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在校学习的内容与“黄埔时期”各期学生学习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学习军事技术及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具体开设课程有军事知识、战术训练、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原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农民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第三期学生于1926年1月毕业后，大多数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职，也有不少献身于地方工农运动，或派入北方军阀统治区在敌军内部从事地下活动。李大中毕业后被留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历任入伍生见习排长、连长、第六期少校区队长等。此时他年仅20岁左右。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起担任国民革命军中央教导团第二师中校营团长等职务。
1929年李大中与张秀文结婚。张秀文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止庄乡止庄村（原属山东省辖）的一个中医世家中，婚后即随李大中所在部队居住在安徽蚌埠。1930年8月21日我父亲李道纲即在蚌埠出生。在我的书桌前长期陈放着两张发黄的旧照片，一张是祖父李大中身着戎装的旧照；另一张是祖母张秀文身着旗袍怀抱刚满周岁的我父亲李道纲的旧照。这两张照片均摄于1931年。照片虽已陈旧发黄，却依然呈现着宁静而温馨的神韵。然而，这种平静的时光却非常短暂，在拍摄这两张照片时，也许谁都没有想到，一场民族的灾难和家庭的悲剧即将到来。
（二）抗战时期的李大中
1936年，李大中随第八军驻守江西省庐山角下鄱阳湖畔的星子县。第八军军长为黄埔一期生山东籍李玉堂，祖父此时在第八军第三师任职。我祖母和我父亲亦随军居住在星子县，父亲李道纲即在星子县上小学。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12月13日南京沦陷。此后，日军“华中派遣军”及海军军令部于1938年6月18日同时向波田支队及“中国方面舰队”下达了溯江西进，攻占马当、湖口及九江的决定。7月初，日军占领马当、湖口后，冈村宁次于7月19日下达了进攻九江的命令。九江战斗打响之后，祖父李大中随第八军第三师参加了九江保卫战，守备姑塘至硖矶沿湖岸之线。7月23日夜半，日军开始从姑塘滩头登陆，拂晓后，日军飞机又飞临上空，猛烈轰炸守军驻地，据守滩头的中国军队全部壮烈牺牲。23日午，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进行了作战部署。中国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然至24日午后，日军主力已全部登陆，中国军队死伤惨重。26日晨，九江失守。在九江战斗中，祖父随第三师主要在鸦雀山、崔家垅、相公庙一带与日军作战；随后还参加了沙河及星子战斗。
九江等地失守后，星子县即成为前线阵地。由于星子县靠近鄱阳湖入口处，系鄱阳湖沿岸仅次于湖口的要冲，不仅是进入汉口的重要通道，而且是控制鄱阳湖战区的主要基地。因此，在1938年8月初，日军第一0一师团在海军一部兵力配合下进攻星子县，8月20日日军由海会出发，海军舰艇由鞋山出发，分别从陆上、水上向星子攻击前进，在海军航空兵的支援下，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日军于当晚迫近至星子郊区，海军陆战队也同时登陆。又经过一夜的激战，守军于21日西撤，星子县失守。此后，祖父继续随第八军参加武汉外围战之南浔路正面战斗和瑞武公路方面的战斗，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许多阵地失而复得数次，第八军在覆盖山等地与日军进行了血战，官兵伤亡惨重。此时，我祖母和我父亲则被临时安置在湖北宜昌居住。
在星子县时期。我父亲年仅六七岁，许多往事早已遗忘，如今他仅记得第一次看京戏的情景。大约在1937年夏，我祖父李大中赴庐山开会时（可能是听蒋介石所作“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之抗战讲话），携带我祖母和我父亲在庐山大礼堂观看了一场据说是梅兰芳主演的京戏，京戏的内容虽然早已被我父亲忘却。但此事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10月，我父亲在《庐山观戏》一文中回忆到：
1937年，我在江西省星子县上小学一年级。一天，我父亲李大中带我和我母亲上庐山看戏。但到了庐山大礼堂门口时，却被两个卫兵挡住了，理由好像是因为有重要人物在场，所以看戏的人不得携带家属。我父亲却不理睬他们这一套，便和卫兵发生了冲突，父亲甚至拔出了手枪，对着卫兵骂道：“老子是黄埔三期李大中！谁敢拦我，老子毙了他”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和母亲都被吓哭了。正在这时从门内出来一位军官，向父亲敬了礼，说：“对不起，李先生请进。”这样我便和父母进了大礼堂。此时大礼堂已经坐满了观众，演出马上就要开始。那位军官把我们一家三人安排在靠前的余留空位中，不一会演出就开始了。看着那华美的戏装和生动的表演，听着那喧天的锣鼓和宏亮的唱腔，对于从来没有看过戏的我来说。真是难以形容的惊喜。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继续南侵。1939年3月。日军占领南昌，并调集10万兵力，于9月从湖北、赣北、鄂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从而拉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中国军队则以16个军，约20万人的兵力，利用山岳江河组织防御。9月13日，日军两个师团自赣北发动进攻，被阻于献钟、修水地区。9月18日，湘北日军向新墙河北岸阵地攻击，激战5昼夜后，新墙河北岸阵地被突破。9月26日，日军强渡汩罗江，中国守军退至长沙东南地区。9月28日，日军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10月2日，中国守军发起反击。日军遭严重打击后，加之补给困难，已无力再进行新的军事进攻，于10月3日北撤。在这次会战中，李大中虽是军官，但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一个秋雨潇潇的傍晚，李大中被日军7发子弹打中腿部，士兵们连夜将他抬往后方，一路上血流不止，他靠着饮用泥潭中的雨水，保住了自己的生命。此后部队将他转至湖南晃县和芷江一带的后方医院进行治疗。这时我祖母和我父亲也来到了祖父的身边。此年，我姑姑李北萍在晃县出生。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李大中的腿伤基本痊愈，虽然未落下残疾，但7颗子弹仅取出了4颗，其余3颗子弹却永久留在了他的腿骨之中，一直伴随着他走到生命的尽头。
由于资料的缺乏，李大中负伤的详情，至今还不得而知。大约在1941年下半年，他的伤痊愈后即随第十军开赴长沙一带，参加了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在此期间，我祖母和我父亲及姑姑则留居晃县，父亲在晃县继续读小学。
1942年3月我祖母和我父亲等由晃县迁至祖父部队所在地衡山县，父亲即在衡山县义安（城关）镇上小学。1943年10月，李大中随第十军参加了常德会战。在此期间，正值抗日名将方先觉将军担任国民党第十军军长之时，由于李大中与方先觉均为黄埔三期生，因而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挚友关系。据我父亲回忆，自1942年至1944年间在衡山和衡阳一带居住时，他常常到方将军的官邸玩耍，方先觉的官邸所悬挂的徐悲鸿的一幅水墨奔马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岁月里，方先觉对我父亲及亲属关怀尤多，此不赘述。
1944年6月，衡阳会战打响，中国守军30余万人与日军第十一军展开了激战。李大中随第十军参加了战斗。5月27日，在日军全面攻击下，各守军次第败退。6月1日，日军攻占平江；6月6日，陷沅江；6月14日，占领浏阳；6月16日，陷宁乡；随即完成对长沙的两翼包围。6月19日，长沙失守。日军乘胜进逼军事重镇衡阳。国民党第十军将士在方先觉将军的率领下顽强抵抗，曾迫使日军两度停止攻击，但守军伤亡极为惨重。7月底，日军增调两个师团投入作战。8月6日，日军突破小西门，涌入市区，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巷战。自开战以后2万多人的第十军至此仅余千人，在弹尽援绝、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方先觉将军于8月7日下令投降。坚守了47天的衡阳最终宣告失守。
在衡阳战役期间，李大中是在外围作战还是最后突围出城，由于材料有限，故不得而知。据我父亲回忆，他们是随着祖父李大中的部队乘坐军车从衡阳至全州，再由全州经桂林到柳州，再由柳州经宜山至贵阳，后来由贵阳到达重庆。在这一路退却，一路激战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伤亡极为惨重。据记载，仅在桂林战役中，国民党阵亡将士就达5600余人，被俘万余人，许多师团以上将领战死沙场，以身殉国。我父亲李道纲当年14岁，一路上所见中国军民尸骨遍野，撤退的军车和民众拥挤在狭窄的公路上，车辆和人员不时掉入悬崖之中。其惨状至今记忆犹存。
1944年底，李大中携家眷随军来到重庆。在重庆期间，李大中曾在峨眉山中央军官训练团第三期战术研究班学习，我父亲则在重庆读书。1945年后，李大中携家眷随方先觉将军驻扎在陕西城固，我父亲即在城固私立博望中学读初中。1945年10月，我祖父李大中的同乡、黄埔一期生李仙洲将军所资办的国立二十二中学由安徽阜阳迁至陕西汉阴县蒲溪镇。这所中学主要招收抗战中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青年，以山东籍为主，学校不收学费，并管吃住。我祖父考虑到我父亲多年随军迁徙，居无定所，影响学业，旋请李仙洲将军帮助，将父亲安置在汉阴蒲溪国立二十二中学读书。
1945年底，李大中被派往山东，而我祖母和我父亲及姑姑则留在了陕南。李大中到山东后据说被任命为山东省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此时，他的黄埔同学王耀武将军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方先觉将军亦率第八十八师来到徐州和山东一带。或是出于同乡和同学之谊，李大中在山东的任职据说与王耀武和方先觉有直接关系。然而，谁能料到1945年底我祖父李大中与我祖母和我父亲及姑姑在陕南一别，竟成永诀！
（三）李大中的最后时光
1948年，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李大中自山东南下福建漳州。1949年由漳州来到广东，并在汕头登上“京苓”号轮船驶往台湾。
1947年秋，留在陕南的我姑姑李北萍因病去逝，年仅9岁。1948年之后，我祖母失去了与李大中的联系，生活极为清苦。我父亲李道纲高中毕业后于1949年12月考入陕南公学，并于次年被分配到陕西省安康地区从事行政工作。
李大中到台湾之后，他平生的几位挚友的命运也都发生了很大变故：李仙洲和王耀武在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李玉堂被蒋介石以“通共有据”的理由于1951年在台北处决；方先觉虽担任着台湾军方的职务，却再未受到重用，而衡阳战役被迫投敌一事亦屡遭掊击，据说他退役之后曾出家为僧……凡此种种。对祖父李大中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加之他多年征战，病魔缠身，在台湾时期再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过着清贫而寂寞的生活。
1966年7月27日凌晨2时，李大中将军病逝于台湾，享年58岁。他临终的时候，曾对亲友们说到：“不要忘了。在大陆我还有一个儿子。他如果能在我身边，那该多好呀。”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挥之不去的乡愁。我父亲记得，1945年底，我祖父李大中在陕南与他分手时曾对他说：“要学好本领才能为国效力，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我一定要送你出国留学。”然而，这一切都变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李大中生命的最后时刻，守候在他身边的抗战老人陈希尧将军不禁悲从中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烟消云散”四字。烟消云散，这是万般无奈的愁怅，这也是扼腕绝望的遗憾。于右任先生的《哀歌》或许正表达了无数个有家难归的游子乡愁：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附记］一个人的命运常常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一个家庭的命运又往往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我虽然从未见过我的祖父，然而在我的心灵中，他却占有重要的位置。1966年“文革”伊始，“革命风暴”迅速吹遍了祖国的每个角落，就连我幼年居住的那个边城也不例外。在一个寒冷的黎明中，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凄凄惨惨的哭声惊醒。造反派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让世界一片红”，疯狂地实施着将“牛鬼蛇神”统统赶回老家去的“革命行动”。我的祖母，这位被造反派称为“反动军阀家属”的老人亦成为被批斗和被驱赶的对象，哪来哪去，无庸申辩。这是一个离别的黎明，我祖母将要孤身一人千里迢迢从陕西回到阔别30多年的山东老家；这是离别时的哭声，我祖母和我的父母抱头大哭的哭声打破了这个黎明时的寂静。在这个黑色黎明时分，在我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使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苦痛，这一切破灭了我童年的梦，它成为我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然而，这仅仅是苦难的开端。在此后10年的岁月里，我的家庭和当时中国许多家庭一样都经历了种种非人道的迫害和可想而知的磨难。然陶潜有曰：“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即便是在文化浩劫的年代里，我的父亲仍然按照我祖父教育他的方式来教育着我，临写古人碑帖成为父亲要求我每日必做的功课。自1966年至1975年我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问，也正值“十年文革”之际。学业虽已荒废，然而我却临帖不辍，它成为我消磨无聊时光的最好游戏。我的读书与绘画的兴趣即肇始于摹写古人碑帖之时。我祖父可能没有想到，他教给我父亲的一个普通而传统的文化范式，竟然决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以往并未留意收集我祖父李大中的材料，即使在访台之时亦是如此。近读陈予欢先生之着作，又逢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有感而命笔，草成此文，以表对我祖父以及千千万万个阵亡的逝世的和活着的抗战将士的崇敬和缅怀之情。然而，由于我所掌握的材料极为有限，故本文缺乏翔实的细节和系统的编年，诸多环节或存疏漏，许多情况亦存疑惑。如此等等，尚有待日后补充修正为是。2005年9月于西安。