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艺术文化史论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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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读书札记与序跋(11)

今之西安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青砖城墙,城楼巍峨,城内有钟楼、鼓楼、寺观、庙宇、府邸、民宅等,亦为明清以来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历史名城。近世以来,西安古城墙及塔庙、寺观、楼阁遗迹遗存倍受保护,实可庆可贺也,然真实反映明清以来西安庶民实际生活之老民宅、老房子,却在种种名义之下被拆迁、被破坏。随着经济迅猛的发展,这种历史文化遗存的消亡其程度愈加深广,其速度亦愈加惊人。经济与文化如若不能共同发展,这种社会发展之形态将是不完善的。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正确对待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关系,这是涉及到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也是对西部人的一个考验。特别是对西部各个层次的决策人的素质的考验。毫不客气地说,在西北,许多基层决策人的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对文化资源的价值也应有个起码的认识,有了基本的认识,才能谈到保护。先进文化的代表总不能是一句空话。任何发达国家或地区对自身的历史遗存都是倍加珍惜的,古都西安的诸多老房子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物化见证,是西北民族文化的聚集点之一,它也是我们民族传统精神和道德观念的载体之一。老房子和老民宅的消亡是古都风采的消亡,是民族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消亡。每个有良知的公民都会对这种现实感到无奈而痛心不已!张温桥先生自十余年前起,即拿起了手中的像机,他以他自己的敏锐观察,记录了下了一幅幅西安古城的民居旧影。他有着良好的艺术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他的作品可以带你回到一个被遗忘的境界中去,其作品渗透着一种幽远静穆的意境,这也正是他个性情怀的展现。他所拍摄的许多民居民宅如今已杳无踪影,然而民俗的生活和历史的旧影却一一留在了他的黑白世界中。在这十余年的摄影生涯中,张温桥先生没有多余的钱财,更没有可以利用的权利资源,能够支撑他走下这艰苦的艺术之路,完全都是依赖着他的精神意志和良知良心。这种品格的生成除了他自身的素质外,年轻时代作为地质队员的生活经历亦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曾在深山旷野中生活了七八个年头,那段时光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的韧性。加深了他对故土的热恋之情。

《西安老房子》所汇集的近百幅摄影作品皆是张温桥先生多年的心血结晶,这也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我相信这本图集必然会引起读者对故土、家园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深层思考。在该图集出版前夕,张温桥先生拿来样稿与我观赏,有感于斯。是以为序。

(三)《赵世钧书画作品集》序

赵世钧先生,字佩弦,1931年出生于陕南宁强世家。边城宁强西领蜀地,北横秦岭,南为秦蜀之交的大巴山地。山重水绕,屈指数来,先生已在山谷溪水间度过了70余个春秋。然先生长居山城,不求闻达,唯其丹青翰墨可流芳永年!

先生自少时曾从陈翰青、叶访樵、白日煦、郭登岑诸前贤游。依中国特有的师徒传授之艺术教育方式,承袭国学之菁华,熔铸精神之境界,于其故里朝暮耕耘。汉水源头山水民风牵绕着先生的情怀,祖辈的辉煌和他的故土情结,使他不愿走出秦岭山关,乡村的草木寄托着他的宁静、欢乐和不可忘却的回忆。白云出岫、山溪待渡、幽谷藏兰、渔舟唱晚,天人合一的故里自然,构成了先生取之不尽的艺术灵感之源,亦孕育了他淡泊淳朴的襟怀。

先生书画不浮不躁,不复古亦不荒诞,不张扬亦不纤弱,清新自然,有文人底蕴,有笔墨意象,有创造风采,在当今秦蜀艺苑中独秀一枝。我与先生尚无面洽之缘,然拜读其画,可知其人矣,因友人所嘱为其画集序如上。

(四)《樊道成山水写生集》序

樊道成,河南沁阳人,1937年出生。1955年毕业于陕西省立汉中一中初中部,同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1958年他的作品《花卉》人选全国第三届版画展。1962年樊道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65年他的两件作品《春暖花开》和《山区春耕》人选全国第五届版画展。自1962年大学毕业后,他便自愿来到陕南安康工作,先后在安康县文化馆和安康师范专科学校等单位担任美术专职干部和教授等。1994年至2001年被聘为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兼职教师,并担任水墨山水画的教学工作。自1977年至今,樊道成先生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沿着红军在陕南走过的路,爬山涉水,以水墨画的形式描绘着长征沿途和革命遗址的旧貌新颜。他这样默默地耕耘了近30年,写生画稿已逾千幅,红军的足迹引导着他走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岁月,“图像证史”成为他生命存在的全部价值,而红军在陕南的革命历史亦构成了他的作品的永恒主题。

陕南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区域之一。自1932年起,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都曾在秦巴山区和汉江两岸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1932年10月,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鄂豫陕3省。11月11日进入陕南商洛地区,后又经过关中,于12月初到达汉中地区小河口神仙村,准备在北濒汉水,南倚巴山的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县建立革命根据地。然而,由于陕南连年灾荒,给养困难,此时又获悉四川军阀混战方酣,川北防务空虚,而且地势和物产条件均优于陕南,遂决定南渡汉江,进军川北,建立以川北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城固地区相继出动,翻越大巴山,取捷径向川北进军,先头部队经两天急行军于18日进入四川通江县境。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红四方面军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和广大地区,并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秋,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三军于9月底退出洪湖根据地,转向襄北大洪山区。10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改向湘鄂边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在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等人的率领下。万余名红三军战士从湖北随县经河南进入陕南商洛、安康地区。其后到达黔东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三军战略转移的过程中,途经陕南虽仅20余天,但却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和悲壮凄婉的历史片断。

1932年10月,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集中十多个师的兵力,继续对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妄图彻底消灭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了扭转根据地的危机局面,于11月29日在黄安檀树岗召开会议,决定重建红军第二十五军,作为坚持军事斗争的骨干力量。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组成,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全军7000余人。1934年春,红二十五军在皖西与红二十八军会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9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改编,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为冲破国民党的围攻,从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沿途战胜敌人的堵截和追击,于12月进入陕南商洛地区。1935年1月至7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河、九间房、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役,歼敌两个多旅,一度攻占镇安、宁陕、佛坪、洛南4座县城,开辟了鄂陕边游击根据地。1934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长安以南丰峪口出发,继续西征,经后畛子、太白山、双石铺、两当、天水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转移。

红二十五军离陕西征后,根据鄂豫陕省委的指示,郑位三、陈先瑞等人将原鄂陕、豫陕两方面发展的10路游击队合并改编为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同时改组鄂陕、豫陕两工委为陕南特委,郑位三任书记,继续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红七十四师从1935年7月至1936年9月,先后粉碎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围攻,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斗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红七十四师和陕南游击队第二纵队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分别改名为陕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1937年陕南抗日联军奉令北上,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近30年来,樊道成的艺术创作完全是围绕着上述红军在陕南活动的路线展开的。他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几乎走遍了红军在陕南所走过的路,不仅如此,他还沿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路线,赴陕北和甘青一带考察、写生。红军的历史成为他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红军在陕南所战斗过的每个战场,红军在陕南所走过的每条道路,红军在陕南所居住过的每个旧址,都成为樊道成笔下所描绘的对象。他的千余幅水墨写生画作,以图像的形式构成了红军在陕南的行程脉络,他的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蕴涵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樊道成的作品风格是写实的,他认为只有用写实的手法才能再现历史的真实。他的写实手法往往还包涵着自然主义的因素。这种质朴的绘画风格不仅是他的人格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他所追求的艺术形式与内容相互和谐的审美理想的必然表现。樊道成在写实风格的整体框架下,亦追求着笔墨趣味的不同变化。他的作品有泼墨式,有浅绛式,有积墨法,也有无法之法……取法自然,抒写情感,是他的一贯追求。在当代艺术朝夕变迁的时尚潮流中,樊道成的作品却愈发凸显了他的艺术风格的独到特质。

樊道成先生对艺术的追求是执着的,为此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写生和考察几乎全都是自费的,由此他也几乎用完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他所追求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与商品经济没有任何缘分,因而他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考察与写生活动常常还潜伏着生命的危机。他经常是孤独一人翻越荒无人烟的深山大川,艰难困苦时时伴随着他的行程。1984年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候,他来到洋县华阳区,区委全保禄书记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让通讯员在新修的木楼上开了一间房子,送来新的火盆、火钳和木炭。在这个让他感动的夜晚,一氧化碳却威胁着他的生命。当他感觉身体不适之时,他艰难地爬到了房门口,打开房门在寒风中静躺了多时,才逐渐清醒过来。次日晨,全书记请来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黄仕儒为他作向导,他们便又向深山走去,去踏访当年红军战斗过的石塔河战场和苏维埃政府的旧址。

自1983年以来,中共安康地委、安康军分区司令部和中共旬阳县委曾多次为樊道成先生举办过红军长征路上写生画展,诸多新闻媒体也都曾报道和介绍过他的画作,许多人都是通过看到樊道成的作品后,从而才逐步了解到红军在陕南的悲壮历史的。然而也有人问樊道成:“你画红军长征题材的画,能挣多少钱?”樊道成答到:“不挣钱,是赔钱的。”问者说:“赔钱的事情没人干。”樊道成答曰:“有人干!”

(五)《李多木画集》序

时代的发展加速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人们呼唤着一个自然与纯净的蓝天。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潮起潮落中,真正的艺术越发显示出了它应有的价值。它像沙漠中流淌的甘泉,像乌云消散后的霞光,成为人们精神的渴望。人们开始寻根,寻找那失落的东西。在回顾自己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中,人们发现了东方哲学和东方艺术永恒与神秘的魅力。仿佛我们的先知们早就为今天的社会病和精神危机开好了医治的良方。中国传统艺术的和而不同的美学思想,正可慰藉现代社会人们浮躁、迷茫和空虚的灵魂,可以在“推陈出新”的不断发展中,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精神生活的需求。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精神文明一种需求的关照,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应该成为异化的工具的人本因素所决定的必然结果。这也许就像有着形象性和人情味的中国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延续不断,中国花鸟画在虚构的空间中依然具有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现象一样,东方中国人对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一贯追求,反映着人类共同的一种理想。

李多木在当今长安花鸟画坛中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画家。1941年他出生于川南沱江之畔资中县的一个书香世家。1962年毕业于泸州专科学校,巴山蜀水的大自然灵气和诗书翰墨的家庭氛围,孕育出他那钟情艺术的灵魂和涉事笔墨的创造欲。他青年时代即从传统入手,遍临历代名家,并注重素描和色彩的训练,特别是在白描写生和工笔花鸟画方面做了极大的投入,奠定了自己艺术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多年以来,李多木将艺术作为自我人生的第一要旨。他主张“诗情画意、画贵有我”,奉行“多看、多想、多读书、多比较”的治学态度。无论是在陕南生活中环境如何艰苦,或是20余年来在西安工作又是多么繁忙,他从来也未离开过笔墨生活。坚定的信念和勤奋地实践,使他的作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

李多木是一位心境平和、正直坦率的艺术家。他的花鸟画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他将巴山蜀水的灵秀风情与长安画派的犷放笔墨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追求传统与时代、自然与艺术、流派与个性的和谐过程中,达到了一个妙趣天成的境地。他的作品既有写生、写实的造型功力,又有写意、迁想的浪漫神采,形成了造型生动、色彩丰富、墨韵华滋、意境隽永的艺术风格。其作品既有风花雪月的清纯,又有浓艳富贵的热烈;精微之处写真传神,潇洒之间恣肆无羁;气韵生动乃是一以贯之。

读李多木的花鸟画,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独到的观察和领悟,他的作品散发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洋溢着祥和、静穆、雅致的东方式的审美情调。他的作品给花鸟世界注入了人格与精神的生命力,是歌颂自然、歌颂生活的诗篇,是花鸟世界的礼赞。

我们为李多木在艺术中取得的成就而庆贺,我们为长安画坛有李多木这样的人品和画品而感到欣慰。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李多木画集》之际,应多木先生之嘱,序如上。

(六)《黄长旭古榕写生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