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着《形而上下：艺术实验与美术学研究》一书于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我自1978年以来所作之艺术学论文20篇、艺术实验作品160余件。论文涉及史前美术、民族美术、佛教美术、丝绸之路美术、民间艺术、书法艺术、西部文艺及人文生态等内容，作品包括素描、水彩、油画、水墨画、版画、综合绘画、设计、装置及书法等类型，反映了我在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和阶段性的基本状况。
将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进行同步研究，是我多年来追求的一种治学方式。在艺术理论研究中，我力求以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并注重对学术规范的掌握与运用；在艺术实践中则着力于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方式，并注重个性化风格的表现。由此，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去探索艺术的本质，揭示艺术的真谛。然而，这种研究方式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它需要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转换，需要理性与感性的和谐调适。同时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辩证地把握形而上下的关系，并将“知行合一”作为艺术研究的至上境界。这种种命题对于我来说，实质上都是永无止境的难题。虽然如此，无论从自身的观念、时间和知识结构等状况来看，各种条件都不允许我有更多的可能去选择其他研究途径。而对艺术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涵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我却是深信不疑。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自从1978年春我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后，光阴荏苒，至今已过去了近30年，在此期间，我先后在西安美术学院、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西北大学和广东汕头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院校度过了漫长的学习、研究和教学生活。而在我的专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曾有幸得到诸多专家和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对此，即便开列出一个很长的致谢名单，也都不能囊括曾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师友。仅就此书出版一事来说，我必然要首先要向王富仁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王富仁教授的支持和鼓励，我是无法完成此书的编写工作的。
（三）题《中国书法经典百品》
我所编着《中国书法经典百品》一书于1998年12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刘炳森先生和日本着名书法家东南光先生题签，茹桂教授作序，篆刻家魏杰为该书治印12方。书中收录了从甲骨、钟鼎文字到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图像资料，包括竹简、木牍、经卷、铜镜、钱币、砖铭、信札以及民间契约字据等160余件。
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其艺术精华浩如烟海，昭示着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研究和弘扬中国书法艺术，对于民族文化艺术的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书法是中国美学的基础，给中国艺术的各门类提供了基本的精神体系。
中国书法经典应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然中国书法文化背景驳杂、书体多样、风格纷呈，经典概念随时序而变迁。本书所选之160余幅作品，力求突破前人对中国书法经典的堕性思维模式。强调所谓艺术经典的含义，这种“经典”亦应当包涵着今人之审美价值取向，故而在编选的过程中着重突出了书法艺术本质特性，重视书法艺术的表现性特征。同时亦对传统书法中的文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批评，其基本观点体现在该书附录《中国书法文化略论》一文中。
该书编撰从史前之“刻划符号”而及近代书作，虽是一图一文，仅选百余幅，但正、草、隶、篆各体具呈，碑帖交映，严谨与旷放之不同流派并存，试图为体现中国书法艺术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参照系。
此外。本书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了几点个人看法。西域书法、敦煌书法和民间书法虽然不是本书的研究专题，但迄今为止，国内外所出版的涉及书法史的着作中，均对此类书法重视不够，本书则选取此类书法多件加以品评，力图给予它们应有的学术地位；由推崇西域书法《李柏文书》而引深提出“南王（羲之）北李（柏）”之说；提出了王献之“地黄汤帖”或为日本空海摹本的假说；肯定了索靖《出师颂》为晋人法书隋人摹本，而非一般书法史中所谓“隋人书”之论；本书首次发表了一些书法墨迹，如唐法藏尺牍、民间地契卷和沈尹默信札等；对书法史中如武则天“飞白书”、吴说“游丝书”、陈献章“茅笔书”和“西夏文字”等特殊现象进行了客观评述，由此以求对当代书法的形式拓展提供一些创造性的启示。凡此种种，仅为个人尚不成熟的观点而已。然囿于本书之体例，诸多问题未能展开讨论；又因本书容量有限，所选作品实有苍海一粟，挂一漏万之惑。
茹桂教授在该书序文中指出：该书“品目的多样与品次的不凡，自然不仅为书法艺术研究扩展了空间，也为书法艺术的欣赏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书法欣赏实际上是一种品味，是审美感情主导之下的一种愉悦的精神活动。我们面对着这些书法作品，心与物在想象中往复周旋，从那形的体势动态和线的飞舞流转以及灵气往来的虚实相间中，领略到篆书古雅朴厚的静穆美、隶书沉稳雄放的劲健美、楷书端庄典丽的从容美、行书遒媚圆通的流动美以及草书奔逸绝尘的狂放美，加上着者特意列出的珍品；魏碑强悍的野性美，砖刻文字天然的雅态美和契约具书的质憨美……美的这些不同的品类和形态，使我们视野扩展、胸襟宽快、浮躁涤消而获得一种自足的雅静，一种毫无挂碍的精神大愉悦，从而激起我们的人生想象。这固然由于书法本身浑厚坚实的文化背景与抽象的精神发挥的艺术魅力，也是与作者的劳作分不开的。正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锐敏的开新意识，才使我们得以品尝到这特殊的审美内省体验。”茹桂教授所言实为对我之勉励与鞭策。
（四）《孔子》译后记
日本着名作家井上靖1907年出生于北海道旭川，1991年去逝，终年84岁。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1976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他曾就读于京都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记者、编辑十余年。1949年，他以短篇小说《猎枪》和中篇小说《斗牛》名噪文坛，后者获1949年下半届芥川文学奖。1951年他辞去报社书籍部副部长职务，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他出版过5本诗集，写过剧本、电视脚本、美术评论等，但主要成就是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新潮社出版了他的小说全集32卷。井上靖的小说对日本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掊击，有它独特的认识价值。《斗牛》、《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年）和《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1年）是他前期的力作。此后，井上靖把自己的眼光和笔触，从描写过去转而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写下了像《城堡》（1964年）、《夜声》（1968年）等具有鲜明现实感的佳作。在此期间，他还继续着历史题材的创作。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多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其中尤以《天平之瓮》（1957年）、《楼兰》（1958年）、《苍狼》（1959年）、《敦煌》（1959年）和《孔子》（1987-1989年）等最具盛名，不少作品还被搬上银幕。
井上靖所着《孔子》一书，最早发表于文学杂志《新潮》，从1987年夏至1989年春，在《新潮》杂志连载21回。1989年9月由新潮社结集出版。从1981年到1988年，井上靖为撰写该书，曾先后6次赴山东、河南一带考察，写作准备时间达数年之久，这部书堪称是他晚年的经典之作。1991年至1992年我与林音等人合作完成了该书的中文译本，着名学者张岂之教授阅读了译稿并赐序，日本书法家东南光教授为译本题写了书名，1992年8月该译本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孔子》一书以历史小说的笔法描写了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聚徒讲学、传播文化的人生经历及其忠恕之道、天命仁学的思想体系。从春秋到战国，自孔子至韩非，子学思想家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儒、墨、道、法等诸多学术派别，各自建构其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人、社会和自然，进行百家争鸣。其中对人的研究，涉及一系列哲学上的重大课题，诸如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自我完善和人的活动、人的自由等等问题，对中国古代思想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儒家创始人便是生活于春秋末年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孔子在当时急剧的社会变革时代，开私人办学之风，从而使教育获得了相对独立和发展。如果没有教育的相对独立和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伟大功绩，是他搜集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献，并以此教授学生，这对保存和传播古代思想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关于人的重大哲学命题，并从理论上对人的价值和人的自我完善进行了探讨，这表现在他以“仁”为基本范畴的仁学思想上。这是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首创功绩和卓越贡献。
张岂之教授在《孔子》一书序言中写到：“林音、李青、雨辰、王小蒙翻译了井上靖的《孔子》，用了很多的功力。这是一本翻译难度较大的书。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并不是浅显地描述孔子一生的经历，而是要透过孔子的活动写出他的深邃的人生见解，表述孔子关于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因而译者不仅要有日语的修养，而且要具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知识。总起来说，这本书还是译得非常认真的……《孔子》历史小说的作者井上靖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而且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地对孔子思想进行反思，从而变成了他自己的哲理，他对孔子智慧的体验。因此，读者们从《孔子》这本书里不但看到孔子的形，而且看到孔子的神（指思想实质）；不仅如此，读者还从这本书里看到作者井上靖对孔子思想的体验，而这些体验曾经给他以智慧和勇气，使他能够有毅力去克服困难和挫折，使他真正感受到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幸福和艰难。在《孔子》这本书中有不少长篇议论，聪明的读者们会从这些议论中感受到井上靖心灵的跳动，感受到孔子思想的冲击力。”
古今中外研究孔子的着作已达3000种以上，其中经典、优秀着作可谓“汗牛充栋”。那么，井上靖先生又是如何以文学的形式来描述和解读孔子的思想呢？我们可以从《孔子》一书的某些篇章中体会到他的独到之处，现依据我们所作的中文译本，择录十余条文字列述如下。
1．孔子认为要将乱世纳入秩序，就必须端正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于是提出了信”与“仁”之类的问题。人们不应说谎。言出必信，必须是真实的。这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所应共同遵守的约束和默契。人类只有互相信任，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人们必须互相信任对方所说的话。所以，“人”字和“言”字构成了“信”字。“仁”字，是在人的偏旁加上“二”。或是父子，或是主仆，或是旅行在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两人之间就存在着两人都必须遵守的所谓规约。这即是“仁”。如果用别的词来表达，即“体谅”之意，即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对方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仁”字创造于殷代。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为：若不行“仁”，即使学习“礼”、“乐”，也没有用处，起不了作用。这句话格调高逸，凛然的气魄溢于字里行间。孔子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句大意是：志士（以仁为志）、仁人（以“仁”为生活的信条）宁舍生命，并不丢弃“仁”，为行“仁”之道随时准备奉献一切。此处“仁”的含义与我们所行的“体谅、关心”之“仁”大相径庭。它关系到死与生的问题，志士、仁人为“仁”而生，也可为“仁”坚决地献出生命。这种凛然、峻严的精神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远非我们平常认知的“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