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解释，不能简单地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来解释。他指出：“民族学一词中的民族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指我们汉语中习惯用法上所讲的广义的民族，它的真正科学含义正是民族共同体。”“它的研究对象，从原始游群、血缘家族起，到氏族、部落、部族，直到民族。”由此看来，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必然是以民族为主体的，而所谓民族的概念也应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即人们共同体，它至少包涵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横向的人类现存的各个民族，即现代民族；另一方面是纵向的，即人类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各个民族。总之，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以民族（包括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将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即人们共同体来进行全面研究，其中包括民族过程以及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它是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二）民族学的定义
关于民族学的定义，林耀华指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周光大指出：“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杨群指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
当我们对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有个基本的了解之后，民族学的定义实质上也就包涵其中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所有民族共同体的人文社会科学。
（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林耀华指出，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用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方法，以及利用包括文字史料在内的各种资料来研究世界上各类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周光大指出，民族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民族学的基础研究；二是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三是民族学的开发性研究。而实地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杨群指出：“民族学首先要通过对现存的某一具体民族、部落或民族的民族文化研究，来划分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学文化层，即进行民族相的研究，然后从理论高度，概括揭示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学文化，并进而与其他有关的民族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以达到最终总结出一般的科学结论的目的。”“年代学方法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入门的钥匙。”
对于民族学研究方法问题，杨群提出了“民族学文化层”和“民族相”等概念，同时他特别强调民族学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应用，这实质上是对民族学研究提出了一种科学的范式要求。民族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必须依赖于科学的方法如年代学方法等，才能准确地把握民族过程，才能准确的解读不同民族过程中的不同的民族特征。大体看来，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以及包括文献资料在内的各种材料来研究各类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而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而言，对于现存民族的研究离不开田野工作；对于古代民族的研究则更多的依赖于考古和文献资料；对于原始民族的研究则更侧重于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四）民族学研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